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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书阁经学1藏书阁经学 第一讲经学的开始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例如，宗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顽固敌人，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汉民族的情况就不同些。汉民族的宗教棗道教和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盛行，但无论如何总有儒家与他们对抗。唐太宗时，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后。武则天时，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旧排在最后。尽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经取士，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儒者。以诗赋应试的进士，也很多以儒自命。宋学是由韩愈创始的，韩愈反佛很积极。宋学产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与佛的对抗。儒经为封建统
2、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对宗教的作用。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儒有贡献。这一估计可能高了，请大家批评。经学是什么？什么叫经？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古代所谓的史，就是记事和记统治者重要的话，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六经中的书经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选集。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经棗周易、诗经仪礼、乐（乐已遗失），既不记言，也不记事，只有史料价值，讲究哲学、文学、制度、音乐这些独立性的专业，都得研究讲这四经。所以，说六经皆史，其实只有春秋、尚书是史，其他四经不能称为史。但是章学诚的话有他的道理。清儒讲汉学，也讲宋学，都把经看作神圣的书，章学诚却说经都是
3、史，把经从申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另外，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就是反对宋学的空谈。章学诚偏重古文经，主张实际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什么叫经？恐怕谁也讲不通。班固的白虎通解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说文释经为直线，六经讲的都是直言，故称为经，这是很牵强附会的。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经有多少先说经的来源。周朝的技术官是世袭的。例如史官，掌管典册，世代相传。史官记言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左传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纪事的条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条例，世代传习，供贵族谘询和使用）。一些史官是忠于世袭条例的。例如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史官依书法写“崔杼弑其
4、君”，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三个弟弟继续坚持史官的书法，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连杀了两个，最小的一个，崔杼不敢再杀了，终于按照史官的书法写成了。春秋时鲁国文化最发达，官守也最完备，与周天子相同。孔子时，鲁国衰微，百官流散，论语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鲁国君养不起这些乐官，他们就四散谋食，各奔前程。孔子是贵族出身，又作过鲁司寇（司法部长），有条件收集各种文献材料。他又是第一个创设私立学校的人。他的弟子前后共有三千人，通经者七十二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
5、诗、仪礼等书，也都是从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所以说孔子“述而不作”，从六经的形式上说、都是叙述各官保存的旧文。对此，今文经学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是作者之谓圣，我看还是“述而不作”的说法比较正确。六经就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教授学生的课本。但实际上是五经，诗与乐是合而为一的，诗是词，乐是谱，后来乐完全亡失了。西汉时有五经博士，博士就是国家任命的教授。东汉时，五经之外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到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让，春秋分为左传、公羊、穀梁，加上易、书、诗成为九经。宋朝又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成十三经。除十三经外，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
6、为四书。四书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进士出题皆出自四书。诸经内容：周易。本是占卜书。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例如乾卦，卦辞是“乾，元、亨、利贞”。每卦有六爻，每爻有爻辞。例如乾卦中的初丸，爻辞是“潜龙勿用”。卦辞爻辞是谁作的不清楚，有说周公，有说文王。卦、爻辞合起来即是易经的经文。此外还有彖辞、象辞（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称上象下象）、系辞（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独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合称为“十翼”，是为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讲易时的笔记。卜官积累了丰富的人事经验，假借鬼神来表达意思。易经语意隐晦，文又极简，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能够使人听来似
7、乎有道理。例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国君夫人）行为不规，得罪季孙氏，被关进东宫，穆姜将往东宫请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说她很快会出来。穆姜说，不！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这里面。后来穆姜果然死在东宫了。穆姜根据她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吉利的解释，似乎很灵验，卜官先作的判断，似乎是错了，其实任何一类，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断，灵验与否，取决于卜官的经验和骗术。孔子对于周易很有研究，他经常读易经，以致系在竹简上的皮带断了三次。论语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孔子对易的重视。易在六经中是最重要的，汉代以易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封建时代学经首先学易。易是哲学，是一切道理的
8、根本。汉人讲易经不外象数，目的在于卜筮，讲灾异。三国时王弼注易经，讲义理，推掉汉人的象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尚书，这是最古的一部书。一说是孔子取自史官，删订成百篇。秦始皇焚书，此书被焚，后来山东伏生自壁中取出28篇。一说优生没有书，只是口传，朝廷派晁错去学，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女儿代传，故记录下来错误甚多。伏生传的尚书，用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于壁中得蝌蚪文尚书，称古文尚书。尚书学士孔安国将今古文尚书两相校对，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并作了注。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史记中还保存一些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的材料。史记讲古史也大都根据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于西晋时亡失。东晋
