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鲁迅小说中的“归乡”主题摘 要 鲁迅小说《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蕴含着中国传统诗文中的“归乡”主题，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结构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这种模式被钱理群先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鲁迅小说中的“归乡”主题往往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传统诗文中“归乡”主题的新时代内涵本文主要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由“离乡－归乡－再离乡”的心路历程的解读，来展现凝结在作者心灵深处的浓郁而又复杂的“乡土情结”；揭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隔膜关系和与故乡的疏远关系；探讨作者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思考关键词 鲁迅小说； “归乡”主题； 乡土情结； 知识分子； 农民 “乡土情结”，是东西方文化中共通的母题，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不变的根基之一思乡、恋乡、归乡等情绪，是这一情结具体的情感体现，也是文学创作中经久不衰的主题所以，对土地的依恋、对家园的寻找与归依是人类苦苦追寻着的精神之旅鲁迅小说《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不但具有中国传统诗文中的“归乡”主题，而且它们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结构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
这种模式被钱理群先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鲁迅小说中的“归乡”主题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新时代内涵，很值得我们去挖掘笔者接下来将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由“离乡－归乡－再离乡”的心路历程的解读，来展现鲁迅小说中“归乡”主题的诸多层面一、乡土情结——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思乡恋土之情作为人类最久远、最刻骨铭心、最动人的感情, 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现象中的一种本能和感情这种思乡恋土之情，首先表现为形而下的乡土思恋，即眷恋家人真挚的亲情和故土宁静温馨的生活，以及在故园所能获得的安全感形而下的情感经年累月便凝固成为一种形而上的乡土情结，即对“精神家园”的呼唤——尤其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这几乎是他们灵魂的最终归宿，故土“往往是情感的依托，心理的支点，也是失意时的退身之地”[1]每一次充满温馨的故土回忆都会令人得到一种心灵的慰籍和巨大的精神补偿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思乡恋土之情已凝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古往今来文化中的一个主题原型一）世界各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乡土”往往包含两部分含义：土地与家园人来自于泥土，人与土地血肉相连、生死相依在中外始祖神话中都能找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在中国，女娲用黄泥塑造了第一个人类的模样。
在西方，上帝用泥捏成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安提俄斯的无穷之力来源于大地，只要不离开土地，他就永远不会死亡人来自于尘土而归于尘土在不同文明中人类的祖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泥土”作为生命的本原体，人类的战争离不开对土地的争夺，在东西方文化中，人对土地的依恋成为一种共通的世界观，一种共通的生活态度，一种潜在的共通的文化认知家园，作为东西方文学艺术所共有的集体原型意象，对于漂泊的孤独者来说,“家”永远是内心深处最永恒、最温暖的依恋人类对家园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不仅仅指物质意义上的家，它还附着有最亲密的情感人间的悲欢离合、得志与失意的起起落落使我们在成长的痛感中不断蜕变着，而家却以一种悖论的形式同时成为了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结回归乡土，是人类不变的渴望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情结自古以来，对故土家园的追忆和守望成为中国文学永恒的主题中国人与乡土历来就有割舍不掉的血缘亲情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中华民族无疑有着更为强烈的恋土、恋乡情结晋代诗人陶渊明以乡土为参照，创造了桃花源，唐代诗人王维沉醉乡土，构造出乡土的诗意之美中国人有三个理想的生活境界: 耕读传家，衣锦还乡，落叶归根故乡总是最终的去处，在中国文人心中大抵将故乡作为自己心灵的家园，人和土地在一起才有生命的归属感。
这种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促使这千百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在尘世中苦苦挣扎、不断寻觅，在现实中不断追寻心灵的归宿三）鲁迅小说中的“归乡”主题正如无数的文人墨客执着地展示着故园的风情，书写着乡土上难忘的人生，抒发着对故土真挚眷恋的感情作为背离故乡漂泊异地的游子，鲁迅对故土的情感体验也是极为细腻深刻的他有关故土的作品，无论是对生存实境的描写，还是对梦境的编织，都蕴含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情结，并体现出了一种“归乡”主题《故乡》中，“我”是一个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出路的知识分子二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次归乡便是为了追寻那儿时的记忆和记忆中美好的故乡小说一开始便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①可见“我”对故乡的思念是多么深，回乡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啊！《祝福》中，“我”的回乡已经不再存有《故乡》的主人公那样的寻梦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改变、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可见，故乡在“我”的心里面依然是灵魂的寄居地尽管现实的故乡带给“我”的是无尽的痛苦，然而“我”却依然对它存在幻想，依然眷恋着它。
