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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魏晋南朝的棋品制不仅是近代以来的围棋段位制的滥觞，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的围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以往学者已经有所讨论，对魏晋南朝时期棋品的产生时间及其出现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考察。1在此，笔者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往讨论尚不充分的问题加以若干补充，以期能够增进对棋品本身及其与当时政治、文化的联系的认识。一、棋品制产生的背景棋品制度之所以在魏晋南朝时期出现并得到发展，这与围棋自身的发展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是围棋自身的发展。关于这一时期围棋发展繁荣的原因及其表现，以往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笔
2、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围棋技术的发展。由于围棋棋局自身存在形态的关系，当时围棋技术的具体情况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文献记载中看出当时围棋技术方面的一些情况。东汉人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将棋手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及为之上者，张置疏远，多得道而为胜；中者务相绝遮，以争便求利；下者守边地，趍作罫，白生于小地。1在此，桓谭划分棋手等级的依据是其下棋的风格。事实上，不同的棋风之间很难说有高下之别。认为一种棋风高于另一种棋风，这更多的只能说是作者的个人喜好。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人对围棋的风格流派已经有所认识并作出了一定的区分。按照围棋技术的发展规律，魏晋南朝时期的围棋技术理论必然会在此
3、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文献中，的确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迹象。隋书经籍志中即著录了棋势、棋图势等多种与围棋相关的书籍，而其所引的阮孝绪七录中亦载有围棋势、高棋图等数种文献。2这些书籍现在均已散佚，其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古代的围棋术语来看，势、图等一般用来指局部（主要是角部）的特殊棋形及与之相关的固定下法，如金柜势、大角图等。笔者推测，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这些围棋文献名称中的势、图很可能也是这个意思。虽然对其具体的棋形与变化尚不清楚，不过基本可以断定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固定的局部变化，即出现了较为简单的定式。这些早期的定式的出现无疑是当时的棋手在长期的对局实践中进行总结的结果。这显示了当时的围棋
4、技术的发展。其次是魏晋风流对于围棋发展的促进。关于魏晋风流，袁行霈先生有这样的概括：所谓魏晋风流，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它伴随着魏晋玄学而兴起，与玄学所倡导的玄远精神相表里，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的气质的外现。简言之，就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也可以说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现。3在这里，袁先生从玄学的角度对魏晋风流进行了解释，认为它实际上是士人内在的玄学精神的外化。这一认识路径是很有意义的。这种玄学精神的外化固然可以通过士人日常的言谈举止来表现，但很多时候也是出现在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之中的，如放浪形骸、处变不惊、不亲世务等就可以看作是较为固定化的
5、名士行为模式。而围棋恰恰也成为了展现士人内在的玄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工具。在世说新语等文献中常可以看到士人通过围棋来表现其不同于常人的特殊精神、气度的事例。如世说新语雅量中的一段著名记载：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4上段材料常被作为解释魏晋风度的实例来使用。在此，谢安通过下围棋表现了其宠辱不惊、不为外物所动的独特气度。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阮籍听到母丧的消息时下棋不辍、王坦之在居丧期间与来客下棋等，不再备举。从这类事例中可以看出，围棋在魏晋士人展现其内在的玄学精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工具意义。也正是因此，围棋与服药
6、、饮酒等行为一样成为了当时的士人所热衷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南朝时期，魏晋风流一直是作为一种历史上的人格典范而存在的。时人将正始遗风、竹林遗风等词语作为对士人的较高评价就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围棋作为魏晋风流的一个象征在南朝继续延续了其在士人群体中的流行地位。关于魏晋南朝时期门阀士族热衷于围棋的现象，文献中多有记载，以往学者也已有所揭示。笔者想要补充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高门士族对围棋活动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但他们的实际围棋水平恐怕并不甚高。南齐书记江斅事时云：斅好文辞，围棋第五品，为朝贵中最。1从整个围棋爱好者群体来看，江斅的棋力能够居于九品中的第五品已属不易，可以算是当时棋坛上的高手了。不过五品毕
7、竟只是九品棋品的中间等级而已，江斅的五品棋品就已经是朝廷重臣中的最高等级，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以高门士族为主体的朝臣的围棋水平普遍并不高。此外，在文献中所能见到的一些位居一品的棋手，如江彪等也多非当时的高门士族。2从这些迹象来看，魏晋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的士人尽管对围棋有很大的热情，但其水平却未必在当时的棋坛上居于领先地位。不过文献中也记录了很多位居高品的门阀士族，对此又应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在这里需要考虑正史等文献自身的书写方面的情况。历史文献作为一种对史实的记录本质上是经过了历史书写者主观的选择的。一部具体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当时的所有人物均纳入记载的范围，而是只能从中选择在政治及文化活动、社
8、会地位等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政治地位较高者作为写作的对象。魏晋南朝的高门士族由于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有更多的展现其政治、文化等方面才能的机会，更可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就，这样他们进入历史书写的几率当然要比普通人大得多。因而正史等文献中有大量的高门士族围棋活动的记载主要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而并非是他们在围棋水平上居于同时代的领先地位。江斅的五品棋品已经是朝廷重臣中的最高等级了，那么必然有很多水平更高的人是在朝贵的范围之外的。他们之所以大多没有被记载下来也主要是由于其社会地位较低且在政治活动中没有较为突出的事迹。这就涉及到了围棋在魏晋南朝的高门士族的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待围棋的
