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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圣谕宣讲仪式用乐与说唱善书的兴起摘 要明清时期随着圣谕宣讲仪式在地方的推进，宣讲仪式中也融入了官礼仪式中的锣鼓乐和诗歌歌乐。地方圣谕宣讲也带动了官方、地方和民间刊印善书的风气，讲善书也成为圣谕宣讲的一个内容，以及独立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晚清民初，民间艺人不断参加到讲善书中，结合戏曲、民歌音乐丰富了善书唱腔，并逐步形成说唱善书。从湖北地区善书的兴起、开展历史，以及在当代的遗存状况来看，善书与圣谕宣讲仪式有关，也融入了宗教、仪式程式，与人们的礼俗生活严密相关，曾是人们礼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关键词】：p 】：圣谕宣讲;善书;说唱;湖北宣讲圣谕和乡约是明清地方针对民众教化的重要举措。明洪武
2、三十年朱元璋下令，推行宣讲“圣谕六言”，每里选年老者或瞽者，每月六次，持木铎徇道宣颂圣谕。至嘉靖、万历年间，兴起以乡约会讲，即不再巡走，而是以乡约组织为单位，在乡约所进展宣讲圣谕，请知书识礼的老人和瞽者对圣谕进展讲述和讲解。随着宣讲仪式性功能的增加，宣讲的内容日益丰富，也出现了各种讲述的本子，乐的内容也开场逐步参加。清代完全继承了明代这一制度，如康熙时期有“圣谕十六条”，雍正时开展为圣谕广训。一些地区的圣谕宣讲充满了仪式性，具有官方礼乐仪式的特征。宣讲从官方逐渐转向民间自觉，从圣谕内容逐渐开场参加劝善善本，融入说唱艺术的元素，说唱善书由此而生。本文拟对清代圣谕宣讲的仪式音乐进展考证，并从笔者关
3、注的清代湖北礼俗音乐文化的视域去考察晚清湖北善書的兴起的音乐历史。一、明清圣谕宣讲仪式和用乐明洪武年地方开场推行圣谕宣讲仪式，在中央有力的推行下，各地纷纷建立宣讲的机构，在宣讲中，官礼仪式的歌乐和鼓吹也被应用到新的仪式中。如万历年河北乐亭县有“乡约所共一十九处。万历庚寅建，每年设约正、约副、约赞、约讲，及木铎、歌童，在城于朔望，在乡于次日，至期县学分诣约所照劝民书，讲析圣谕，反覆晓譬，期化民成俗”。宣讲的内容也从圣谕开端，涉及到道德教化的各种题材，如孝道、仁爱、善恶等。从各地地方志书来看，参加歌童和歌乐是一个比拟普遍的形式，并延续至清代。下面以清初江西新建县宣讲圣谕、宣讲乡约仪式为例，梳理明清
4、圣谕宣讲仪式和用乐。仪式参与包括乡约、约赞、负责唱赞;约讲宣，木铎老人讲;歌童唱;东约史、西约史彰善、纠恶和申戒;官员、保长、地方乡绅参与。整个仪式场的布局是有着根本的制度，地方可按图陈设。香案前列有万岁牌、圣谕牌，左右设钟、鼓;香案左右有彰善牌等，唱赞立于香案两旁;香案下方依次左右为官绅、约正副、约讲、木铎老人、保长、歌童，歌童位于末。整个仪式以“鼓三通”开场，即民间说的“起鼓”的仪式。然后参谒圣谕牌，参与仪式者排班、就位，行礼，钟九声，鼓九声。宣读圣谕：供讲案、乐正请颁铎书，鸣钟七声、鼓七声;司约者诣讲案前，宣第一句，毕，讲孝顺父母义，然后歌童朝上歌孝顺父母诗;宣读后五句，仪式一样;约正缴
5、上铎书，撤讲案，鸣钟五声，鼓五声。之后为保长地方彰善、纠恶。约正申戒，行礼散班。期间以钟、鼓作为节，在每个仪式环节后击奏。宣讲陈设图这是明代延续下来宣讲洪武圣谕六言的一种仪式形式，也被应用于清代宣讲圣谕。如康熙宜春县江西录有同样仪式，后并书写康熙圣谕十六条;乾隆莲花厅志江西录有同样仪式，并后涉及雍正圣谕广训。关于宣讲的场景，明万历年江西东乡县知县褚大伦建东县乡约所及修敬一厅记描绘：“月朔望次日，予率僚属学博诸文学，及约正、副，歌童辈，入约所升堂成礼，乃伐钟鼓、讲圣谕条，分节解曲引旁证，命童子歌孝弟等章，四方之众，环约所而观听焉，皆心醉神解，机动意移，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江西当是这一种宣讲仪式
6、的主要传播地区，其他地区亦有歌童参与圣谕宣讲。这种仪式用乐主要表达在歌童的歌乐，与儒家家礼仪式歌童歌咏仪式相近，与后世产生的曲艺“善书”是不同的形式。湖北清代地方志书多记载地区宣讲圣谕事宜，除了在乡约所进展官方宣讲，也有学校的宣讲，以及庙宇等场所的官方宣讲，晚清时期官方宣讲逐渐衰落，而以宗族为单位的宣讲，以及在民间资本根底创立的社学、义学的圣谕宣讲和道德教化的宣讲，甚至是个体自发的宣讲蓬勃兴起。从湖北府县志的记录中，没有表达这一仪式用乐的内容，更未有上文江西诸地的歌童歌乐的记录。如康熙监利县志记：“四时农隙，县官率属僚及绅衿耆老，于会所，陈香案，安圣谕牌于上，设讲席。初至击鼓三声，约赞二人对立
