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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巴赫金遇到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叙事语言浅析【摘要】本文的对照解读，单取回顾性的反思视角，在巴赫金文化诗学的阐释场域下对文本进行语言形式上的分析。这种分析方式也许带有很强的事后性和附会性，不仅因为瓦西里耶夫在创作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处理可能完全出自本人的无意识，并没有自觉地套用巴赫金的相关理论对小说进行诗化，而且因为巴赫金诗学理论基本上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时代，与战后苏联战争文学的关联度几乎为零。但本文仍然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巴赫金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既然能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领域被公认为伟大的经典，则必然存在着经典的共同性，存在着跨时代的对比和阐释空间。用白银时代的文学理论解读
2、苏联战后的军事小说，也不妨被视作一次可能的阅读尝试。【关键词】审美观照 外位性 对话 复调从发表日期上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以下简称黎明问世于1969年，与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差27年。从文本所处的文学时代上看，黎明创作于勃列日涅夫“军事爱国主义”的时代语境下，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盛行的批判斯大林，揭露社会现实黑暗，讴歌赞美人性美好的文学时尚，逐渐让位于斯大林时代所推崇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话语。从创作者身份上看，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等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老一派作家，已经在他们手上将苏联军事题材文学酝酿成形；瓦西里耶夫被定位为50年代初登文坛的“前线一
3、代”，二战是他唯一参与过的历史动荡和唯一拥有话语权的创作资源.凡此种种时间上、背景上、作家经验上的确定性因素，似乎都否定了对黎明进行形式主义解读的意义所在。然而不应忽略的是，黎明毕竟是一部公认的战争文学经典，“经典之被认为是经典，就是因为它包含了产生经典的时空的意义和再解读的可能性 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汪晖 撰”。小说的艺术美不只取决于题材，还与它叙述题材的方式，展开情节的结构顺序，以及情感语调的运用密切相关。从叙事语言的角度介入这部苏联军事文学作品，也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新的侧面认识黎明巨大的艺术魅力。关于两篇小说的情节内容这里不作赘述，本文力图关注的焦点是遭遇和黎明在语言叙事形式上的可解
4、读、可对读性。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显然就过时落伍了。 雅各布森序言，托多罗夫选编，蔡鸿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苏联文学尤其是战后军事文学的语言艺术性一直让位于政治宣传和精神培养功能，即使是在解冻文学时期出现的大量描写人性，反思战争，刻画普通人心理活动的小说，也往往被忽视了语言叙述形式上的文学特色。通常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解读方法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写，故事情节的转折，以及人物在特定情节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特点，最终理解小说背后的精神思想内涵。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容层面的介入模
5、式。然而小说毕竟是语言形式和内容故事结合而成的艺术共同体，忽视文本的语言介入，必然会导致理解上的偏置和缺失。因此，对黎明这两经典的苏联战争文学作品进行形式主义的解构和剖析，我们或能发现一些长期以来被无意忽略的藏于文本深处的复杂意义。一、死亡叙事与审美观照黎明中最引人心痛的内容就是五名女兵的相继死去。以往的阅读观点是，女兵的死象征着美好事物的凋零，“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战争对女性的摧残强化了战争本身的罪恶。这种经验实际上基于审美和死亡的分离：读者首先完成了对女兵的艺术审美，然后目睹死亡对这种审美的毁灭。然而不应忽略的是，五名女兵的死亡，与她们的美并不是相对立的，死亡同样也构成人物的审美观
