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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未来休闲消费前瞻-以城镇居民为例一、休闲消费行为和研究主体休闲消费行为,是指居民在理解休闲功能价值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和条件,寻求、购买和使用休闲用品、劳务或服务的过程。休闲消费行为过程既是休闲消费主体的思维、心理过程,也是不断采取行动、产生方案、解决问题的过程。目前,我国居民休闲消费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城乡分割性。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以及农村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等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农村居民在安排休闲等非基本消费时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目前,农村居民无论是休闲消费水平还是休闲质量都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以旅游消费为例,根据国家旅游局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
2、队实施的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出游率为110. 2%,国内旅游出游人数为3. 74亿人次,国内旅游出游花费为2651. 68亿元,游客每次出游人均花费为708. 3元/人次。而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数为4. 10亿人次,出游率为44. 2%,出游人均花费212. 7元/人次,国内旅游花费为870. 69亿元。2(P301)尽管农村居民旅游人次比城镇居民多3600万,但农村居民2001年的国内旅游花费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由于城镇居民休闲频率、休闲花费和休闲质量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就目前而言,研究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更具紧迫性与可预测性。二、历史回顾：不同阶段中国
3、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外部环境与内在因表现(一)1979-1991年的双重体制1979-1991年,中国开展了由中央政府倡导和控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采取了逐步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存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双重经济体制,中国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在这个大的制度背景下,具有以下外部环境:1休闲消费主体选择缺乏自由具体表现为:休闲消费品短缺,有些休闲品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无法接触到。例如, 1988年,我国政府才批准同朝鲜开展边境游,此后逐渐扩大到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缅甸、越南等国家; 1990年,我国政府才陆续批准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4、、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国家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在这之前,即使消费者有钱有闲,也没有出境旅游的可能。至于国内旅游,我国在这一阶段采取的是“不提倡、不反对”的方针,旅游等休闲产品主要面向国际旅游者,国内旅游者面对的是休闲品短缺的环境。2休闲消费品价格逐渐放开1978年以后,国家逐步取消了价格管制,但消费者还无法完全自由地在休闲市场上选择价格合适的消费品。原因在于旅游等休闲品供给短缺,买方休闲市场尚未形成,饭店价格、景点价格、旅行社价格大多居高不下。3收入约束是现期即时的,时间约束是隐性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消费者不受流动约束限制,可以跨时计划消费。然而在1979年到1
5、991年这段时间,该假设显然不成立。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已有了普遍提高,但由于持有的金融资产很少,休闲消费主体的收入约束呈刚性而且即时。同时,由于消费者的收入较低,除满足基本需要外所剩不多,因而时间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作为资源的意义,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是隐性的。4未来的不确定性较小在双重体制下,城镇居民的就业是有保障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是由国家统包的。因此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不确定性,在当时是基本不存在的。在这一阶段,休闲消费主体的内在因素表现为:4.1 休闲消费主体理性化程度偏低受种种外部环境的约束,再加上收入差距不大,导致休闲消费主体只见眼前的现期收入,缺乏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换言之,休
6、闲消费主体是近视的、原始的凯恩斯意义上的消费者,其理性化程度低下。4.2追求现期效用最大化双重体制下的休闲消费主体由于金融资产极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选择自由度较小,而且收入约束是现期即时的,因此,其追求的主要是现期效用最大化,这与新古典理论框架的跨时预算约束下的消费者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是有较大差距的。4.3无风险预期在双重体制下,住房福利、包就业、包退休等制度使城镇居民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依赖心理,休闲消费主体基本无风险预期。总之,在双重体制下,由于国家提供了低风险预期,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因此,这一时期城镇居民逐渐把休闲纳入消费视野。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为112
7、. 26元,占当年全部消费支出的8. 78%。但休闲消费在城镇居民分类消费中的排位还是比较靠后。同时,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基本上属于供给约束型,休闲消费量、休闲消费结构和休闲消费方式也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二)1992-1999年底的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整个改革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设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下对其作简要分析。外部环境主要表现为:1消费者选择自由度增加1992年后,国家对国内旅游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新的增长点战略的实施,使
8、休闲供给大为改善,休闲消费主体选择的自由度因而大大增加。但休闲市场供需错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价格合理的休闲消费品供给仍然不足。因此,休闲消费主体虽有相对自由但未真正自由。2价格充分弹性休闲消费品价格基本上能够随着休闲市场供给和需求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当休闲供给大于休闲需求时,价格下跌;反之,当休闲需求大于休闲供给时,休闲价格上升。3收入约束放松,时间约束强化在这一阶段,收入约束仍然存在,但较1980年代已大为改善。这主要归功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极大提高。但随着收入约束的放松,时间逐渐成为显性约束。特别是长途旅游等耗时性休闲品的日益丰富,使我国居民真正意义上的休闲
