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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中国206个县无律师没有律师会怎样？“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律师去了哪里？美国学者格兰特对北大西洋国家律师发展趋势作了研究，他认为律师数量多少与社会经济发达强度成正比关系。美国学者夏皮罗研究后也认为，律师数量增加和功能发挥是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目前中国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律师们也正在涌向市场发达的大城市。律师该留还是该走？“与商业不同，律师业所从事的是一种公共服务。当然，律师也要吃饭，也不免
2、要把法律服务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是，挣钱绝不应当是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唯一目标，他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崇高的职业规则。一个律师，他不仅是公民权益的保护者，也是执行正义的卫士，他应始终想到社会的利益。”这是一位著名律师的名言。反思这段话，律师们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正需要他们为之进行法制意识启蒙和法律权利维护的故土？这也许是一个两难问题。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一些基层律师资源匮乏的现实已引起国家司法部的高度关注，并在司法考试等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倾斜措施。但要想改变现状，毫无疑问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这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社会保障等等的扶持。留住律师的核心力量正在于这些律师资源匮
3、乏的地方本身。在陕西省，相当一部分县域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不足3人，难以达到建所的法定条件。而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断有律师外流。按照该省司法厅律管处处长李瑞的说法，“没有律师的地方在不断扩大”。陕西是除西藏外享受司法考试放宽条件最多的省份之一，有50个县。司法考试的通过分数为360分，陕西的50个县只需320分左右即可过关。这项放宽条件已经实施多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上述地区的通过人数，但并没有改变这些地区执业律师匮乏的现状。无律师县：两难中的司法救济乡情两难“我们县曾经有过律师，一位是现在我们局的刘副局长，还有一位是退休的老干部，但他们都没有执业资格，当然也不能算律师。而我们的法律援助中心
4、虽有4个人，都没有律师资格。”杨志斌苦笑着解释。陕西省永寿县司法局的局长们有着明确的分工：局长杨志斌主管法律援助，副局长张秋鹏主管律师和公证。他们在网站上也向全县百姓作出承诺：司法局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向经济困难的百姓或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如果有律师“拒绝或者懈怠承担指派的法律援助义务”，将受到处罚。但分工和承诺就目前来看，已经有一半成为影子，因为这个县没有律师。见到司法局杨志斌局长时，他刚刚下乡回来，皮鞋上满是尘土。50多岁杨志斌军人出身，人很憨厚，记者做笔记的时候，他不断地递烟。杨志斌说，自从他上任6年来，永寿县就没有执业律师，唯一一家律师事务所开云所，也一直没有注册。但是，