7、，乡约高声宣唱圣谕。唱毕，鸣鼓，序坐，高声讲解。毕，鸣鼓九声。相揖而退。”文中所谓“宣唱”实意为“吟诵”。讲解，当是以善书故事等为例，解释为善内涵。除了仪式前的鼓三声，和仪式后的鼓声，根本未见有其他。湖北地区的圣谕宣讲活动也是从明开场，清代延续，而至晚清民间宣讲兴起。此外，至民国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利用原有乡约所，进展新政府的道德教化，还宣讲“三民”等新思想。二、圣谕宣讲与明清善书刊刻明清圣谕宣讲也促进了善书的刊刻和公布。善书，又名劝善书，按清茶香室丛钞“劝善书”条，引清叶明澧桥戏杂记指出：“宋晁氏公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劝善书六卷至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刊成于永乐三年，尤为繁富。”又按“宋太平兴国
8、中李眆撰太平广记首例引用书目有冥报拾遗阴德传感应传报应录报冤记戒备录等书皆送以前旧籍，亦劝善书也”。当代学者也有认为：“近世善书的滥觞首推太上感应篇托名太上老君所传，著成于北宋末、南宋初。”因此，善书至少于宋时已经被私家撰写，多有传播。明代永乐年有明成祖钦颁善书为善阴骘二卷刊印天下，仁孝皇后亲撰劝善书颁行天下，是官修提倡善书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以湖北为例，嘉靖归州志记录县学有书籍，包括为善阴骘书一本，另有“劝善书计十本以上，俱永乐十七年颁”。嘉靖罗田县志记县学有“劝善书二十本”;巴东县有“劝善书一十本”;万历襄阳府志记有为善阴隙孝顺事实劝善书等善书名目。综上，随着善书在明代永乐年间由钦颁，皇帝
9、发起官修善书，并颁定至各直省府县学，至明中叶嘉靖时期到达一个历史的顶峰。清代康熙时颁“圣谕十六条”，雍正颁圣谕广训，这一时期应是善书再次兴起的重要时期。晚清时期，地方士绅兴办的善堂不仅成为参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公布善书和进展善书宣讲的重要地方。如宜昌府老字号药材铺培元堂，由会首商绅捐资兴办二十二条善行：敬惜字纸、送诊疾病、制送丹散、夏送路茶、雇船防危、买物放生、冬间施送棉衣、年终施送米票、暗济贫困，遇寒济贫、衿悯衰老、怜恤幼孩、酌给受灾次贫、刊送古今善书、收捡道路白骨、掩埋暴露尸棺、整理损坏桥梁、清理崎岖道路、置备救水火龙、安设孤路夜灯、设粥厂赈济往来乞丐、备木匣安埋水陆尸影。每年
10、共需经费二千余贯钱。刊送古今善书作为二十二善行之一，而培元堂作为一个连锁商号，刊送善书的行为也不可能仅宜昌一地，甚至一省之地。晚清民初宜昌地区也是善书曲艺盛行的地方，各善堂多请耆老或艺人进展劝善宣讲，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停顿，武汉那么在民国时期一直盛行。除了商会集体行为，还有地方耆老、士绅、商人、一般耕读之人的个体行为。如仅以沔阳州为例：道咸年间地方私塾先生戴文瑗，“喜行善事，道光末大疫，解囊变产，以二百余金医活数百人，至增义塚，刊善书不胜枚举”;监生李凤诏，“道光二十九年饥馑相望，凤诏变产收瘗，共收五百余尸，乞儿有残疾予以木棚，坏轮修复共两百余次，复刻诸善书，劝孜孜不倦”;士绅汪祖敬，“
11、精岐黄，远近求治者不取资捐金助修大同桥，广刻善书，聚族党宣讲，歷久不懈”;孝子方应昌，“刊善书，以劝世”;孝子范克振，“及父母生、忌日，辄含哀、素食，晨夕诵劝善书”;孝子叶祥映，“祖病危，祥映默祷乞以身代，父病亦如之，并印施善书格言劝世。道光十二年疫，祥映全家无恙”;廪生长子刘德烈，孝子，“每岁农隙，集里人宣讲圣谕条规、古今劝善书，历久不废”。当代学者仙桃人古沔阳刘守华谈及自己童年：“那时乡村里最为流行的两种民间文艺活动就是演皮影戏和说善书。”此外，从上述记录来看，灾难如疫病、饥馑等降临时，人们似乎更需要善书的传播。而宣读善书，在官方和民众心理是既可以教化别人，也和其他善举一样，会得到好报的功
