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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启政：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消费的文化经济学（上） 涉及关键词：消费 文化 经济学 政治经济 生产 学到 论文 中产（新）阶级做为社会机制 一、前言 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区分成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来看待，一向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分析和理解经济现象时典型的作法。首先，这显示的是，虽然经济活动经常是落实在个人身上，但却不是纯属个人，而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现象。其次，这样的社会互动涉及的，基本上是有关如何运用种种（自然与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做为存有体得以继续生存的种种现象。既然关涉的是种种资源的运用，而且，人又是一种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因此，如何透过工具的使用以进行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也
2、就是所谓的生产，production），自然就成为社会科学家们考虑的根本议题了。同时，既然生产是发生在人际间的一种互动现象，对生产品的分配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归属（特别是财产权）1，顺理成章地成为重要的问题，更是不能不予以特别关心的伦理性课题。最后，生产做为人与自然产生接触的社会机制性介体，基本上只是具备着手段的性质。对个别的个体人而言，消费着所生产的东西，毋宁地才是最具初基性的目的，尽管相对着其它具社会指针性质的概念范畴（如社会声望与地位），它可能被移位，而成为只是一种具手段性质的表征方式。譬如，一个人买了一辆朋驰的汽车，并不只是单纯用来代步而已，而是用来展现财富与身分地位。 贯穿整个经济活动
3、过程来看，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在时间序列上，基本上是相互扣联而连贯在一齐的。按理，三者理当等重，不能有所偏废的。然而，回顾实际体现在西方社会学论述当中的，它们却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关爱。很明显的，其所以如此，乃因论述产生时的时代背景不同，而整个社会的结构基调也因时因地有所改变的缘故吧！在此，就整个西方社会学的论述而言，若以1970年代中叶做为一个权宜分段点，那么，之前，以生产为主轴的论述一直是位居主流地位；而之后，以消费为重点的论述日益浮现，发展至今，且已蔚成论述经济社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有抢夺到整个论述主导权的势态2。情形若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不免会好奇地进一步追问其中可能有所相关
4、的社会机制到底为何？基本上，这是一个同时深具理论性和历史性意义的问题，而这正是下文中所要讨论的主旨。 二、何以是经济的 - 自然/劳动/生产三位一体之世界观的形成 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对自然一概念的理解，还不是以时间做为要素。Engels即曾指出，当时，自然根本未被视为会在历史上发展的东西，根本未被视为有历史的东西；大家都只考虑到它在空间中的延伸； . 自然的历史，正如行星的椭圆轨道那样在一切时期都一样有效(间接引自Baumer 1988:406;或参考Engels 1960: 185-186)。相对于此一思想传统，Darwin透过强调适者生存之竞争演化论的说法，把时间因素引进自然的概念之
5、中，这无疑地历史化了自然，并赋予它一个新的（即时间）向度。同时，既然斗争被视为自然的演化定律，过去的自然和谐论顺理成章地也就彻底被粉碎了。尤有进之的是，跟随着人类与其它动物之间具有演化性之源起关系的主张普遍被承认，人类的概念于是也必需纳入自然的秩序观当中，并且予于适当的安顿。 在此，必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Darwin 的演化观念里，人类是野蛮人的后裔，是求生斗争下的偶然产物，有着无法磨灭的低贱起源烙记。Darwin的总代理Huxley也一样的3，假定人类也是宇宙历程的一部份，乃从原始的黏质物演化出来；或者以更严格方式来说，他们是野兽的后代。然而，尽管人类是野兽的子孙，这却不等于命定人类是他们之
6、中的一个。毋宁的，人的荣耀乃在于他现在的状况，而不是他所源来的卑微祖先。准此立场，Huxley认为，因为人类懂得使用理性与语言，也发展出一套道德意识，他必需、也因而能够与宇宙历程搏斗，并且上升而居处其上(以上引自Baumer 1988:412-413) 。 准此论述的立场，于是乎，人类可以说是属于大自然(Nature)（特别用粗体字来表示）的一部份，而于其中，除了人类之外，尚包含种种无生命物质、植物与其它动物等等，我们何妨以一向人们惯用的（细体字）自然一词来总称此等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推演地说：基于人类所具有的种种天赋特质（譬如具有理智思考与运用工具的能力、必需摄食才能生存等等），
7、利用厚生是极其自然不过的事。特别，当我们把人类视为万物之灵，同时也视生存竞争是自然法则时，人类利用厚生来谋取生存与经营生命，更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人类如何利用厚生呢？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当中，Marx (1964) 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可以说是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富批判色彩。特别，其论述乃直接冲着替资产阶级护航之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 Ricardo）而来，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旗帜大张的时代里，根据他的看法予以说明和引申，对回顾整个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更是有着特殊的历史意涵。 简单说，在 Marx 的眼中，基本上，人乃是透过劳动 (labour) 与自然建立起首要的关系。其所
8、以如此，乃源于人类具有的基本生理结构特征使然的。首先，人必需摄食才能生存，而大自然正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之资源（包含水、空气与食物等等）的根本来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是一种懂得利用智力来创造技术、并善于使用工具以对大自然进行操控的动物。本质上，这即是经济的，而这正是落实于人类身上劳动所以产生、也是所以必要的根本要件。职是之故，既然人类首先必需透过劳动的形式才与自然建立起关系，而且，在绝大部份的状况之下，这又都是以工具的使用做为媒介，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也就透过以生产面相为轴线而勾勒出来的经济形式予以呈现。Marx(1964)即认为，只有从生产的面相来考察人类的社会