5、所里还有人办公，是3个有法律工作者执照的人。他们收费，但入不敷出。为此局里每月给他们发170-180元补贴。他最近正在为一件事犯愁。不久前，县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虽是很普通的一起案子，但难就难在犯罪嫌疑人是一名未成年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我们县曾经有过律师，一位是现在我们局的刘副局长，还有一位是退休的老干部，但他们都没有执业资格，当然也不能算律师。而我们的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都没有律师资格。”杨志斌苦笑着解释。“按说按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刑事案件，我们应当在侦查阶段就为其提供援助，现实
6、是，我们没有律师又不能指派其他地方的律师，能怎么办？”“你分析过你们县没有律师的原因吗？”杨志斌再次苦笑着说：“也许你都看到了，我们县之所以没有律师，主要是因为经济太不发达，老百姓靠天吃饭，只能糊口，哪有钱请律师打官司？碰到窝心的事情，他们只能认命，最怕撕破脸皮。”刘副局长不去执业的原因很简单，失去公职做律师，生活根本没有保障。整个永寿县近几年通过司法考试的，能打听到的只有法院的贾建鹏和检察院的一个。贾建鹏考上之后，很快辞去公职，干起了律师，但是去了咸阳。“在县里，靠收取农民的代理费过日子，显然很难。那你们县有没有企业呢？”“哪有什么像样的企业？”“我过来时发现，有几家像样的厂子啊。”“那是刚
7、建成的果脯厂，人家没必要花钱请律师做法律顾问，即使想请也会请西安或者咸阳的律师。”其实在西部，有很多和永寿县类似的地方。陕西省佛坪县只有4万人，深处秦岭之中。一位当地人开玩笑说：“我们县除了大熊猫和金丝猴出名，再就是杀人犯邱兴华了。”记者在该县几个乡镇调查中发现，散居山上的村民很少有什么经济活动，各乡镇也几乎没有什么企业，即使是在县城，能够维持运转的企业也寥寥无几。曾在永寿县法院工作多年，现在咸阳做执业律师的贾建鹏有一个观点认为：像永寿县、佛坪县这些地方，一些法律工作者就能满足老百姓的法律诉求，没有必要非请律师。当提出永寿县那个未成年人案子时，他沉思说：“这当然也是目前无律师县的困扰，长期这样
8、，势必会导致当地一些公民权益不能得到保护，或者减弱了保护的力度。”对于法律援助，杨志斌说，他硬着头皮也得上：“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加大援助力度，杨志斌在全县每个乡镇都设置了司法所，为百姓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他向县里申请了专项资金用于法律援助，每办一起案件，视情况补贴300-500元。但对于没有律师的现实，杨志斌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乡情收入陕西省农民的人均收入是1755元，但在平爱大婶她们家这一带，一家子一年的全部收入能达到3000元已经不错了，拿出15
9、00元去请律师打官司，对于这些农民来讲，显然承受不了。永寿县御驾宫镇的一个小山村。平爱大婶正蹲在自家的院子里，不断挪动着翻晒摊在地上的麻子，这是一种可以榨油也可以当瓜子嗑的植物种子。她算计着这些麻子能够给家里带来的收入，算来算去也只有200多元。她很犹豫，如果自己骑车到县城的集市上卖，大概能多赚20多块，但是不一定能全部卖出去；如果卖给上门收购的，省事，但拿到手上的就更少了。自己和老伴辛苦积蓄的几千元钱，本想明年开春把西配房翻修一下，看来又要泡汤了，因为两个孩子的麻烦事都需要花钱。大女儿离婚，对方要求把6000多元的彩礼退回去，可那些钱早就给儿子娶媳妇送出去了。而儿子呢，因为前几天喝多酒，跟村
10、长的儿子打架，现在儿子还躺在医院，已经花了1000多元医疗费。村长家送过来500块钱后就没声音了。怎么办？平爱大婶的思绪从麻子转到儿子身上。她和老伴商量过：第一，找中间人去村长家一趟，看看能否再要点钱；第二，去派出所报案或者找乡政府的调解委员会，这是中策，可能会撕破脸皮，村长的势力大，不一定有胜算；第三，实在不行，找律师打官司，这是下策，找律师要花钱，而且肯定和村长一家彻底撕破了脸皮。平爱大婶的老伴李胜利，已经60岁了，仍坚持在外地的一处道桥工程上打工，马上回不来。这更让她烦恼，她说话的逻辑不时颠倒甚至混乱，说儿子时突然说起麻子，说麻子时又突然想到女儿。她来到百十米远的二叔李大路家。李大路在外
11、面跑过，见过世面。她想通过李大路问问律师，自家的这些事该怎么办？李大路拿起电话，对他的一位律师朋友说：“我哥家的两个孩子都有些麻烦事，求你帮个忙。”双方通话将近一个小时，李大路讲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多数时间是在听对方说。最后，李大路问：“两个事儿，得需要多少钱？”听完，他眉头紧皱，放下电话，对平爱大婶说：“闺女的事得500块钱，儿子的事得1000块钱，这些还是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平爱大婶脸上有点发白。李大路转身对记者解释：“没办法，这1500块钱是我们这儿普通人家半年的收入。”他又对平爱大婶说：“我看，先不用找律师，晚上我去村长家一趟，商量商量，咱们村长不恶。明天，我再到小萍婆家去，看看事情
