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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 兼评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的争论 夏明方有关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状况及其趋的问题，一直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然而细绎各家意见，则不能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人类的经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关系展开的，而相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另一基本特性，结果也就很难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一特性为何？马克思的解释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独特社会性质如何，总会在这个范围（农业）之内，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卷第387 页，第三卷第1000页。）。
2、也就是说，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受自然环境制约和影响的自然再生产过程。因此，“在农业上面我们不仅要考察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要考察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即依存于劳动自然条件的生产率”（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二卷第387页，第三卷第1000页。）。 本文不揣冒昧，即拟从这样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条件出发，对有关的争论作出一番检讨，并借此探寻近代中国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升降起伏的动因。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简而言之，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问题的争论，是在“停滞论”和“发展论”两派之间展开的。在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
3、清代前期中国的农业生产无论是耕地面积、作物指数、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传播等等，都比明代有所发展，并达到历史的顶峰。此后，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便出现了停滞和衰退的趋势，耕地面积逐渐缩减，亩产量逐步降低，人均粮食占有量逐渐减少，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终于全面破产，彻底崩溃。据吴慧先生的估计，本世纪30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比清中叶下降了20，因此他认为这是“生产的逆转”，而不是“上升”（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199页。）。以美国人珀金斯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则持相反的立场，认为人均粮食消费量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其弹性有限，而近代中国的人口
4、又不断增长，但耕地面积显然并未同等规模地扩大，近代粮食进口又始终有限，因此要养活日益庞大的人口，亩产量不可能长期减退（珀氏假设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70斤）， 实际上是不断上升。日本学者尾上悦三则将人均粮食占有量定为600斤，结果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粮食亩产下降，到1895 年又恢复到战前水平，近代末期均呈上升趋势（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199页。）。1983年问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基调与此相同，认为1949年以前农业部门的“基本情况还是不错的”，“在19371949年这个毁灭性的年代之前，并未发生持续不断的农业衰退”，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足以“养活缓慢
5、增长的中国人口”（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国史第一部，上海人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第76、77、84页。）。80年代以来，随着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不深入，国内不少学者对衰退论也提出异议。文洁、高山早在1981年即撰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粮食总产量， 在总的上升趋势在有两个较大的下落点：一个是1937 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另一个是19471949年的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但“并不是由于经济原因所致，而是由于战争的摧残”。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从1916年到1951年，粮食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0.67，其中19161936年为1.04，19361946年递减0.15）与人口的平均年增长速度
6、（0.74）“基本持平”，人均粮食占有量稍高于生理最低限度标准（每人每年用粮450斤，2100大卡），居世界中游水平（注： 文洁、高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与水平，载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332页。）。吴承明先生亦撰写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一文（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1991年第1期。），倾向于采纳珀金斯等人的主张，认为近代中国农业在19世纪的最后的三十年已恢复到太平天国前的水平，“至20世纪以来，粮食的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于高峰，其增长速度大体可与人口的增长率相当”。徐秀丽详尽研究了近代华北平原冀
7、鲁豫三省的粮食生产状况，撰文支持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注：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先前持停滞论的学者对以往的结论也有所修正。如章有义先生在在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再估计一文中，即肯定“到了清末民初农业生产基本上已恢复到太平天国前夕的水平，并有所超过”，不过他同时强调“不能无条件地把耕地面积的扩大归结为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有结合耕地的实际有效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才能正确估量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有时耕地面积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而农业生产力实际在下降，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1991年第1期。）赵冈、吴慧
