菉竹山房教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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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菉竹山房一、作者简介吴组缃(19081994)1908年4月5日出生于塾师兼商人的家庭。原名祖缃,字仲华,十四岁时改名祖襄,笔名吴组缃、芜帝、野松、寄谷、木公等。安徽泾县茂林人。父亲吴庆余是个秀才,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反对科举,学洋文,后弃文经商,小有资产,在家乡兴办了两所私立小学。泾县茂林村虽然风光优美,山色秀丽,却长期积沉着封建宗法制的陈规旧习。少年时代的吴组缃曾目睹村里一些青年妇女因触犯礼教和族规,被扔进石灰坑内活活烧死的惨剧。而吴氏大家族的迅速分化,形成各阶层人物,又使吴组缃有机会接触族内一些贫苦劳动者,从而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境遇。所以他的小说创作总是以皖南山村为基地,写他“所熟

2、悉的人和事”,但按内容又可分为恋乡情绪小说和社会剖析小说。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同沈菽园女士结婚,在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曾与林庚、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在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

3、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小说一千八百担,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衰落。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第一人。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

4、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郑振铎、章靳以主编文学季刊时,吴尚默默无闻,某次投稿一篇,用宗族制度农村经济崩溃为背景,篇名一千八百担。郑振铎初未置意,遂以字数太长退回,不料吴来信大骂,指编辑有眼无珠,埋没佳作,郑竟愕然,待仔细重读,确是杰出的创作,一面道歉,一面将吴狂捧,由是吴祖湘顿成文坛红人!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

5、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

6、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1934 年,吴组缃中断学业,到南京中央研究院任丁文江的秘书半年。经郑振铎介绍,结识了王任叔、张天翼、蒋牧良、朱凡等人,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创作问题。1935 年初,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兼秘书。1936 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 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 年3 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

7、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1946-1947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建国后,吴组缃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和古典小说研究等课程。曾任中国文联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等职。其研究注意运用深刻的历史眼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典小说进行历史分析;通过具体的艺术分析来说明古典小说的思想倾向,阐发其社会意义;注意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总结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基本规

8、律:1. 来自民间;2. 受史传文学和史学传统的影响,3. 要写好小说,必须有“孤愤”,4. 中国古典小说有神似的传统,5. 传统小说讲究提炼、剪裁。二、写作动机:作品完成于1932.11.26,发表于1933年1月清华周刊,当时虽受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大城市中的人们思想出现转变。广大的农村一切如昨。封建礼教、封建意识依然十分沉重地压抑着人民群众。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非单纯地表达传统文化对二姑姑正常人性的压抑,而是参照着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通过传统和现代的对比,提示出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作者的意图决定了其在创作时对视角的选择,二姑姑和少年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

9、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故事,在那样的社会里,左右女性命运的不是自己,是他人,是社会。三、层次结构:(一)开头至第九节,即”于是阿圆不愿去的心,变的急于要去了。1、(开头两节)“我”和阿圆新婚回家,二姑姑要他俩去住些时候;我”记忆中的二姑姑家.2、(第三节至第七节).二姑姑年轻时期的恋爱,婚姻故事.3、(八九两节)阿圆特别害怕大伯的”亲热”,还是愿意去二姑姑家.(二)(十节至第十五节)初到箓竹山房,二姑姑的喜欢以及丫头兰花的忙碌.(三)(十六节至第三十五节)一行四人参观箓竹山房,处处散发出阴森,恐怖,二姑姑不忘姑爹,”我”和阿圆睡在姑爹房间。(四)(三十六节至末尾).阿圆越来越感到害怕,门上的册叶小

10、窗露出”鬼脸”原来是二姑姑和兰花.四、内容述评:1、控诉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迫害作品通过二姑姑年青时期的恋爱、婚姻悲剧,深沉地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诉。一个“聪明年少的门生”,个擅长女红的青年姑娘,从相互“羡慕”而有了恋情。可是,当时的环境竟无法容忍他们的相爱而从此受尽“鄙夷”。少年“船翻身亡”,姑娘才得以“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作品的深刻性就在于:二姑姑的恋爱失败,却又以“迎了灵柩”成婚并了此一生。这是一幅多么残忍的图画!并未年老的二姑姑,空守偌大的菉竹山房,整日价与“福公公”(蝙蝠)、“虎爷爷”(壁虎)喃喃自语,再就是梦幻“姑爹回来”。终