9、消费始于1999年。鉴于城镇居民的跨时预算行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强化的过程,我们将1979年以后的休闲消费分三段分别加以研究。第一段是从1979年到1991年,第二段是从1992年到1999年底,第三段是从2000年至今。之所以将其在1991年前后分开,是因为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及其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改革的趋向明确为市场化,自此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发展迅猛,而居民休闲消费行为也与从前有了较大的不同。之所以把1999年作为分界点,是因为自1999年10月开始我国实行一年三个“黄金周”。由于放松了休闲时间对耗时性休闲消费活动的约束,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呈现较大的变化。4不确定性增
10、大从上世纪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举措逐步铺开,使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增大,而未来收支的不确定使得居民形成较大的风险预期。消费者的内在因素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理性程度有所提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预算约束的松动,休闲消费主体日益理性化。但其理性判断受到人性弱点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从众和攀比的休闲消费行为。二是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这一时期,随着休闲消费者货币收入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其预算约束已开始由即期向跨期过渡,而其追求则由现期效用最大化向跨期效用最大化过渡。三是出现风险预期和时间偏好。改革(如城市用工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制
11、度改革等)措施的推进和通货膨胀的出现,使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休闲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行为强化。同时,随着各种金融资产的出现,不同金融资产的利率差别拉开,导致休闲消费者时间偏好心理逐渐增加。综上,由于上述外部环境和消费者内在因素,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1999年“十一”黄金周的井喷式、排浪式旅游消费上。(三)2000年至今这一阶段,休闲消费主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制度变迁正在推进过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约束”逐渐成为显性约束。如前所述,“收入约束”和“时间约束”是休闲消费的重要约束条件。当收入成为显性
12、约束时,闲暇时间就失去其作为资源的意义,此时闲暇越多,时间资源的空耗反而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节节攀升,休闲消费的“收入约束”得到了缓解,而“时间约束”逐渐成为显性约束。我国在1994年2月颁布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职工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改为44小时;到1995年5月又改为40小时。直至1999年末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与2008年1月1日开始执行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的后,全年(包括双休闲日和所有法定节假日)休闲天数达114天,几近全年天数的三分之一。从名义上看,似乎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软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受长期以来“工作本位
13、”观的影响,我国不少城镇居民选择在工作之余兼职,这势必减少了有效的休闲时间。同时,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休闲场所的增多,休闲项目与设施的不断推陈出新,使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的休闲时间并非像人们想象那么多。总而言之,“时间约束”的硬度在逐步提高。在这一阶段,休闲消费者是有限理性主体。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攀比性的休闲消费狂潮后,城镇居民更加注重以较少的花费和成本支出去获得消费休闲产品的福利。以旅游消费为例,“黄金周”热点景区的人满为患,使得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选择避开了热点地区而转向消费非热点地区的生态旅游产品。当然,由于受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制约,休闲消费主体对于制度变迁的计
14、算是有限理性的,是处于不断变动和调整之中的,其对制度风险的反应既是被动的,也具有一定的主动成分。（四）中国未来继续促进休闲消费的因素：1生产力不断发展，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不断增多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不断增多是休闲消费的时间条件。休闲作为物质生产过程以外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可利用的闲暇时间为基础，而闲暇时间的多少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休闲时间的差异，赋予了休闲不同的意义。从整个世界范围的历史看，人们的休闲时间在不断地增加，社会每前进一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延长一次。大约一万年以前，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只有10%的时间用于休闲。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
15、元1500年期间，工匠和手工业者们的出现，省下了大约17%的时间用于休闲。到18世纪70年代，动力机器，包括原始的蒸汽机，使得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因而将休闲时间增加到23%。到20世纪90年代，电子化的动力机器提高了每一件工作的速度，从烧饭一直到交通，使得人们能将生活中41%的时间用于追求娱乐休闲。到2015年前后，知识经济和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将有50%的时间用于休闲。每周工作时间一直在持续地减少，从1700年左右的72小时到1859年的69.8小时，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40小时。近些年，西方国家有些人在谈论30个小时周工作时间。24小时的周工作时间正在被争论，多种工作形式已经出现。
16、社会进步使人们的工作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各行各业的劳动强度得到降低，也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生活空闲，从而使人们渴望更高的生活水准，有更充沛的精力去享受各种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与前人相比，人们的休闲潜力在不断增长，多余的时间将被用于最大程度上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满足。2现代化大生产为人们的休闲消费创造了物质条件；科技应用拓展了人们休闲消费的内容现代化大生产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为人们的休闲消费提供了充裕的物质保障。现代技术的应用不光是给人们带来了比较多的闲暇时间，它本身对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处理技术，以电话、有线技术、卫星为代表的交流技术，以音乐、新闻、电影、录像、小说为代表的媒体形式等相互结合导致了闲暇利用方式的变革。信息处理技术与交流技术的结合产生了互联网、电子邮件等；信息处理技术和媒体结合形成了互动式光盘、虚拟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