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怀旧】自行车:永久的记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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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行车见证中国百姓30年生活变迁改革开放30年:自行车见证中国百姓生活变迁从19世纪末自行车从西方传入中国,成为宫廷贵族的玩具;到20世纪60、70年代自行车和缝纫机、手表一起成为年轻人结婚必备的四大件;再到80年代,“飞鸽”“永久”是人们理想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最普及的代步工具。那时每日上下班时壮观的自行车洪流,更是让中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自行车变成不再具有外表象征价值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在百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悄然改变。伴随着中国城市里自行车洪流的消退,继续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人越来越少,

2、但是对自行车使用有全新的认识的中国人正在不断增加。社会学家预言,交通方式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自行车将被中国人彻底抛弃,随着中国人环保、健身意识的增强,一部分人还会重新选择这种没有噪音、污染和健康的交通工具;另外,自行车的运动作用和自行车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都将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加亲近自行车。如今在大街小巷飞驰的样式各异的自行车,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也是人们健身、休闲的好方式。同时,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给交通、环境、能源等方面带来诸多问题,骑自行车出行更成为时下人们追逐的一种生活新时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自行车自身地位、作用在中国的变化发展,记录了中国人生活的变

3、迁、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成就。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行车,这个中国人最亲密的朋友会用它自己的方式更好地为中国人服务。永久自行车:曾经的“四大件”之首 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自行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40年,它是中国最早的自行车整车制造厂家之一,至今已有六十九年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作为最大的国有自行车厂为中国自行车行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永久研制了统一全国自行车标准、规格的标定车,又开发了中国第一代660MM轻便车、载重车、赛车及电动自行车、LPG燃气助力车等产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辆“永久”对于中国家庭而言,意味着一种“奢侈”的代步方式。能买永久牌是

4、非常时髦的事情。永久自行车是曾经的“四大件”(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之首,曾经令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后美国总统)特意骑着它与夫人在天安门拍照留念。几十年来,永久先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质奖”、“第一批十个驰名商标之一”、“中国自行车行业十大知名品牌”、“国家重点新产品”、 “上海市著名商标”、“中国国家自行车队指定产品”、“国家免检产品”、“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名牌产品”、“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保护消费者杯”等无数荣誉。 当年流行的自行车品牌(图文)20世纪70、80年代自行车和缝纫机、手表一起成为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一辆名牌自行车

5、意味着一种“奢侈”的代步方式。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自行车逐渐成为中国人最重要、最普及的代步工具。那时每日上下班时壮观的自行车洪流,更是让中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自行车王国”。以下就是当年流行的自行车品牌。70年代“永久”相当于如今的宝马70年代“永久”相当于如今的宝马在20世纪七十年代里,永久的身份非比寻常,其稀有及昂贵程度,如同今日的宝马。更多的人买不起或买不到永久车,却选择买一堆永久的配件来自己组装,它像传家宝一般,常常从父亲那传到孩子手中,而市面上的二手永久车也依然吃香。永久牌自行车创始于1940年,在经历岁月变迁,市场变幻之后,目前永久已经卸去大牌的光辉,却又焕发出历经岁月的深沉典雅,它

6、深藏在一代人的记忆深处。凤凰女式车被称之为“女性贵族车”凤凰牌单车说明书1958年,由上海的267家小厂合并,组建成上海自行车三厂,这是一家地方性国营公司。几年后,由这个厂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开始成为全国名牌,并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量长期名列全国自行车行业第一。凤凰女式车更被称之为“女性贵族车”,并成为新娘嫁妆,馈送女友的首选高档货。凤凰自行车五十年来销售量已过亿,这个令人惊叹的数字和我们国人的成长史联系在一起。而据说在非洲一些国家,如今人们对凤凰的热爱恰似我们当年的情怀。 “飞鸽”扬名海外 老布什有功1989年2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布什总统,并赠送他飞鸽牌自行车

7、。1989年2月25日,老布什骑着国务院总理李鹏赠送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天津自行车厂是一家百年老厂,它制造的“飞鸽”牌自行车行销神州大地,极受消费者欢迎。但是,海外市场却不得门径, 扬名海外的成功还要感谢老布什夫妇。1989年2月,正为开拓海外市场犯愁的自行车厂领导得到了一个消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布什即将访华。布什夫妇是一对自行车迷,酷爱自行车运动。他们想从这一点找到打开海外市场的突破口。 天津自行车厂把自己的想法上报给了国务院,表示愿意把“飞鸽”牌自行车作为礼品,送给布什夫妇。国务院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最后答应以刚投产的飞鸽QF83型男车和QF84型女车作为送给布什夫妇的礼品车。 1989年2月

8、2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李鹏总理将两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送给布什夫妇,布什夫妇仔细地看了看车子连声说:“好极了,美极了!”布什总统还兴致勃勃地骑上了车子,在众多的记者面前做出骑车的样子,让他们拍照。 这个场面被全世界上百家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不久,一批外商专程来天津看样订货,法国一客商一下子订了3万辆“飞鸽”车。 总统返美后,在白宫草坪上骑“飞鸽”车,再次被美国新闻媒介做了报道。一时间国外兴起一股争买“布什”“芭芭拉”型“飞鸽”牌自行车的热潮,借助于布什夫妇,飞鸽牌自行车终于打开了海外市场。五羊自行车凭票购买五羊自行车购买票五羊自行车广州摩托集团公司五羊自行车分公司是广州摩托集团属下的大型企

