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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探讨甲午战争时，往往忽略了日本自身的发展困境，而过分强调中国本身的不幸。日本崛起并非一帆风顺，相反，日本的成功代价非常高昂。我们要问的是：“为何日本每次付出巨大代价后必然迅速恢复，而中国却不断徘徊”。这种徘徊不但表露在生产力和战斗力上，更突出的表露在文明进化水平上。十九世纪之前，日本和中国都是闭塞落后的亚洲封建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绝缘。当时日本人的排外意识比起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人深怕西方人的思想、宗教入侵，于是在码头的地面上画上耶稣或圣母像，要求到日本来做生意的西洋人都要用脚踩过它们才能上岸，以此来防止基督教徒进入日本；丰臣秀吉时期的日本政府还残酷镇压国内的基督教徒，
2、仅在长崎就有三万多名教徒被杀害，现在的长崎市还保留着纪念被杀害教徒的殉教者纪念碑。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和中国是同时遭到欧美国家侵略的亚洲国家，在列强的侵略下，两国国内的社会矛盾都变得激化，于是日本爆发了打倒德川幕府势力的倒幕战争，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不同之处是日本的倒幕派取胜后建立了一个开明的、鼓励和支持改革的政权。而中国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只获得了半壁江山就开始腐化，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穷奢极侈甚至比起清政府的官员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值得注意，历代日本权力斗争大多局限于贵族集团内部，而中国历代战争多属于外族入侵和军阀割据，造成巨大人口和经济损失。日本在内战结束后开始了明治维新，全面吸收西方文
3、明，当时有人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至于经济、军事层面的改革，就更不在话下。同一时期，中国也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没有进行经济主、政治、文化层面的改革，所以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只不过是造出一大批用来打内战的洋枪洋炮，并买回了一大批军舰，而没能造就一大批懂科学、有思想的人。日本人显然没有“大中华传统”的心理负担，更没有异族统治的政治障碍。十九世纪末期，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产生摩擦，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战前的一个小插曲是日本人对中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感到恐惧，明治天皇带头削减皇室经费，每年向海军捐助30万日元，各王公大臣随之纷纷慷慨捐款，所有官员大幅减薪，国民们也都节衣缩食，将钱用于建设海军。同
4、一时期，中国的慈禧太后将征集来的海军经费用于兴建宫殿，因此在北京有了富丽皇堂的颐和园。不久两国开战，虚有其表的中国舰队即被日本舰队打得大败。据日方随军记者、作家木田记载，当时他发现中国军舰上打来的炮弹里面竟然没装炸药，因此中弹多发的“松岛”号、“吉野”号、“浪速”号得以死里逃生。当在海战中取胜而士气高涨的日军攻入中国领土时，北京城内外正在锣鼓喧天，张灯结彩，为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大寿。1895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获得大量的赔款，并割占了台湾，从此成为国力超过中国的亚洲第一强国。正如二十世纪初美国人那爱德所言：“中国人爱贪小便宜”，大有大贪，小有小贪，全民腐化，谁都不须为国家民族负责，国家是皇
5、帝一人的。甲午中日战争后，日俄两国冲突加剧，俄国人想占领朝鲜甚至日本，以夺取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作为出海口。日本也开始感受到俄国的威胁，于是进一步扩充军备，准备和俄国开战。同一时期，中国的光绪皇帝和一群知识分子进行了维新变法，想走一条日本式的道路，但在守旧势力和新派系的反对下失败了，中国失去了成为君主立宪制民主国家的机会，为后来的暴力革命埋下了定时炸弹，也成了滋生军阀混战的土壤。然而，日本人也经历了惨痛的发展盲区。二十世纪初，又爆发了一场规模远远超过甲午战争的日俄战争，日本军队踏着中国东北黑土地上的积雪，迎着沙俄军队的机枪冲锋陷阵。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日本伤亡50多万人，国内一时只剩下老弱妇儒。这
6、场战争让日本消耗了所有马关条约赔款，（显然中国人把日本崛起归功于马关赔款并不准确）。女诗人谢野晶子的作品哀叹在旅顺口包围军中的弟弟，写出了这场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痛苦。但是，随着日军攻陷旅顺口、东乡平八郎的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全歼沙俄舰队，原本已经厌战的日本国民们又被鼓起了继续进行战争的热情。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民族成了一个热衷于战争的民族，日本也由此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列，成为与英法德俄等平起平坐的国家。同一时期，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随之袁世凯又建立了“中华帝国”，中国人还得继续打内战，进行“二次革命”。可见，日本真正崛起是日俄战争开始的，而不是甲午战争。日本没有被
7、外族统治，无须像中国那样“驱逐鞑虏”内耗，通过大败清帝国和沙皇俄国这些外族，一步到位进入了强国队列。日本的发展也是多灾多难的。1923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关东大地震，有10万人死亡，东京成为一片废墟。日本人民很快就从灾害中恢复过来，在废墟上重新建起一座新的东京市。而在中国，人民遭受的是比天灾更可怕的“人祸”，就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提出了“除军阀”的口号。数十年后，中国汶山地震也死亡了10万人，也重新建立了许多大楼，但这更像是面子工程，而不是民族觉醒工程。当时内战不断的中国重工业落后。日本的造船、航空工业在当时都是
8、世界一流的，海军实力仅次于美国，与英国不相上下。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造出来的，而是日本人于1922年造出来的“凤翔”号。发明航空母舰的国家，绝不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二流国家。日本当时还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信浓”号，“大和”号舰上的460毫米舰炮是当时世界上口径和威力最大的火炮，航空母舰上搭载的“零”式战斗机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最优秀的战斗机。那个时代，中国所能制造的现代化武器就是“汉阳造”步枪。如今的中国航母吨位也还不如当年日本的大。日本的发展逻辑也是十分混乱不清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沉醉在日俄战争胜利中的日本人终于开始实