12、德，灾难之时庇佑自身家庭平安。三、圣谕宣讲与湖北善书曲艺兴起明清时期，通过圣谕宣讲的活动，以乡约所、县学等官方宣讲，以乡约保甲制度作为保障制度，圣谕和蔼书宣讲深化乡土基层。至晚清时期，地方商行和私人刊刻善书，宗族和个人宣讲圣谕和蔼书行为普遍。清代中叶圣谕和蔼书互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圣谕开篇，着重讲善书的宣讲形式，并逐渐形成了曲艺善书的形式。而中国的说唱本来就是从变文宝卷经文缘起，因此，善书说唱形成也与民间说唱艺术开展自身规律特点严密相关。作为曲艺的善书产生和成熟于何时，目前似乎没有确凿的证据，湖北汉川善书是目前湖北唯一仍以活态形式存在的，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善书曲艺。据研究者王远翔记述
13、：20世纪90年代可考的汉川善书艺人有五代，目前当有七代，那么约有百余年历史可上溯至同光时期。可见，至同光时期善书曲艺已经趋于大成，因为已经有了半职业甚至职业艺人的传承发端。目前，对于湖北善书的流传地，学界多有汉川、汉阳、孝感、云梦、天门、沔阳、潜江、应城、安陆、宜昌、黄冈等地。然而，以志书文献善书推广情况来看，清代湖北善书的流行地应远远比我们地区更为广阔。从宣讲圣谕到善书曲艺，学界认为湖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顶戴耆老诵解;一般平民宣讲;半职业艺人宣讲;职业艺人宣讲。这一划分从宏观上讲是具有道理的，但每个阶段之间的时间区划是模糊的，并且共存的。从湖北善书开展来看，官方耆老诵读是明清持续的
14、官方体制，直至同光时期，以学校、乡约所等为中心仍存在官方的耆老诵读的形式，乃至民国还有余声。道咸时期沔阳士绅汪祖敬广刻善书，聚族党宣讲，历久不懈，这并不是一个孤立历史事实，也是宗族内部教化的一个方面。晚清时期布衣耆老宣讲当已成常态。半职业化艺人宣讲和耆老宣讲在民国时期长期并存，完全职业化的艺人当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产生，三者互相并存。而当代，汉川善书有职业化专业艺术家，也有半职业化的民间艺术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看，半职业化民间艺人仍是主流，他们的主业仍是以农业为主。从善书曲艺的历史开展来看专业艺人当在民国初期逐渐产生。晚清时期的善书宣讲，官方的宣讲与民间宣讲形式并存，只有一人班，所用
15、曲调也以传统宣腔为主，职业化艺人较少。清末民初，武汉地区讲善书多为年高德重者，讲善书不收取报酬。20世纪初，一些为了糊口的艺人、灾民开场组成班子讲善书，由善堂、茶馆，或者大户人家等雇佣者付给酬金，听众那么不收取费用。辛亥革命前后，也为善书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1931年因水灾，大量灾民涌入武汉，以汉川为代表的善书艺人开场在武汉活泼，并正式有了“汉川善书”之曲艺名目。1936年，黄陂、汉川艺人在汉口观音阁成立了“评书、宣讲结合工会”。20世纪30年代是善书作为曲艺在表演和音乐上开场打破开展的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湖北城镇讲善书主要为善堂、会馆、茶肆和大户人家组织，乡村那么主要由乡民乡党，或以村落、
16、或以宗族为单位组织宣讲。城镇多由组织者出资，而村落和宗族那么醵金是一贯的形式。因此，善书表演场域可以分为馆讲和台讲。民间演出善书时间一般为元宵节和中元节前后，逐步扩展至四时还愿、清明等时节祭祖和祝寿等，以高台教化的宣讲形式为主。作为专业化的曲艺艺术，在表演上善书也有了长足开展。如曲调从宣调开展为大宣腔小宣腔流水宣腔丫腔金丫腔玉丫腔怒斥腔哀思腔等十余种声腔，可以生动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因与圣谕宣讲的历史渊，曲艺善书也长期保存了圣谕宣讲的一些程式化形式，如宣讲圣谕等仪式。此外，封建迷信思想也在传统善书中多有表达，与宗教的亲密关系，也使其保存着一些宗教的仪式行为，以及宣讲中带有宗教色彩。因此，建国后尤其在“文革”时期，善书曲艺在乡土社会根本消亡。在当代的中国乡土社会，湖北主要在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