12、有没有缓，孩子都两三岁了，闹什么闹！”这其实是平爱大婶最想要的处理方式。据统计，陕西省农民的人均收入是1755元，但在平爱大婶他们这一带，一家子一年的全部收入能达到3000元已经不错了，拿出1500元去请律师打官司，对于这些农民来讲，显然承受不了。乡情观念一般到法院打过官司的双方，会世代老死不相往来。这是村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忌讳的。有的人甚至认为，“请律师打官司的是刁民。”平爱大婶邻村有个叫张树林的人，这个人一度在大家的茶余饭后成为谈论的话题。张树林曾经投资近万元养羊，后来因为有关单位提供的技术虚假，使他的投资几乎血本无归。他气得大病一场，等能活动了，就直接坐车去了西安。过了几天，他回
13、来后对乡亲们讲：“我请了一个最好的律师，非得把那帮人给告倒，赔偿我的损失。律师说了，我的官司准赢。”他获得这样一个承诺的代价是：给孩子准备的几百元学费在内的所有积蓄都交给了那位律师。最终，张树林还是输掉了官司。后来，他质问律师：“你不是说官司能赢吗？”律师回答：“有些事不是我们律师能决定的。”“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就别答应人家啊？！”平爱大婶替张树林打抱不平。这就更加坚定了平爱大婶选择李大路作中间人的决定。“要不是和村长闹矛盾，我们找村长也不会找律师。”不仅平爱大婶会这么想，大部分村民，当他们之间或与外村人有了矛盾，他们会选择村长调停，他们也相信村长，因为村长无论对内对外都是有面子的人。处理村内
14、矛盾，村长则是按照村规民约，大多数情况下，各打五十大板。如果有明显失理的一方，村长会亲自到他家，反复讲清利害，有时候也会“恐吓”：“你要是不听，我也只能交到派出所了。”对方一般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服输。处理与外村人的矛盾，村长会找到那个村的村长，两个村长一起调停。前不久，邻乡一个村姓仝的一户人家，儿媳妇因为重感冒不治身亡。就在出殡的前一天，娘家人召集了几个年轻力壮的亲属找上门来，他们不相信闺女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死了。仝家一听很生气，家长老仝指着他们大骂：“难道我们还是杀人犯不成？！”言语不合，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娘家人被打得很惨。当地派出所来人后，因为没有重伤害，作了笔录就走了。出殡那一天，娘家又
15、来了百十号人，声势浩大。这次虽然因为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娘家人临走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做尸检；二是赔偿娘家老人2万元精神损失费。这让仝家接受不了，这种条件，他们没听说过。后来仝家打听后才知道，对方有个远房亲戚做律师，为此事，他们咨询过这位律师亲戚。之后的交涉中，那位律师来到仝家，给老仝讲了一番法律规定。老仝气愤地对律师说：“没事找事！”结果可想而知。再后来，娘家那个村的村长过来找到仝家所在村村长。为了避免发生械斗，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因为娘家老人没有其他儿女，老仝儿子每月给他们20元生活费，并养老送终；农忙时候，老仝儿子要过去帮忙两天。李大路说：“在我们这里，除了杀人放火，一般的矛盾到了村长这儿就能解决，实在不行就会到派出所或乡镇调解委员会，很少人请律师到法院打官司。”一般到法院打过官司的双方，会世代老死不相往来。这是村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忌讳的。有的人甚至认为，“请律师打官司的是刁民。”于是，这些人和别人共事就会产生困难。但是，更多的人，比如像平爱大婶，他们认为找村长不花钱，而且村长比较了解双方的背景，也更容易把握对方的心理；而找律师，昂贵的费用让他们接受不了，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