9、梅颐（又作梅赜）造伪孔传古文尚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揭穿梅颐的伪造。我们采用尚书的材料，必须注意它的真伪、这可参考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诗经。太史公说。孔子自三千篇诗中删成三百零五篇，去其十分之九。这一说法不可靠。春秋时，外交人员必须会说诗，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三百多篇，从左传所引的诗看来，超出三百篇以外的诗极少。古文里诗共311篇，其中六篇逸诗“有目无文”（有目录，没有文字）。诗至汉分成三家：齐、鲁、韩。另有古文诗称毛诗。三家诗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诗。礼，包括仪礼、周礼、礼记。仪礼。周时，诗、礼最重要。孔子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
10、不学礼无以立。人的行动都要根据礼。礼有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大夫之礼，士礼等等。庶人是没有礼的，统治阶级对庶人只用刑，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所传的礼是士礼，因为孔子和他的学生都属于士阶层，必须懂得士礼。孔子及其弟子对礼很有研究，以致当时的国君、大夫都要向他问礼。墨子骂儒者靠办丧事混饭吃，是有道理的。当时贵族人家有了丧事，儒者去替丧家主持丧礼，可以带一大批人去吃酒饭，还有前往观礼的儒者，他们不曾被邀请，但可以指点批秤，分些酒饭吃。礼和仪是有区别的。礼是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仪是态度姿势，各人修养不同。有一次子贡和曾子前往季孙氏家吊丧，看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去，二人在马房中修容，摆好姿态
11、再去，看门人看见曾子就吓得逃走了，这就是仪。周礼。周公制礼作乐，此礼即周礼。周礼是周公的旧典，左传中常提及。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今日的周礼，大约在战国时出现。战国时，懦家将商、周、春秋各时期的官制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礼一书。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见到，可见并不是儒家凭空捏造的。但说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讲周礼，孟子的井田与周礼上讲的沟洫制度不同。可见造作周礼者在孟、荀之后。周礼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却很大。后来的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都从周礼找根据。王莽是这样，直到太平天国还是这样。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据周礼去行动（如王莽），有的以周礼为
12、理想（如张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是刘歆所伪造，其实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王莽想要利用周礼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据，刘歆便提倡周礼，并不是他所伪造。礼记。这是孔子以后的儒者研究礼，选取讲礼的文篇作参考材料。汉时有131篇。后来刘向增至214篇。戴德从中选了八十五篇教学生，即大戴记。他的侄子戴圣，选了四十九篇，比较简要，即小戴记。小戴记后来上升为经，大戴记地位反而较低。礼记有曲礼篇，都是记日常行动的规则，某中有些很有些道理，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横肱”等，在春秋时，诸侯经常互相攻袭，有人在城上指点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惊扰；两人并坐，一人横肱，另一人活动就受妨碍。这些虽然是小事，
13、但也要注意，记这些小事的礼，叫做曲（小）礼。春秋。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纪事外，诸侯也都有国史。鲁国的史书就叫作春秋。春秋是按四季编年的意思，孔子根据旧有的鲁国史编为春秋。春秋的文字很简单，用字根据孔子的观点，有褒有贬。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被写在春秋上的都是鲁国有权势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间多微词”。还有些事不敢明写，就用“大义微言”口授弟子。由于各个弟子领会不同，所以说法也就不同，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实写出，公羊和穀梁根据师传的“大义微言”写下来，不讲事实。因此，春伙就分成了三传。公羊传讲大一统，复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汉武帝的需要，故西汉时公羊最盛行。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各立门户，韩非子说
14、，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于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八派之中，孟、荀是明显对立的两派。孟子学问出自诗书，荀子学问出自礼、乐。孟子的后学与阴阳五行家合流。孟子的思想本来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例如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以与阴阳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荀子说子思、孟于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有根据。荀子与名法合流。礼，就是规矩，再推广就是刑。荀子讲礼，他的学生必讲名法，如韩非即是。孟子讲仁义，荀子讲刑名，这两派对立是很清楚的。但是，儒家不论那一派，都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只是各派政见不同，这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故派系斗争一直存在。战国时，封建领主制崩溃，地主阶极兴起，
15、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如何治理天下，对当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荀、盎二派意见很不同。一个主张法后王，一个主强法先王。孟子说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将地划分开，每人有百亩之地，大大有禄田。孟子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就不能行仁政。暴君污吏必去其经界，而行仁政必使经界正，分田制禄；天下可坐而定也。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井田制是孟子想出来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为根据，所以说要法先王。荀子正相反，要法后王，即当代的王（战国时期的王）。荀子赞成秦国的作法，承认地主占领既有的土地，实行以刑名为主的新法。孟子要农尺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对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变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出来。孟子学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大起来。秦始皇时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权力，孟派喜欢是古非今，否认现状，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