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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章太炎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
2、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
3、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孙子兵法皆附图）。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如为简书，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一二百本）。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
4、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
5、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恆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
6、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则云三千条。当时必著简册，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语涉迂阔，无有足处。且周礼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礼，今存周礼、仪礼
7、。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礼类。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安得谓与礼不同哉？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实则逸周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之曰经也。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均传记也。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严格论之，六经无
8、十三部也。史部本与六经同类。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别为一类。荀勖中经簿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经、史为二，后世仍之。然乙部有皇览。皇览者，当时之类书也，与史部不类。五俭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仅六种：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增图谱一门，称六艺略曰经典志，中分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门，有心复古，颇见卓识。又有汉志不收而今亦归入经部者，纬书是也。纬书对经书而称，后人虽不信，犹不得不以入经部。独王俭以数术略改为阴阳志，而收入纬书，以纬书与阴阳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经典，亦王氏之卓识也。自隋书经籍志后，人皆依荀勖四部
9、之目，以史多于经，为便宜计，不得不尔。明知纬书非经之比，无可奈何，亦录入经部，此皆权宜之计也。兵书在汉志本与诸子分列。孙子兵法入兵书，不入诸子。七志亦分兵书曰军书，而阮孝绪七录（依王俭为七部，不分经、史、子、集）以子书、兵书合曰子兵，未免谬误。盖当代之兵书，应秘而不宣，古代之兵书，可人人省览。孙子十三篇，空论行军之理，与当时号令编制之法绝异，不似今参谋部之书，禁人窥览者也。是故当代之兵书，不得与子部并录。向、歆校书之时，史部书少，故可归入春秋。其后史部渐多，非别立一类不可，亦犹汉志别立诗赋一类，不归入诗经类耳。后人侈言复古，如章实斋校雠通义，独龂龂于此，亦徒为高论而已。顾源流不得不明，纬与经本
10、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此乃治经之枢纽，不可不知者也。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古文家言历史而不信纬书，史部入经，乃古文家之主张；纬书入经，则今文家之主张也。古文家间引纬书，则非纯古文学，郑康成一流是也。王肃以贾、马之学，反对康成。贾虽不信纬书，然亦有附会处（后汉书可证），马则绝不附会矣（马书今存者少）。至三国时人治经，则与汉人途径相反。东汉今文说盛行之时，说经多采纬书，谓孔子为玄圣之子，称其述作曰为汉制法。今观孔林中所存汉碑，史晨、乙瑛、韩敕，皆录当时奏议文告，并用纬书之说。及黄初元年，封孔羡为宗圣侯，立碑庙堂，陈思王撰文，录
11、文帝诏书，其中无一语引纬书者。非惟不引纬书，即今文家，亦所不采。以此知东汉与魏，治经之法，截然不同。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纬之功，岂可少哉！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阴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自汉武立五经博士，至东汉有十四博士（五经本仅五博士，后分派众多，故有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京，书则欧阳、大小夏侯，诗则齐、鲁、韩，礼则大小戴，春秋则严、颜（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后世不传。汉末，马、郑之书，不立学官。毛诗亦未立学官。至三国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皆立学官，此魏文帝之卓见也
12、。汉熹平石经，隶书一字，是乃今文。魏正始时立三体石经，则用古文。当时古文礼不传，尚书、春秋皆用古文。易用费氏，以费易为古文也（传费易者，汉末最盛，皆未入学官。马、郑、荀爽、刘表、王弼皆费氏易）。周礼则本为古文。三国之学官，与汉末不同如此。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清人治经，以汉学为名。其实汉学有古文、今文之别。信今文则非，守古文即是。三国时渐知尊信古文。故魏、晋两代，说经之作，虽精到不及汉儒，论其大体，实后胜于前。故汉学二字，不足为治经之正轨。昔高邮王氏，称其父熟于汉学之门径，而不囿于汉学之籓蓠。此但就训诂言耳。其实，论事迹、论义理，均当如是。魏、晋人说经之作，岂可废哉！以上论经典源流及古今文
13、大概。欲明今古文之分，须先明经典之来源。所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者，汉书艺文志云：礼、乐，周衰俱坏，乐尤微眇，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又云：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已，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是孔子时礼、乐已阙，惟诗、书被删则俱有明证。左传：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别国所传易象，与鲁不尽同。孔子所赞，盖鲁之周易也。春秋本鲁国之史，当时各国皆有春秋，而皆以副本藏于王室。故太史公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修春秋，盖六经之来历如此。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康成注：经礼谓周礼，曲礼即仪礼。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14、。”孔颖达疏：礼仪三百即周礼，威仪三千即仪礼。今仪礼十七篇，约五万六千字，均分之，每篇得三千三百字。汉时，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合淹中所得，凡五十六篇，较今仪礼三倍。若以平均三千三百字一篇计之，则五十六篇当有十七万字，恐孔子时经不过如此。以字数之多，故当时儒者不能尽学，孟子所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至于周礼是否经孔了论定，无明文可见。孟子谓“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是七国时周礼已不常见，故孟子论封建与周礼不同。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信“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
15、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盖不歌而诵谓之赋，例如后之离骚，篇幅冗长，宜于诵而不宜于歌，故孔子不取耳。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风、雅、颂之逸篇为春秋时人所引者已不少，可见未删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就为不诬也。孔子所以删九德之歌者，盖水、火、金、木、土、谷，皆咏物之作，与道性情之旨不合，故删之也。季札观周乐，不及赋、比兴，赋本不可歌，比、兴被删之故，则今不可知。墨子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夫可弦必可歌，舞虽有节奏，恐未必可歌，诵则不歌也。由此可知，诗不仅三百，依墨子之言，亦有千二百矣。要之诗不但取其意义，又必取其音节，故可存者少耳。书之篇数，据扬子法言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艺文志亦云凡百篇。百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