9、施其吞并中国的梦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人步步进逼，中日两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初期，日军以优势装备击退了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将蒋介石政权赶到内地，侵占了中国沿海的大片领土，将中国的资源攫为己有，并大量屠杀中国战俘和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有大量的目击证人，还有美国教授史密斯在当时的调查数字为证）。后期，在战争狂热支配下的日本人又向美国人开战，结果是日本打不过有着更强大物质力量的美国，珍珠港被袭击后不到半年，美国的轰炸机就在东京上空投下了炸弹。太平洋战争后期，强悍的日军在装备精良的美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日本人引为自豪的“大和”号、“武藏”号战列舰、“信侬”号航空母舰先
10、后被美军的飞机和潜艇击沉，数以百万计的鬼子兵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军击毙。美国强大的战略空军部队还在东京投下了七十万颗炸弹和燃烧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名古屋、神户、大阪等工业城市也被炸成一片废墟，熊熊烈火烧尽了明治维新以来的一切工业文明，日本被炸得退回到了“石器时代”，剩下的武器只有竹枪和弓箭，天皇最后被迫宣布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美中英盟国投降。这场战争，中日两国可谓两败俱伤，中国的伤亡人数约3500万人，日本的伤亡人数则为600万人，北方四岛也被渔翁得利的苏联人占据。二战中国胜利纯属侥幸，这种侥幸并没有让中国人清醒，反而导致再次进入内战，然后进入土改和集权时代，彻底导致了道德文明的崩溃，成
11、为一个强权和贪欲横流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日本的城市、工厂全被炸成一片废墟，国民经济完全崩溃。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在战后一年内就饿死了10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亚洲各国人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当日本战败后，广大的日本下层民众又成为了受害者。日籍华人张宗植先生在樱花岛国余话一书里提到，那时日本的城市居民纷纷将家里仅存的家具和衣服拿到农村去换米，而妇女们则被迫向驻日美军士兵出卖肉体来换取食物。中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一碗阳春面，就是讲的日本战后初期的情况，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每逢新年到来时就到面馆去买一碗面，四个人头碰头地坐在一起分吃不多的一碗面，面店的
12、伙计同情他们，每次都把碗里的面条装得满满的，尽量让他们吃饱一点。据说当时美国想让中国派一支部队到长崎去当占领军，让中国人报上被日本占领多年的一箭之仇，但因蒋介石忙于打内战，未果。真正让人惊奇的是，日本人从极端自豪转入面对美国极端自卑，但却依然对中国人如此不屑。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历史发展对比，不是二战谁才是真正胜利者，而是“为何中国不断重蹈政治运动失败，而日本却从此成为法治民主国家”。没有达到法治和民主境界的绝不会是成功的国家。当日本人反对安倍右派政策的时候，中国人则在为“摆脱韬晦”而欢呼，到底谁才是傻瓜？不妨回顾一下历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中国则处决了谷寿夫等制造南京大
13、屠杀事件的凶手，在一定程度上清算了军国主义的罪恶。美国驻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日本起草了新宪法，根据新宪法，日本的武装力量被永久解除，日本结束了军事独裁专政而代之以一种民主政体。当时的吉田茂首相提出了一条“卧薪尝胆”的路线，要求割除军国主义这个毒瘤，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日本结束了几十年来不断对外发动战争的历史，日本人民成了一个和平的、远离战争的民族，在战后初期的艰难岁月里，开始为重建经济而努力。参考消息上有一篇文章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日本人是在一片废墟上白手起家的。战后初期，男女工人在铝制饭盒里放两块咸萝卜干，顶着星星疾步赶去上班，成了那个时代难忘的象征，工厂日夜繁忙，大家节
14、衣缩食。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不久中国也开始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而且提出的目标是“超英赶美”，吃饭也不要钱，日本当然更不放在眼里了。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知道那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只是从前辈们口里知道知道当时很多小学生并没能专心上学，而是要去割草、打柴，直到饿昏。不久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又都成了“臭老九”，成了要改造甚至打倒的对象。日本小说一碗阳春面的后半部分是讲那寡妇的三个孩子终于都长大成人，考上了大学、找到了工作，也结束了贫困的生活。面店的伙计在目睹了一个家庭的变化的同时也见证了日本的复兴。从内容来看，这小说大概写于60年代，日本已
15、经重新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有能力在东京举办奥运会了。而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中国饿死了几百万人。我不想在这里如同祥林嫂般再重复讲述60年代的中国历史，只是觉得在历史的偶然性中藏着太多的必然性，我宁愿那时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是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而不是其他，也希望“文化大革命”只是“史无前例”的事件而不会是中华民族的宿命。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人从打开的国门里看到了日本这个亚洲邻邦强大的经济力量。那时日本的商品如同潮水般涌进中国，首先享受到这些现代化产品的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而我相信更为日本的经济力量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企业家们。以下是蒋子龙在1979年发表的小
16、说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一段话：“日本日立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这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当时已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世界产值的十分之一。中国人民因此才有了追赶世界经济发展步伐的紧迫感，以往用于自相残杀的热情全都用在了经济建设上。因此我们这代人走的是一条看上去比较健康的、没有多少曲折的成长之路，我们的学生时代得以坐在教室里，和日本的孩子们一样努力读书，因为我们是中国的希望。但和日本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们的老师并没有成为社会地位最高的人，经常受学生和校领导欺负的教师似乎是地位最低的知识分子（一些老师这样和我们说的）。日本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强者，因为它有着高度发达的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