9、关系，才能掌握其原始的历史特质。长期下来，当讨论的议题涉及人类的经济活动、而特别指涉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主要的西方社会思想大多均以Marx此一命题为基点。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情形自然是如此，而当Weber(1958)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历史因果亲近性时，其所指涉而强调的，其实亦正是在于生产的面相。 论文叶启政：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消费的文化经济学（上）来自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所以透过使用工具的劳动形式来干预并转化自然的原始状态，其目的为的，无非是满足人类所具诸多之需求或需要的欲望4，并进而扩展这些欲望的有效范畴。显然的，倘若以这样的基本心理要求做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预设要件来看待
10、的话，这无疑地可以用以证成消费现象乃整个经济活动之终点这样的说法。情形是如此的话，我们于是就不免要追问：当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在讨论人类与自然之关系所以建立的社会本质时，何以在一开始就偏废消费面相，而把整个论述的中心定位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的起始点-生产面相上面呢？难道只是因为在时间序列上生产乃是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起始点的缘故吗？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以生产面相来定位整个经济活动，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历史意涵？这是我们不能不提问的问题。 三、生产面相被焦点化之伦理规范性5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做为主体的历史场景 就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劳动说可以看成是，资产阶级(bourgeois)成为历史主角之后，
11、衍续启蒙人本理性精神之一种具体的诠释形式，它赋予了启蒙此一概念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意涵。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这当然是反映着当时之资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属性6。换句话说，在资产阶级做为历史舞台上的第一主角的场景里，人之所以为人，也所以展现其所具的理性特质，乃因他（她）具有劳动的潜在能力，而且会以具体的形式来展现。更具体地说，使用技术与工具的劳动形式，乃人特有之理性特质的一种实作形式，而以私有财产制为本的生产形式则是这种劳动的社会实作最具体而微的表现方式。 针对具如此之理性意义的劳动生产的社会内涵，Marx的批判性见解，无疑地是极具代表性，而且，在思想上，甚至是与其所反对之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
12、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是有着一定的接续性的7。准此角度，其所彰显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更加是不容忽视的。在他的观念里，这样的劳动形式基本上乃确立了使用价值(use value)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纲领地位。同时，这样的价值观也被设定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所具关系的初基性质。换句话说，劳动为的是，透过物的生产，让自然对人所可能具有的使用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和贯彻；而使用价值指向的，则是满足人做为人类这样之种属存有体(species beings)的基本生理与心理需求(参看Marx,1964)。 既然以使用工具的劳动形式来进行生产，乃是确立人类与自然之间所具理性行动关系的初基特质，把使用价值供奉成为一切价值的最终指导
13、纲领，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的思想基本上是肯定人所具的生物特质是塑造人做为一种社会存有体之图像的基本要件8。十七世纪英国之Hobbes(1985)以自我维持(self-preservation)一概念来保证人类做为主体的生物人初基特质，在此因而获得更进一步的肯证。准此基准，一旦对人类和世界寄予强调平等、自由、自主与正义等等理念之人道主义的关怀时，把人存在的基础予以生物化这样的基本立场，很自然地就使得整个的焦点被安顿在生产关系能否确保使用价值不被异化(alineation)这么一个极具伦理意涵的基本要求上面了9。 为了充分地说明生产面相所以一开始就成为西方社会（经济）思想的焦点，在此，让我们再
14、用一些篇幅来讨论Marx 的论说。首先要指出的是，容或劳动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现象，生产关系的样态是怎么个样子，其实总是随着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否则，Marx对具市场导向、且尊重私有财产制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予以严厉谴责，就不会有意义了。而他希望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来取代，更是不会在历史上获得过那么多的人共鸣与支持的。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很明显的，我们就不能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不被异化的要求，探讨它所以可能被证成（或被扼杀）的社会性要件了。况且，以当前整个世界图像的基本样态来看，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模式是当前施及范围最为深远而广泛的优势体制形式，我们也就更加
15、有理由把整个讨论的焦点针对着它，并严肃地予以正视。 当我们以启蒙之人本的人文精神立场来审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时，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它所呈现的是充满着剥削与宰制的罪恶，而它乃表现在前面提过之人被异化的现象当中。异化使得人性严重地被扭曲，而罪恶的事实根源，正出自于生产关系形式所具的基本性质上面。其中，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可以说是罪恶最最根本的源头。就历史辩证的角度来看，Marx如此把私有财产制的存在与运作当成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确实掌握了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在理论上紧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而且，从西欧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确实牢握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性格与意义(参看 Pernoud 1991a,b)。 很明显的，Marx这样的论断乃暗示着，资本主义体制（因而，私有财产制）的本身存有着一个本质上邪恶的基本命题。在这儿，姑且让我们把邪恶与否的价值判断问题暂时摆开不谈，Marx的这个命题似乎可以转换成为这样的说法来表达，那是：就人类做为一种的种属存有体而言，假如欲望的存在与满足是其所具基本且不可化约的生理-心理特征的话，那么，私有财产制的存在，则是人们一向用来证成此一实体性特征所设计出来一种极具历史意义的社会体制形式。于是，至少在理论论述上10，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支撑下（例如资本主义即是当前现行具制度性的历史形式），私有财产制的存在，乃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