6、照的一部分。如小说中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的李莎的死：“”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一切抽象的形式因素，只有与有生有死的具体之人的具体价值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具体的建构因素。一切空间和时间关系，都是同这有生有死之人发生联系.只有有生有死的具体之人的价值，才能为空间和时间序列提供比例关系的尺度”“所有这些都在反映有生有死之人的生命和张力，当然不是在抽象的数学含义上，而是在情感意志的价值含义上。 论行为哲学，见巴赫金全集第1卷（哲学美学），第6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如果把这种理论用于审视五名女兵的死，我们会发现正是死亡完成了小说内部结构的外化。人性、英雄主义、反战思想.这些抽象的名词符号通过死亡与
7、女兵的善良、美好、勇敢、无畏结合起来，然后才转化为小说内在感染力的建构要素。小说中反复提到“静悄悄的黎明”、“幽静的森林”、“紧张的鸟叫”、“荒凉的沼泽”.这些意象时空体的交织出现，有序轮回，都以女兵的死为控制线索，即每当一名女兵即将死去的时候，这些意象就会逐渐显出，将死亡的残酷淡化进朦胧飘渺的自然环境，赋予死亡一种美化的表达。读者会感到，文中的女性是那样的美，死亡不仅不能摧毁它，而且甚至会因为触碰到这些美好的人而反过来被消减了罪恶的力量。每个女兵悲惨的身世经历，与她们性格深处共同的对于美满生活和幸福感情的憧憬，都以死亡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在一瞬间同时向读者合盘托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以
8、及这种落差因为死亡而不可弥补永远定格的事实，共同对读者产生无比巨大的审美冲击。小说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正来源于读者在心灵受到冲击后，一时难以缝合的撕裂感和无所适从的空洞。因此，黎明最具震撼力的审美观照并不是战争与人性的冲突，而是死亡叙事对于美的崩碎和重组后者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悲剧基调，为人物在此基调上演绎各自的生命历程提供了基础。二、黎明人物形象背后的外位性理论外位性理论是巴赫金全部文艺理论的肇始。由外位性出发，巴赫金从中世纪文学家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作品中找到了狂欢化理论的表达方式，又从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那里抽象出复调理论和对话思想。关于外位性的定义，巴赫金本人做出过这样的描述：“
9、行为具有最具体而唯一的应分性”、“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他人无法进入的位置。现在我身处的这一唯一之点，是任何他人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时间和唯一空间里所没有置身过的。围绕这个唯一之点，以唯一时间和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展开着整个唯一的存在。 论行为哲学，引自巴赫金全集第一卷（哲学美学），第4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段描述事实上给出了外位性理论最根本的观点，即唯一性。任何存在物都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都在时间空间坐标系中处于一个明确的位置。自我无法进入他人，他人同样也不能进入自我。这样，对于任意一个存在物而言，其自身以外的一切
10、存在都外在于它所处的位置，以外位性的方式与之发生关联。外位性的产生，使得一切存在物都被赋予了独特性和依赖性：独特性表现为，存在物由于对自身所处位置的绝对占有，在行为方式上对外物产生排他性，即“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远都不可能做 同上”；依赖性则表现为，存在物自身不能做的一些事情，必须依靠外在事物的帮助才能得以完成。把上述的抽象符号放回到小说黎明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外位性理论是如何构成文本中人物个像和人物群像的多重复杂性的。不妨先从黎明的人物结构说起。如果仔细划分的话，小说人物的设置可以分为“瓦斯科夫五名女兵”和“丽达李莎冉卡索尼娅嘉尔卡”两层。其中，“女兵”作为一个整体，与瓦斯科夫构成了
11、外位关系。虽然小说在主题上把瓦斯科夫和女兵共同划归到代表道德、善良、和平的正方阵营，但两者间事实上的外位性并不因为政治立场上的同一而发生消减。换言之，虽然瓦斯科夫和五名女兵属于同一条战线，有着共同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精神，但他们仍然是互为外位的不同主体，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对方产生高度的依赖。小说中人物外位性最突出的表现，是指挥官瓦斯科夫的人物形象在女兵的影响下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小说开头部分对瓦斯科夫的介绍中有过这样一处细节描述：“从那时起，瓦斯科夫总共只笑过三次：一次是对授予他勋章的将军笑；另一次是对从他肩膀里取出了弹片的外科大夫笑；还有一次就是对自己的女房东，玛丽娅尼基福洛芙娜笑，由于她领
