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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敦煌学的新进展远东亚洲丛刊“敦煌学新研”专号评介法国汉学曾为海外汉学之正宗。巴黎素有“汉学之都”的美誉。最早的学院派汉学研究的传统就是法国汉学大师雷慕沙开创的。深厚的法兰西人文精神、严谨的中国乾嘉式考据方法和新颖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交相辉映，使得法国汉学独树一帜，占尽风流。百余年来，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其影响曾广被欧美、东瀛，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产生过一定的贡献。虽然二次大战后，由于日美汉学的迅速崛起，法国汉学逐渐丧失了往日独占鳌头的地位，显得有些衰落，但仍是海外汉学的一个重镇。尤其是西域研究和敦煌学，他们仍有不可低估的实力。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国汉学研究主力机构法国远
2、东学院百年诞辰，双喜临门，法国学者自然不会毫无举动。于是他们推出了这卷由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而专号的主体论文，又特别标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的字样。该刊的主体共刊出敦煌学论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特约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为法国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学研究队伍中的中坚人物，堪称当前法国敦煌学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本文拟先对法国远东学院及远东亚洲研究纪要稍作介绍，接着按本专辑目录顺序逐一先列篇名，次为作者简介，然后是论文主旨，并略加点评。法国远东学院成立于1900年，其前身为法国在越南的考古研究中心。目前学术上受法国金
3、石与美文学院(Acad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领导,行政上隶属于国民教育部。总部现座落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之间，附设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分部则遍布京都、东京、河内、金边、曼谷、万象、雅加达、汉城、蒲那等亚洲各地，在我国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北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均设有派出机构，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设有常驻代表。在法国汉学研究机构中，远东学院以其历史悠久并在亚洲扎根而引人瞩目。几乎所有着名汉学家都在远东学院工作过，或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专职研究人员并不多，仅32人，但会萃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建筑学、语言学
4、、文献学等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因而能量极大，每年出版大量丛书和期刊：法国远东学院丛刊、考古论丛、印度支那着作与文献专题研究、法宝义林、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亚洲艺术以及远东亚洲丛刊等等。远东亚洲丛刊是法国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法文、英文双语刊物。1985年创刊，第一任主编索安女士是一位道教史专家。它是一种年刊，但有时两年合出一卷，譬如我们要介绍的11卷就是如此。每卷篇幅约三、四百页，刊出十余篇论文，印数为1000册。编委会成员以远东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也邀请一些院外的法国学者。刊物特色为东亚宗教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注重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宗教现象的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刊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极具特色
5、的领首刊物，影响力绝不低于已有百年传统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翻开卷首，是本卷特邀主编戴仁用法文和英文撰写的致读者。戴仁是法国当代汉学界的主将。他是苏远鸣的弟子，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八十年代后，他进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89年被任命为“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并曾担任敦煌写本研究组的主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从1998年起出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以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书籍考古学”而着称，与已故的日本着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一样，在敦煌文献的物质形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戴仁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具体制作的所有细节，并试图阐述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纸张的纤维分析、装帧、
6、文字分析、印刷术、写本和刻本的断代与辨伪、图书馆学、书籍的插图及其与行文的关系、书籍的发行流通、书籍商品化的过程及其文化和社会意义等等。其代表作为中国写本时代的藏书，另着有相关论文数十篇，还出版过几部有关丝绸之路的着作，其中一部已被翻译中文。此外，他还主编过多部敦煌学和书籍史、印刷史的论文集。戴仁在这篇卷首语中指出，一百年前王圆籙的意外发现，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古时代中国原有知识的一切领域进行彻底重估，这一重估已体现在了的汗牛充栋的论着中。接着，他简略地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法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敦煌学论文集。然后分别用寥寥数语但却画龙点睛般地对本专辑所发表的每篇论文作了评介。苏远
7、鸣敦煌画中的供养人苏远鸣和谢和耐一样，是师出“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的得意门生，是当下法国敦煌学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是法国远东学院的资深研究者，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中古及近代史学与文献学”研究导师达二十余年之久。他是敦煌学论文集第1、2、3卷的主编，并主持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卷和两卷本的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这两个大项目的编撰工作。除了对敦煌文书的释读、编目、字体演变和断代以及敦煌绘画深有研究之外，苏远鸣还致力于中国道教和佛教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佛教疑伪经和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佛教仪式与道教仪轨之间的对比分析等，开辟出许多新的
8、学术领地。他的学术兴趣甚广，还涉猎宗教地理研究、中国解梦书研究、河西宝卷和明清小说的类型学研究等等。苏远鸣六十年代即开始运用图像学和敦煌写本研究结合的范式探讨地藏菩萨诸弟子，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明王和金刚，壁画和纸画、绢画、幡幢上的题记等。因此本文可看作他系列研究的新尝试。他使用了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275窟、西魏时期的285窟以及数十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和法国国立吉美艺术博物馆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纸画和绢画，从八个方面考察了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1、资助绘制壁画的目的；2、家族世系；3、新婚夫妇；4、香炉；5、僧尼；6、亡人；7、服饰和头饰；8、画匠。苏远鸣认为之所以要绘制这些壁画