通过“我”的这种复杂情绪的表达，我们分明地看到了隐藏在作者心灵深处的浓郁而又复杂的乡恋情结《在酒楼上》里，“我”是一个从小在S城长大，为了接受新思潮的启蒙而离开故乡的一个知识分子然而，经过多年的漂泊，自己当年曾信奉的一切，如今都已幻灭殆尽在这种失落的精神状态下，“我”回到了曾经熟悉的S城，并想通过寻访曾经的好友来得到一丝心灵上的慰藉可见，故乡对于游子来说总是他们失意时寻求温暖的港湾以上几篇小说都写“我”因种种原因而离乡，当自己在他乡漂泊流离或遭际不幸时，又总会想起那能带给自己心灵安慰的记忆中的故乡，并萌生出一种“归乡”的念头当这种“归乡”念头非常强烈时，“我”便真正踏上了回乡的路途可见，鲁迅小说中蕴含着一种“归乡”的主题 二、知识分子启蒙理想的溃败（一）知识分子的理想鲁迅故乡题材小说中，主人公的“离乡”，其实蕴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拯救意识与启蒙主义理想在里面20世纪初期的中国，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日益加剧，乡村日益破败与凋敝，国势日渐危亡与困顿在这种充满阶级压迫和外来民族压迫的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往往是首先觉悟的分子对新的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改变乡村落后、村民愚昧现状的愿望促使鲁迅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满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背井离乡，前往异国他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02年，22岁的鲁迅离开南京赴日留学在母亲凄怨的泪光中，在慷慨激昂的报国激情中，鲁迅离开了那个相对闭塞的乡村小镇，离开了相对“无声的中国”，毅然地踏上了一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漫长而又悲壮的人生之路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身上往往凝聚着启蒙民众和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所以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想让他们成为“精神界的战士”，在社会的变革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鲁迅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被赋予了思想启蒙者的身份，他们肩负着改革社会、使民众摆脱愚昧和迷信的历史重任 （二）启蒙者的尴尬《故乡》中的“我”是“五四”时代觉醒奋进的知识分子,在生活的重压和新的理想召唤下，“走异路,逃异地”，20多年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我”的故乡之行是与杨二嫂、闰土两个重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在与这两个人物的直面、对话中，“我”体验到的是作为启蒙者的孤立和悲哀如初见杨二嫂:“不认识我么，我还抱过你咧?”②倚老卖老，先声夺人，抢夺话语权，占据心理优势忘了？ 真是贵人多忘事③声声责难,刻薄讥刺啊呀呀，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④泼人污水，无中生有面对咄咄逼人的杨二嫂，“我”只有“惶恐着”、“无话可说”、“闭了口，默默站着”。
《孤独者》里，主人公魏连殳早年出外游学，主要学习动物学在游学期间，他偶然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成了一位启蒙主义战士这却使得他被人们视为“异类”和“吃洋教”的“新党”因此他与身边的人产生了深深的隔阂：“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⑤最可悲的是连故乡的本家亲戚也不理解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⑥在对待祖母丧葬仪式的问题上，族长、近亲、闲人聚集了一屋子来共同商讨对付他的良策，因为预料他关于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花样的可见，启蒙者在精神上处于“被围困”和“被审”的境地，启蒙者遭遇着严重的话语危机：失语作为启蒙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必须对自身觉悟水平的超民众优势和启蒙主张的合理性充满自信；同时，对自己的行动能力和启蒙教育的客观有效性，亦即启蒙对象的可改变性，持确信态度[2]然而，作为“精神战士”的启蒙者，面对他的启蒙对象时，其言语遭悬置，身份遭质询，启蒙者淹没在庸众的围堵之中，启蒙者只有局促、尴尬这种失语，一方面流露出启蒙者与其启蒙对象之间的隔膜和距离，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启蒙者对其操持的启蒙话语和启蒙事业的不自信三）启蒙者理想的破灭在经过多年的异地漂泊后，知识分子满带着相思之苦和启蒙主义理想回到故乡，却发现他们多年来所学的知识、所接受的新思想非但没能启蒙乡民摆脱愚昧和迷信，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中。
他们或孤独、彷徨，或自甘堕落可见，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境之中，这也就宣告了他们启蒙主义理想的破灭《祝福》中，“我”在回答祥林嫂关于“灵魂”和“地狱”的问题时，既怕伤害她，又怕负责任，最后用“说不清”来搪塞说明“我”虽关心和同情祥林嫂，但又丝毫无能为力而面对祥林嫂一系列的发问，“我”只得落荒而逃时，说明作为启蒙者的“我”想使民众摆脱愚昧和迷信的启蒙理想破灭了《在酒楼上》里，吕纬甫过去是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曾因破除迷信“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因辩论“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和别人打起来可是十几年后他在酒楼上出现的时候，当初敏捷精悍的性格早已不知所在，反而变得格外迂缓颓废，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他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琐事上而不能自拔同样作为启蒙者的吕纬甫在生活的激流面前，他妥协了，退却了，自甘沉沦了《孤独者》中，魏连殳虽出身于封建家庭，却因父母早亡而受到以族长为代表的封建族权压迫：“我父母死去以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⑦所以，他从小就对周围的现实反感后来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思想，成为了一名启蒙主义战士，对封建势力进行了勇敢的反抗但是，当他面对失业、生计等问题时，却最终向封建势力屈服和投降了。
他原本把对于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小孩子身上，然而他自己却被那些“天真”的孩子所仇视，那些大良、二良们连他的东西也不吃了可见，这位启蒙主义战士由于失业的打击、精神的崩溃、理想的破灭，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境之中三、知识分子家园意识的失落游子的“归乡”渴望是基于游子心灵中已经审美化了的故乡一旦客居他乡的游子经多年的漂泊最终踏上还乡的归程，另一种回归现实的悲凉也往往随之而来在鲁迅小说的“归乡”模式中，“我”在强烈“归乡”意识的萦绕下，最终踏上了还乡的归程作为具有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启蒙主义者——“我”，在他乡本已遍体鳞伤、身心俱损，然而此次归来非但没能得到故乡的安慰和温情，反而与故乡产生了严重的隔膜与对立我”的痛苦与尴尬也正在于此：时时惦记着的美好故乡已经了无踪影，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身在故乡的“过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与故乡人民的隔膜在鲁迅“归乡”主题的小说中，“叙述者‘我’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和‘不幸的下层社会’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现实社会和精神情感关系[3]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就其与“上流社会”而言，既厕身于其中，同时又是其叛逆者和批判者；就其与“下流社会”的关系而言，在“我”感到处于社会下层的乡民“愚昧”、“麻木”、“冷漠”、“不觉悟”的同时，乡民们也感到“我”对他们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