12、悟了他的意思。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11页，王金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段文字是小说中对瓦斯科夫不苟言笑的形象的集中描写，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笑”和瓦斯科夫之间的关系：瓦斯科夫是一个已经被战争异化了的人，他无意识地掩盖和否定作为正常人所应有的积极正面的情感，无时无刻不处在战争带来的极度紧张状态中。而“笑”行为本身则是人性中尚未泯灭的感性因素对瓦斯科夫心理戒备的突防，是人之情感在战争阴霾下的自然流露。读者可能还注意到，上述引文虽然旨在表现战争性对瓦斯科夫人性的戕害，却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在瓦斯科夫的内心深处，人性其实一直以相当顽强的姿态存在着。瓦斯科夫仅有的三次笑，分别是因为个人
13、荣誉获得肯定、肉体伤痛得到治疗和精神创伤受到抚慰。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能够引起瓦斯科夫的笑，恰恰说明战争的异化并没有使他弃绝对人性的坚守。由此，瓦斯科夫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呈现出两重性：他是一个既被战争深刻改造，又保留着强烈的人间情感，将战争性和人性相互结合的精神统一体。在他身上，僵硬、死板、严肃、不苟言笑的战争痕迹是外在的，怜悯、同情、温柔、与人为善的人性是内在的。这种两重性来自于唯一一名男性军人在战争环境下所经历过的一切，因而在小说创造的文本语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它确定了瓦斯科夫所处于的固定位置，并构成他与女兵们所形成的外位关系。小说中的五名女兵则是外在于瓦斯科夫而存在的另一个主体。丽达、李莎
14、、冉卡、索尼娅和嘉尔卡，虽然性格特点各不相同，但共同的女性身份和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她们仍然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五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痛苦的往昔，如丽达、冉卡、索尼娅因为战争失去了全部的亲人，嘉尔卡因为弃婴的身份而极度自卑，李莎因为缺少他人的关怀而变得内向苦闷。而战争又迫使她们面对和从事与女性的自然法定位美好、善良、母性、生命延续者相违背的杀戮行为。这一主体与瓦斯科夫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即他们同是战争的承担者、受害者和参与者，但“女性”的标签却使得这种相似性被减弱淡化，女兵们和瓦斯科夫之间的差异被着重凸显：女人原本不属于战争，女兵身上体现出的是介于平民和军人的游离性，比起瓦斯科夫这样的男性士兵，她
15、们更多的代表着人性与和平在战争蹂躏下被动的反抗挣扎。女兵们的存在，在小说语境中同样是唯一的，它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外在于瓦斯科夫的独特位置上。瓦西里耶夫在创作谈中提到过，小说之所以把创作原型由男兵改成女兵，为的是表现“战争和女人”的尖锐冲突。不过，这一改动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许超出了作家本人的预计。在我看来，小说中五名女兵最大的胜利，并不是战胜了侵略者或彰显出革命英雄主义，而是实现了对瓦斯科夫的改造和塑造。之前说过，任何存在物都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黎明在瓦斯科夫和女兵之间设置性别上的差异，使双方各自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变得尤为明显。换句话说，性别为双方各自的独立性划分了清晰的界限：虽
16、然同样受到战争的伤害，同样为了保家卫国而英勇抗争，但瓦斯科夫无法进入五名女兵的存在位置，像女性那样引起人们对于美的爱护和珍惜；五名女兵也无法直接重复瓦斯科夫的主体行为，以男性的方式对战争有所担当。他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外位性的关系，始终是以一种外部而非内部的姿态在审视彼此。同时，由于共处在战争的同一阵营，在战斗中互相配合互相保护，独立的双方在不同程度上又对对方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依赖彼此完成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女兵们从瓦斯科夫那里获得了沉着应战的勇气，而瓦斯科夫从女兵那里获得的，则是这个人物形象内在的丰富性小说写到瓦斯科夫第四次笑：“当地没有驴，准尉不大满意，好吧，那咱们来学野鸭叫。嘎嘎。他叫了两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