9、，是为了敬献给亡灵，而不是生者为了祈求保佑。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像经变图、佛传、本生故事图、瑞像图、生产生活图那样丰富，但由于它在考证石窟修造年代和河西史实方面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此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先生早在1919年所作的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论着。八十年代，国内出过一本有用的资料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附收了万庚育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贺世哲的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两篇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关友惠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段文杰供养人画像与石窟等，但大多比较简略，而且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壁画中的供养人像。因此正
10、如戴仁所言，这一课题虽然不是很新鲜，但本文的研究非常“系统而清晰”。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国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关注，上述论着和土肥义和的近作九十世纪敦煌莫高窟支人人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数量的分析、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図像题记配置中心(见东史国家地域，唐代史研究会编，刀水山房，1999年版，337373页)均未见作者征引。此外，敦煌壁画中供养人的头饰和服饰，段文杰、暨远志、诸葛铠、苏莹辉均发表过多篇论文；关于香炉，有李力的从考古发现看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香炉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300307页）；关于新婚夫妇的形象，则有蔡伟堂的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问题，谭蝉雪敦煌婚姻
11、文化，亦未见作者提及。戴仁大随求陀罗尼的早期刻本1944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一页大随求陀罗尼梵文刻本，有学者认为它的年代可以断定为757年稍后，并宣称这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以前一直认定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实物是868年的金刚经。如果上述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实质上等于将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确切证据上推了一百多年。因此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书籍考古学”的权威戴仁撰写了这篇新作，也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对“八世纪中期说”提出了挑战。戴仁将这件成都出土的印纸和其他各种陀罗尼经雕版印刷品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敦煌所出，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梵汉合璧印本单页；1978年在苏州市
12、瑞光寺塔发现的，现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的两件刻于1001年和1005年的梵汉合璧印本单页；1974年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1975年西安冶金机械厂出土的汉文印本单页；1967年西安醴西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厂工地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1985年洛阳出土的后唐天成二年梵汉合璧印本单页。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刻本不可能早于十世纪。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老话题。自古至今,大致有:东汉说、东晋说、六朝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北宋说。随着考古发掘的展开和讨论的深入，基本上倾向于唐代说。但持唐代说者，又分为初唐、中唐、晚唐三派。至于具体年代，分歧就更多了。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学术因素之外，戴仁
13、认为也有是“基于远离史学方法的考虑”，企图尽可能地把印刷术的起源时间往前推的情结在作怪。很明显，这主要是针对中国学者而言的。我们应当承认这种爱国主义情结的确在部分学者身上存在。但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戴仁此文仍不无可商之处。首先， 1975年西安唐墓出土的刻本，戴仁认为是九世纪的遗物，而潘吉星先生运用相似的方法，将它和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石塔中发现的，据信是在洛阳印刷而被携至新罗的有武周制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本进行了对比，认为字体、刀法、经文都很相近，加上其他考古证据，我们完全可以将它比定为唐玄宗时期。其次，从方法论来讲，书籍物质形态分析固然是极重要的研究途径，但根据同墓出土的文物所
14、反映的时代特征及与已知年代的同类物进行对比，作出断代，亦是考古学上的基本方法。比如1974年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梵文印本单页，其图案与隋唐之际密教菩萨造像相符；同出物中的铜臂钏，西安近郊唐墓中履有发现，其形象亦见于四川广元佛崖洞内武周时造像；四神铜镜为隋至唐初墓葬铜镜形制，其铭文书体与贞观年间等慈寺碑文极其相似；与其他已知年代的梵文出土物对比后，证明这种中亚僧人使用的古体梵文至迟自六世纪以来即已流行。总之，梵文印刷字体、纸质、图案、刻工技巧、墨色、伴出物形制以及唐初印刷史和密教发展史背景，都说明七世纪初叶的断代是言而有据的，并非只是出于爱国主义情结。所以，我觉得在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比较稳
15、妥的还是钱存训先生的提法：“至于印刷术始于七世纪之说，比较可以相信，虽然某些论点仍在争辩。”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老子与浮屠的“厨经”穆瑞明是法国国立科研中心(CNRS)的研究人员，专攻道教。着有洞渊神咒经五世纪的道教末日说作品一书。她还曾是敦煌写本研究组的成员，参与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5卷的编撰。穆瑞明研究了各类相关资料：一、敦煌文书：老子说法食禁戒经，、佛说停厨经，、佛说三厨经，佛说三厨经、佛说三厨法；二、道教文献：玄都律文、老君音讼戒经、要修科仪戒律抄、老子说五厨经、太上洞玄渊神咒经、道教灵验记、太上老君内观经、女青鬼律等；三、佛教文献：维摩诘经、起世因本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佛说兴起行经、集诸经礼斋仪等。得出如下结论：“厨经”作为一种旨在通过节食而获得解脱的精神方法，是中国中古时代佛道互动的一个主要例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佛教文本和仪式两者都毫无疑问是从道教借入的少数证据之一。这些“厨经”是由道教徒原创，八世纪逐渐被密教所吸收并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佛经文本，而且在八世纪末东传到日本，融入日本密教传统中。关于佛教与道教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宗教史和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福井文雅曾指出：“以往的研究者着重关心的是发现道教和佛教的相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