8、等人合著的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一书，也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亩产量上升应该是很可能的，但脸支持中国“各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清中叶以后以不同程度下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注： 赵冈、 吴慧：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第127、128页。）。（二）究竟如何看待上述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观点呢？我们以为，双方学者在他们的早期研究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地存在着一个以假设代替事实的失误。例如珀金斯等人的结论，便是从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个常数的假定推导出来的。事实上，粮食消费弹性有限论，只是在温饱大体解决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但对于收入极低的阶层来说，如果谷物的年消费量仅仅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的需要
9、，也就是还不够“吃饱”的标准，其粮食消费弹性还是相当大的（注：参见厉为民、黎淑英：世界粮食安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尤其是在旧中国，人口众多又极度贫穷，灾害发生频率极高，灾年大幅度节食，丰年则尽可能饱食，似乎已是中国农民粮食消费的常态。近代家陈炽，在其论“仓储”一文中，即曾提出此种情况“北人愚惰，不识盖藏，乐乐岁丰收，粒米狼戾，及偶逢饥馑，则束手待毙，或流离转徙，散之四方。”（注：陈炽：庸书内篇卷下“仓储”，第49页。）湖北一些地区甚至流行这样的民谚：“湖北沔阳州，十所九不收。倘有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要东梁教授提供，谨此致谢。）珀金斯对卜凯
10、提供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消费量的数据表示不可理解，即每个成年男子每日的粮食消费量低至1340卡、高达5357卡（以每公斤产热量3400卡计算约合粮食0.394公斤和1.576公斤）（注：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分册）第13页，转引自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0402页。）。其实卜恺的数据在很大程度反映了不同地区因丰歉差别而产生的粮食消费的实际情况。据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对1931年湖南、湖北、江西、皖南、苏南、皖北131 个水灾县份的调查，各地农民“常时食粮，亦仅足维持最低限度之生存而已”，灾后的11月份，灾民食粮更较常时“减少三
11、分之一”，而此时的灾荒尚未达紧张程度”（注：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载金陵学报第二卷第1期。）。况且粮食品种结构也会对消费量有所影响。据 20世纪30年代粮食品种结构调查，约为米28，小麦16，玉米、高粱等其他杂粮约56（注：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1948年印行，第397页。）。 事实上，许多地区消费连杂粮也难得一饱，而免不了“糠菜半年粮”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水灾也好，旱灾也罢，抑或其他自然灾害，固然每每造成稻麦杂粮等减产或绝收，却往往促进了能够适应此类变化了的气候、生态条件的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为大灾重压下的农民留下了一片可回旋的余地。清宣统二年石印的湖南乡土地理
12、参考书对两湖湖区水灾和渔业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的总结：“滨湖水溢稼败，而鱼虾聚焉；若水旱不侵，年谷顺成，则鱼稀至”（注：转引自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 页。）。因此大水灾之后，农民“或采茭、芦、菱、藕以谋生”，“或收鱼、虾、鳖、介以给食”（注：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第8， 道光十三年江陵知县姜国祺申覆疏宣水道奏。）。同治元年夏五月，陕西大旱，“渭水涸，人可徒涉”，可第二年春三月，“沿渭一带蔓菁遍野，难民全活无算”（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99“样异”，第5页。）。诸如此类环境变迁、利害转化，也会使大量人口得以延续生存的现象，无论如何也不是农业生产力
13、提高的结果。当然，这地粮食消费弹性有限论的怀疑，并不是要否认近代后期粮食总产、甚至亩产有所上升的结论，而是要说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应用某种经济学原理进应该小心谨慎，任何无根据的一般推论往往会被事实所推翻。实际上当争论的双方都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并不象人们想象中的有那么大的分歧，或者说在许多方面正达成共识：其一是对近代中国人口数和耕地数的估计日趋接近；其二是对太平天国以后和抗战爆发至解放前夕的农业衰退看法基本相同；其三是近代后期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长而出现的粮食总量的恢复和增长的事实，也得到双方的认可（尽管起始时间有先有后）；其四是对近代人均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下降没有异议。最后，也是
14、最重要的，就是在近代中国粮食亩产量及其变动趋势这一核心问题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注：参见吴承明前引文，赵冈、吴慧前揭书。另见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一书中有关约定租额与农田生产率关系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899页。）。这样，经过双方艰苦的探索和辩驳，其观点渐趋一致。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或许比较符合实际：近代中国的粮食生产（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是处在下降的过程中，尤其是19世纪50 年代以后更是急剧地低落。19世纪末叶以后一度有所回升，局部地区在个别年份粮食亩产量甚至超过清中叶的水平，但总的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许多地区甚至持续衰退，因而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发展与迟滞交替并存
15、的局面。（三）长期的社会大动荡，无疑是中国粮食亩产量大幅度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甲午战败，巨额的战争赔款，亦使人们不堪重负。民国以来，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内战频发期。频繁的兵差徭役，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以及通货膨胀、高利贷等等，都倾压到全国农民身上。据卜凯对全国19省115个县的调查，1927年农民每公顷土地所纳税额与1911年相比，冬麦小米区提高的幅度为25，冬麦高粱区为39，扬子江水稻小麦区为17，水稻茶区29，四川水稻区为118（注：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1941年初版，第642页。）。1920年后，南北各地军阀还普遍实行预征， 四川省有的
16、地区预征最远年度为1980年（注：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78479页。）。这样沉重的经济负担，势必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对农业生产应有的投资，必然会抑制粮食亩产量的上升势头。那么，如何说明衰退之后有上升呢？有的学者试图从农民加大投入来回答问题，但资料表明并非如此。以投入劳动力论，据李伯重对江南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所作的研究，稻田每亩（折合市亩）投入的人工数，明末为12.1个，清中期10.5个，1936年为13.75个，1941年为11.25个，并没有多大的增加（注：李伯重：明清江南水稻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以投入资本、肥料、种子而论，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天灾人祸频仍，农民赋税、徭役负担明显高出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此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民增加土地投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