11、于,性格变态,去窥视新婚夫妇。漫长的岁月、阴森的山房,简直就是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涯。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压迫可见一斑。2、从“菉竹山房”折射出中国农村的封闭、落后与停滞世道早已变了。“我连年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可是,家乡的一切,记忆中的“那座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古书的学房,以及后园中的池塘竹木”,依然如旧,甚至更加腐败、烂朽。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阴暗,凄苦,迟钝”,日复一日,愈加深重。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多少年不变的格局,同“电灯电影洋装书籍”,以及“平月见惯的西式房子,柏油马路,烟囱,工厂等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2、面对着这样的对比,人们不能不对农村的现状发出声声哀叹。环境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该是变变的时候了。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唤。3、人性的流露,人性的赞美在沉重的封建伦理道德桎梏下,人性始终受着摧残与压制。可是,人性还是会处处有所流露。“我”的长辈中,就有少年时期就偷情的故事。“我的大伯娘”“就最喜欢搂阿圆在膝上喊宝宝,亲她的脸,咬她的肉,摩挲她的臂膊;又要我和她接吻给她老人家看”至于小说结尾处也是高潮处所表现的二姑姑对新婚夫妇的偷窥,更表明人性是无法压抑的。 人性的尊严和解放是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响亮口号,也是对封建主义的致命一击。在中国,由于封建历史的悠长,对人性的蔑视更为严重。作品所

13、表现出的人性的流露,其中不无调侃、幽默与哑然失笑,也是对人性的赞美。 这篇小说主要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手法。如果我们透过其精巧的表层结构,沿着精神分析的象征破译和人物性格的“症候分析”的方法,进行“因果溯源”,我们会发现:“我”和“阿圆”的菉竹山房探亲之旅,其实是在一个正常人性被长期压抑的妇女的潜意识迷宫里探险过程的象征。而“二姑姑”也不仅仅是一个“怨妇”,她潜意识深处,有着难以派遣的恶毒和对现实的怨恨,正是中国传统观念里“最毒妇人心”的注脚。揭开温情脉脉的探亲面纱,直面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畸形、怨毒人性,小说既解答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命题,也加大了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力度。“最毒妇人心”:对菉竹山房精

14、神分析的分析一、看与被看:三种人生的隔膜与窥视菉竹山房讲述的是一对青年夫妇回家乡探亲的故事。这次探亲内容,包括“我”和阿圆与家人的团聚、与乡邻的相处,主要是去金燕村菉竹山房二姑姑家探亲的“历险”。小说以“我”和阿圆为中心,引出三种不同的人生。这三种人生彼此隔膜,又充满好奇,相互窥视。生活在都市世界、接受文明熏陶的“我”和阿圆,自然代表着一种正常、健康的生活形态(包括夫妻生活)。我的家族算得上书香门第,家人包括母亲、长辈、丫头、乡邻老太太等,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常态之中。由于和“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是两个世界,他们代表着一种“正统”即符合传统礼教规范的生活。而二姑姑,在“红颜时代”就违背了这个

15、群体的规则,闹出了“才子佳人的喜剧”,“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遭到放逐。但由于自己的及时“补过”,在少年船翻身亡后自缢,被认为“尚有稍些可风之处”,博得一个虚假婚姻,总算以牺牲生命的危险和失去正常夫妻生活为代价,过上一种礼教规范允许之下的另类生活。这三种生活形态相互隔膜。首先是两个家族对二姑姑正常人性和幸福生活的压制和漠视,礼教观念、封建意识形态扭曲和异化了家族亲情,转而合情合理、习焉不察地制造了一幕人间惨剧。其次是都市生活、文明世界对家乡生活常态的不适应、厌烦,“阿圆有点怕我们家乡的老太太”;再次,由于封建正统话语对二姑姑真实生活的遮蔽,“我”和阿圆对二姑姑的生活有着明显的“误读”,在我们眼

16、里,“二姑姑的故事好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有趣得如从线装书中看下来的一样”。在去菉竹山房的路上,“欣跃之情自然难言”。隔膜使“我”和阿圆对二姑姑的悲剧采取了审美的、消费式的态度。三种生活都有着了解对方的兴趣,均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窥探。基于对自己生活现状残缺性的体认,对别样人生的好奇,老太太们对“我”和阿圆提出了种种非分要求,而二姑姑和兰花在暴雨之夜对我们夫妻生活进行窥视。“我”和阿圆对菉竹山房的造访,表面上出于亲戚之间的道义、人际交往规则需要,实际也包含有对一个真实生命生活状况探究的欲望。这种探究,既是针对二姑姑的、现实的,也是针对“才子佳人”的、文化的。这三种生活根本的不同,真正引起对方兴趣、激起三方相互窥探的动力,小说将之归结为是人性存在状态,即性本能如何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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