9、态度的问题了。如前所述，魏晋南朝时期围棋的发展与魏晋风流有密切的关系。而魏晋风流本质上则是士人将其内在的玄学精神转化为外在的行为模式。围棋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工具的作用。士人通过围棋活动而展现其在玄学精神影响下的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与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门士族之所以会对围棋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围棋是他们介入魏晋风流、进入名士行列、展现个人人格魅力的一个重要媒介。他们主要是通过参与围棋活动来表现自己的风度气质，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则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因而可以看到，这些士族门阀虽然大多对围棋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普遍水平却不甚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热衷于围棋的主要
10、是北来的侨姓士族，如王导、谢安、羊玄保、褚胤、江斅、王抗、谢沦、柳恽等。而吴姓高门士族则似乎对围棋兴趣不大，见诸文献的南方士人中的围棋高手只有虞謇等极个别的例子，其他如会稽夏赤松等也并非出自吴姓世家大族。事实上，吴姓高门士族不仅自己对围棋缺乏兴趣，而且他们对时人热衷围棋的现象还有所批评。如南齐书虞愿传云：（宋明）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惜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虞）愿又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3传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尧发明了围棋来教育他。4虞愿即以此为据，认为围棋本来只是尧用来教育其愚钝不肖
11、的儿子的游戏而已，皇帝不应该对此有所喜好。而颜之推对于时人过于沉迷围棋的现象也有所批评：围棋有手谈、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躭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1在颜之推看来，围棋虽然是雅戏，但是沉迷其中则会影响人的精力，因而要有所节制。论者认为这说出了当时儒学之士对围棋活动的基本看法，2其说是。事实上，对于前述虞愿的意见，也可以这样来看待。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东晋以后江南土著与渡江侨旧在学风上有所区别，侨人重玄学而南士重儒学。3而会稽虞氏又是传统的吴姓文化士族，因而他们基本也是秉持儒学的价值立场的。基于儒学的价值取向，吴姓士族对于玄学及作为其外化的表现的名士风度是持有批判态度的。如与虞愿同族的虞预就雅
12、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4这样来看，前述虞愿对围棋的看法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见，在刘宋王朝的后期，亦即侨姓士族南渡百余年后，传统的吴姓士族对于魏晋风流、名士风度依然是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的。5再次是人物品评与中正品、官品制度的影响。关于人物品评与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品对棋品产生的促进作用，以往学者的研究已有所揭示。笔者这里要补充的是官品的影响。曹魏在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同时，也创制了对其后的政治制度影响极大的九品官品制度。较早时期学者大多认为九品官品的产生是受九品中正制影响的。近年来阎步克先生则指出官品的制度渊源主要是朝班制度，6此后周文俊先生的
13、研究也强化了这一判断。7按照阎、周二位先生的意见，则官品与中正品是来源不同的两套位阶体系。而如果从等级序列的外在形式来看，则相比中正品，官品与棋品更为相近。我们知道，魏晋南朝时期的中正品虽然在名义上分为九等，但在其实际运作中，是以灼然二品为最高等级的，一品只是虚设的品级，并无人被评定为这一等级。方北辰先生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系模仿汉书中的古今人表一篇而来，而在古今人表中被列入第一品的只有自三皇五帝以降至周公、孔子的诸圣人。这些圣人是后人不能比拟的，因而中正品的第一品也就虚悬而不实际授人了。8阎步克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九品中正制在实际运作中也没有七、八、九这三个品级。9
14、可见，中正品虽然在理论上分为九个等级，但在实际运作中使用的很可能只有二至五品这五个等级而已。而棋品与官品则是九个等级均被用于实践的，并无虚设的等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棋品与官品在等级的形式上更为接近。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棋品与中正品之间的关联。刘宋时期围棋州邑的设置就充分的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这里只是想补充说明一下，除了中正品之外，创始于曹魏的九品官品对棋品制度的形成很可能也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正是上述的这些因素为魏晋南朝时期棋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乃至是必然性的条件。二、棋品创置的时间较早对棋品产生的时间进行考察的是明人王世贞，他认为：弈之有品，启自刘宋，盛于泰始。1不过这一说法
15、并不准确。如下文所论，在现有材料中，在刘宋之前就已可以看到有关棋品的较为明确的记载。王氏显然是将棋品产生的时间推后了。近年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棋品产生于曹魏与产生于东晋两种观点。2征诸史籍，后者更为合理，以下加以说明。主张棋品产生于曹魏者，其依据主要是陶珽编次的百二十卷本说郛中所引的曹魏邯郸淳所著艺经中的这段文字：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不可胜计，未能入格，今不复云。3在此，作者提出了围棋之品的概念，并将之划分为名称不同的九个等级。这样来看，似乎曹魏时期就已经有了棋品制度。但实则不然。首先，这里所
16、列的棋品中九品的名称似乎不尽符合当时人的观念。大致来说，这里用以指称棋品等级的入神等词语在中古的语境下均具有一定的哲学内涵。张如安、郭永勤等学者对其中的名称进行了考察，认为其符合曹魏时期的语言习惯，时人以之来指称围棋品级是完全可能的。4应该说，一些棋品等级的名称确实是比较符合曹魏的思想观念的，如入神、具体等词即是。但另一些词语的情况则不然。如作为第九品名称的守拙一词，这一观念大致是从晋宋之际开始成为士人较为推崇的一种流行价值取向的。这在陶渊明等人的诗文中有明显的体现，5而在西晋之前则很少见到含义相近的词语的使用。再如作为第二品名称的坐照一词。此词系佛教用语，从词义来看，它可能是由庄子中的坐忘一词衍生而来。不过在现有文献中，坐照一词是从唐代开始才见诸文献，唐之前则似未见到相关的用例。6生活于曹魏时期的邯郸淳显然是不太可能用这些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