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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大众传播中的“拟态环境”当今社会是个信息社会，我们之间沟通往往是通过信息的交流，然而人的力量有限，很难突破时空的限制而对全局都有所把握。于是，人们就借助强大的信息交流平台一一新闻机构去了解。所以新闻机构便成为了一个虚拟的环境，它的主体很明显是传播机构，它们不需要也不必要向人们展示客观世界的全貌，只需要告诉人们想知道的就可以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压缩问题，要充分地了解受众的心理对象征性事件和信息进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这种加工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人们通常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把“拟态环境”当成是客观事物本身来看待。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引入使人们与客观环境之间有了一
2、个清醒的认识，受众的活动从此有了一个真正的空间一一那就是这个拟态环境。比如我们看的报纸看的电视其实是记者,各国的各个不同记者经过加工剪辑的东西,我们以为那是真实的生活,其实那不是.它带着多么大的主观性!比如连续剧,我们在拟态环境里为人哭为人欢,以为那是生活.比如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思维方式,却还要努力抵制被同化.我们用美国人镜头下的视角,来批评美国人打伊拉克.很无奈.我们的文化被淹没.。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使我们眼不亮,心钝了,不热衷于思考,习惯于接受.李普曼在他的名著舆论学中明确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对客观现实、媒介现实与受众个人现实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3、新闻媒介对客观事件的选择性还原实际上营造出了一个拟态环境。同时，媒介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也完全可能。由于人对媒介的高度依赖和它对人的长期培养，人们可能把媒介的拟态环境视如真实世界。所谓拟态环境，通俗而言是指大众传媒营造的信息环境。而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则指如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加强，个人对周围环境的了解与判断，越来越倚赖大众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因此大众传媒在当今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已不仅是“宣传工具”那么简单，更是“控制力量”。人们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看待，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这种制约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日本传
4、播学者藤竹晓指出，许许多多的拟态事件，最初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成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大众传播提示的虽然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有很大的距离和区别，但由于人们是根据拟态环境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具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长期生存于其中的人们很难明确的区分两者。传播方式上看，如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但人们对身边环境的判断仍然非常依赖本地报纸、电视广播营造的“拟态环境”。这种方式本身就有社会组织和群体的中介，例如我们政府机关、大众主流信仰，学者的舆论导向等，根据“把关”理论，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很大程度上
5、的流失或者质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就不是个虚的提法，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无数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些负面事件，越想遮掩最后越难遮掩。这方面的例子主要有中国的“非典”，非典的隐瞒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扩散，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结果适得其反。所谓“现实的真性度”指的就是由新闻传播所反映的现实的真性度，换言之，新闻传播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拟态环境”一词，用以指称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环境媒介环境。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性事件或信息进行加工和选择、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6、。”媒介环境不同于现实环境，但它们二者又是两相沟连的，沟连的途径就是：现实反映的真性。有了这一维度，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实在经由传播者传播给受众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现实中。这一过程也就是新闻的社会意义所在。从受众角度看，传播者建构起的“拟态环境”实际上是受众面对的需要读解需要感知的“符号环境”。受众通过读解感知传播者建构的“拟态环境”形成自我对“现实的图景（心像）”，进而作用于现实环境。需指出的是，受众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于被动型受众而言，可能被动地认同、接受媒介提示的“拟态环境”，并主要依据媒介环境作用于现实；对于主动型受众而言，可能就有一个对媒介环境的个体主观定义美国社会学
7、家托马斯称为“情境定义”。“托马斯定理”说：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该情境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可见，在主动型受众那里，现实真性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模式图也明确地显示了一点：新闻本源于受众总体，经由传播者后最后又回到受众总体。而且，鉴于“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努力保持新闻报道真性地反映现实就尤为必要。谈到媒体自身，大众传播媒体现在已经习惯于被认为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而其从事的新闻报道活动，按照舆论学家李普曼的说法，则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为了验证媒介营造“拟态环境”的功能，早在1976年，传播学者格伯纳等人就
8、对人们的电视接触量与对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在现实中人们遭遇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在1%以下，但许多人却认为这种可能性在10%以上。这种判断远超过了现实环境的可能性，而更接近于电视营造的“拟态环境”。并且，接触电视越多的人，这种现象越明显，对世界“卑鄙指数”的判断也越高。媒体高超的“拟态环境”营造水平和功能的确“坑”不少人，是非总在一念之间，加上自身强大的舆论引导作用，三人成虎，更何况看报看电视的有那么多人。当危机事情发生时，让受众拥有知情权，是新闻媒体对受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关怀与尊重。从法治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保证公众知情权的有效途径。对一些突发事件，媒体的及时报道
9、有利于政府应对危机，改进工作，从而树立高效、透明和负责的政府形象。在此意义上，媒体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理性、健康发展。事实证明，大道新闻发不出，小道消息满天飞。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更容易使公众恐慌，谣言四起。“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是人际传播的一种悲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良知，信息的盲从会导致大众行为的异端，从而会引起一定的社会动乱。人们不可能活在虚拟世界里，正如网络，在这个电子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无所不在的电子传媒向人们呈现的已经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超现实，人们生活在一个虚拟复制的文化中，被各种丧失意义的符号和信息所包围。而且这种“超现实”给人造成一种幻境，非真实超过了真实，比
10、真实还真实，而真实本身反而在超真实中沉默了。如何才能正确的区分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去剔除大众传播中的流行恐慌和危机因素。首先，对于政府相关部门而言，必须提高自身的信息透明度。信息及时有效的传播是制止流言和恐慌最有效的方式。我国政府建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为了掌握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权，用事实消除公众心中的疑问和顾虑。其次，在缺少政府相关部门权威说法的情况下，媒体为了给迫切想要知晓事实真相的公众一个交待，往往习惯性地去听取相关方面的科研专家的意见。于是，科学界就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公共事件的形成过程。如果专家们能够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为大众廓清认识，解疑释惑，那么流行的恐慌也就会在这一环节得
11、到消减。再次，最后，在对公共事件的参与中，公众的数量最大，他们最依赖媒体提供的拟态环境来认识和调整自己的生活。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他们不可能了解事件背后的始末，不可能根据自己的常识和理性对此做出正确判断，在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上，他们只可能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那么这种心理反应究竟来自于何处？政府出于政策和利益上的考虑迫使新闻发言滞后，传媒信息的闭塞，以及专家们的众说纷纭，这导致公众在卫生和安全问题上不断遭受刺激，安全感也变得异常脆弱。他们不再相信职能部门含糊其词的“表态”，也不相信专家的“说法”，所以，在媒体报道和新闻评论的助推之下，子虚乌有的传闻很容易放大成为一场公共心理危机。公众的心理脆
12、弱折射出前段时间热烈开展的媒介素养教育收效甚微。指导公众正确理解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培养受公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任务，使他们能够主动的选择和接触传媒，解读、甄别和判断传媒信息，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生存能力和生活技能，必须继续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引导公众合理的利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不断提高自身的判断能力，只有这样，在拟态环境带来的恐慌面前，他们才能够更加从容地去面对。信人不如信己，每个人在获得消息时，都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现实与虚幻之间仅有一步之遥，不要听风便是雨，学会“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