9、业,其前身为广州五羊自行车企业集团,成立于1960年,历史悠久,是全国自行车五大生产厂家之一。七八十年代的五羊自行车也需要凭票购买,是百姓生活中的“大件”商品。五羊自行车分公司已经取得ISO9002的质量体系的国际标准认证。五羊牌自行车荣获过国家银质奖,全国出口产品金奖牌,广东省和广州市名牌产品,中国自行车协会指定产品,并连续11年被评为全国最受消费者欢迎产品等多项殊荣。杨小运:奖我“永久”举国欢当年,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王元昌(左)亲自将“永久”牌自行车送到杨小运的手里。当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人用按手印的勇气,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时,我正在湖北省应城县杨河公社卫东大队大堰生产队当小队长。在这

10、个不大的村子里,别人都喊我父亲给我取的大名“杨小运”,可我年过30岁却一直不走运,心里头总是窝着一团火:无论我怎么带头,227亩良田怎么也撑不饱生产队127人的肚子。1980年春荒时节,饱受饥饿之忧的我萌生了分田到户的念头,找到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说:“我们大堰生产队这么好的条件,社员却总是吃不饱肚子,我想干脆把田分了。”“中央没有这个政策。”夏华树沉吟良久,“这样,你可以先试一试,不要声张,闷着搞。”这年秋播,大堰生产队火热的劳动场面很快就将我给“出卖”了,批评之声接踵而来:这年11月底,一位领导在全社干部大会上说:“大堰生产队杨小运,年纪不大,胆子不小,刚吃了一年饱饭,就想歪心思,把田都分了

11、。”不甘心就这样半途而废,我又找到夏华树,夏华树安慰我说:“你不用担心,上面我给你顶着,实在不让搞再说。” 次年8月3日,我们大堰生产队仅用丰收的杂粮和早稻,就早早完成了全年的8万斤国家征粮任务,社员们家里自留的口粮还可吃到春节。第二天,县里得知消息,派人来调查此事,从我的口中听说中、晚稻收割后还可超卖1万斤粮食,调查人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跑到大堰生产队的田里查看,中、晚稻丰收在望,估计产粮1.5万斤不成问题。“超卖粮食,如果要奖励你,你有什么想法?”“我想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不晓得买不买得到。”我壮起胆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须知道那时候能够骑上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是多么得意的事情,因为据说只有

12、凭什么“工业券”才能买到这种稀罕物,比现在坐小轿车还要显摆,简直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公社党委书记这样的人物才配有这么一辆自行车。谁知调查人员回去后,将情况向时任应城县革委会主任范浩清作了汇报后,范浩清当即表态说:“杨小运把粮卖了,给他奖个自行车指标。” 这一表态可了不得。从9月5日开始,湖北日报和孝感地委主办的机关报相继刊发农民杨小运愿向国家交售万斤粮食,只要求买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等消息,其后,人民日报又给予转载,向全国推荐。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波及全国,一时间成为一股促进工业、促进农业、促进商业、促进领导作风转变的强大动力,成为全国城乡的一个舆论中心。 同年9月20日,我租

13、用7辆板车,浩浩荡荡拖着10386斤粮来到杨河公社粮站,把整个粮站的人都给惊呆了。 几天后,杨河公社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我一走进会场,就看见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公社办公室负责人心急火燎地找到我,递给我一份讲稿,要我在大会上发言,并告诉我这辆自行车就是县里奖给我的。讲稿上的许多字,我都不认识,但讲稿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永远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应城县委同时做出决定: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都供应一辆“永久”车。 “农民兄弟要永久,永久工人要尽责。”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王永昌也专程送车来应城。他拉着我的手说,农民兄弟杨小运提出的要求,正是代表着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14、已经逐步富裕起来的、正在积极为国家做贡献的亿万农民向工业、财贸等战线提出的一个挑战;也是广大农村改革、丰收的喜人形势,向城市改革提出的挑战。 为了满足农民朋友的需要,上海自行车厂的年度生产计划一改再改,在增产19万辆的基础上,再超产5000辆自行车,作为国家计划外特供农村的奖售车,以尽“永久人”的职责。10月15日,王永昌厂长带领有关科室干部和技术人员,搭乘长江客轮,将精心制造的1200辆“永久”车送往应城县,开始了在我的家乡建立“永久村”的试点工作。 送车队到汉江平原后,男女老幼倾巢而出,夹道欢迎。我们农民兄弟那种“盼永久、迎永久,喜领上海工人情;卖万斤、超万斤,捧出应城农民爱国心”的动人情

15、景和热烈场面,给送车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鼓舞了“永久”职工。 同年11月,我受邀回访上海自行车厂,工人们争相与我握手。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中国女排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我超卖万斤粮想买一辆“永久”车的事,经过媒体报道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起初还有人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面批评我说:“农民交售粮食本是天经地义,你竟向国家提出交换条件,思想境界不高。” 一个乡下人骑上了梦寐以求的“永久”车,全国8亿农民为之欢欣鼓舞,我与多灾多难的祖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被评为全国青年新长征突击手、省特等劳模,并多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任

16、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笑着鼓励我做好一个农民,还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1987年夏天,武汉大学又将我作为特殊对象录取。毕业后,我先后任应城县合埠管理区书记、杨河镇副镇长、应城市农办副主任等职,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角色转变。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者,我深知自己的身上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同时,中国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也改变了像我这样千千万万农民的命运。(杨小运口述 李文山整理/杨小运为湖北省应城市农办副主任)回忆我家那辆七七年买的永久自行车!妈说我家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大概是1977年买的,花了170元,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贵了。它应该是比我还早出现在我们家里,它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于它的记忆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买这样自行车很不容易,据说是有限额的,我们这辆自行车就是我们村买35牌拖拉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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