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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窑”与石湾窑文 孟涵中国历代窑口多以所属州县命名，如越州窑称越窑，定州窑称定窑，地理意义明确。也有少数窑口以窑主或督办官冠名，如宋代吉州舒翁主持的窑称舒窑，清代唐英在景德镇督办的御窑称唐窑，这类称谓不与窑址相联系，其中柴窑、哥窑就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悬案。而地域宽广无边的“广窑”，可以说是中国窑口称谓的一个特例。“广窑”的提法始于清代，先是康熙年间，王棠在日知录中称“广东窑，出潮州府，其器与饶州类。”指的是广东东部的潮州窑。而自乾隆初期南窑笔记有“广窑”一说，这个概念便延续了一百多年。蓝浦著景德镇陶录刊布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其“广窑”条目称：“始于广东肇庆府阳江县所造，盖仿洋磁烧者
2、，故志云广之阳江县产磁器。常见炉、瓶、盏、碟、碗、盘、壶、盒之属，甚绚彩华丽，惟精细雅润不及瓷器，未免有刻眉露骨相，可厌”。刊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寂园叟（陈浏）所著陶雅，多次提到“广窑”，认为“老于厂甸者，相传以乌泥胎骨，蒙罩灰蓝淡色之釉者厥为广窑”，又说“广窑有似景德镇者，嘉道间十三行开办，初筑有阿芙蓉馆，其所设茗碗，皆白地彩绩，精细无伦，且多用界画法能分深浅也。”这两部文献的错误，是把地理接近，但性质截然不同的广州“广彩”瓷器与石湾窑陶器混为一谈。广东人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成书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有“广窑”一节：“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时已迁于此，宋阳江旧窑
3、今日早已消灭矣。”“至今日制陶器尚盛，实则胎质粗下，远不及潮阳、合浦，吾粤殊贱视之。”窑址说对了，历史渊源则不确。陶录和说瓷虽然对广窑都颇轻蔑，但证述中也透露了一点正面的信息。陶录记载了唐英督办的御窑曾“仿广窑釉色及青点釉一种”。说瓷则在“说胎釉”时，承认“钧窑以紫胜，广窑以蓝胜”。陶雅多次谈到“日本人绝重广窑”，甚至有“谓其国某氏来华所制，声价乃过于宋均”一说。我以为此说或许不是空穴来风，还有待深入考证。所谓“仿洋磁烧者”，“白地彩绩，精细无伦”，指的应是“广彩”，即广州织金彩瓷。历史不长，始于清康熙年间，成熟于乾隆，延至民国及当代。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繁荣，而瓷器最为外国人钟爱。为满足外销需求
4、，瓷器商人从景德镇等地采购素白瓷胎运回设于广州河南的工厂，以欧美国家喜好的纹饰彩绘烘烧，其特点是“绚彩华丽，金碧辉煌，热烈清新，构图丰富，繁而不乱，犹如千缕金丝织白玉”，成为中国外销瓷新品种，它与石湾陶器完全是两回事。而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廓清了石湾窑的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博物馆和佛山市博物馆等部门，先后对石湾和阳江等地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对石湾大帽岗窑进行了发掘，证实石湾大帽岗是一处唐宋窑址。唐代古窑遗物堆积层平均厚度有0.5米，宋代窑址遗物堆积层厚度则为1到1.25米不等，在大量碗、碟、杯、盏、壶、罐、炉、沙盆的碎片中赫然发现了一件陶塑兽头，见证了石湾艺术
5、陶器的萌芽。考古报告认为：“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两地陶瓷器的胎质、釉色和花纹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入佛山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但“广窑”的模糊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影响深远，不仅1935年吴仁敬辛安潮合著的中国陶瓷史沿用了陶录和陶雅的错误，连1980年初版，西北轻工业学院等院校编著的高等学校轻工专业试用教材陶瓷工艺学，在绪论中讲述中国陶瓷发展简史，也沿袭了“广窑”的概念。“广窑”的模糊概念，影响了文物的鉴定。台北故宫博物院1961年编辑出版故宫瓷器录，第一辑宋元上编收录有“南宋广窑修身理性琴”等器物18件，第二辑明丁上编收录有
6、“广窑月白穿带扁壶”等器物25件，第二辑明丁下编收录有“明广窑堆花牡丹瓶”等器物34件。这些归属在“广窑”名下器物的窑口和年代都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比如“南宋广窑修身理性琴”，故宫瓷器录介绍为：“长110.6厘米，首宽16.3厘米”，“仿仲尼式琴，胎质极薄，通体鳝鱼黄色薄釉，多露紫骨，黯淡无光”。“琴首刻清乾隆题诗”等。我就这件珍品的窑口归属请教过一些专家，他们都认为目前尚没有足够的实证，说明南宋石湾窑的工艺技术可以达到如此精湛的水平。倒是广州博物馆藏“乾隆葱白釉琴枕”，长59厘米，为比较典型的石湾窑风格。2007年10月我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注意到一件藏品陈列的说明是：“清十八-十九世纪 乳浊釉瓷方尊 广东佛山石湾窑”，没有沿用“广窑”的概念，但我以为称“陶方尊”似更严谨。从“广窑”概念派生的一系列问题，说明石湾窑的学术研究，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领域。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陈玲玲老师“广窑”说误的观点，又蒙徐振锐先生提供了广东省博物馆考古调查的照片，谨致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