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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历史看管理组织行为篇回归人性的视角（上）秦帝国崛起与速朽背后的法家人性观探析文/张文阁总有一些事能长久引起人们思考的兴趣。比方，为何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百家争鸣的盛景？七雄逐鹿，为何偏居一隅的秦国能够最终一统天下？又为何强大的秦帝国仅十五年就二世而亡？汉武帝为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回归人性的视角。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喜欢向历史找答案，他认为：“管理没有新问题，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古到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管理。不同的组织可能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追求，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将个人的目标加总为组织的目标，
2、调动人的积极性，使组织的目标通过个人的行为而实现。”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感慨：“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这种无能与无奈，黑格尔也深深体验过，他总结：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从来不曾从历史里接受什么教训。中国古代孟子和荀子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有过激烈辩论并影响他们的理论。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性假设理论创始人、组织行为学和发展学开创者，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麦格雷戈，在其划时代的著作企业的人性面中也相应提出著名的人性假设的X-Y理论。回到开始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为何能出现百家争鸣？那是中国经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是国家由分裂回归统一的前夜，是国有和公有经济向民营和私有化
3、发展的路上。这个大变革首先是由生产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文物考古表明，中国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期就掌握了冶铁技术，在春秋晚期开始掌握炼钢技术，到战国时期已广泛用于制造兵器和生产生活工具。而欧洲一直到14世纪才成功地炼出生铁，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宗族社会的农村公社向家庭生产方式转变。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出租禾”，标志国家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私有经济因之迅速崛起。随着财富的增长和积聚，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孔子总结当时的社会现象，“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4、”（论语阳货），“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提出管理思想，制定行为准则就变得非常必要。因此包括儒家在内的各派思想家，都积极提出自己的治世主张，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偏居一隅的秦国为何能够统一六国？史记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说明秦地之偏僻荒蛮，其基础条件并不好。史家吕思勉将秦灭六国的原因归为：地势、竞争、质朴、变法。从时间上看，秦朝国势骤强始于孝公用法家实践派代表人物商鞅进行变法。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为振兴秦国，实现霸业，发出求才布告：“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
5、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商鞅经人引荐与秦孝公面谈了四次，终于获得秦孝公的完全信任，由他来主持变法。商鞅变法的目标就是治、富、强、王。商鞅实现目标的关键路径是建立小农经济，发展耕战，具体包括五个措施，其一，拆分大家庭，发展生产力，“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商君书开塞），“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其二，鼓励耕战，“粟爵粟任（奖励种粮），武爵武任（奖励军功）”（商君书去强）；其三，鼓励垦荒，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谁开荒，得到的土地就归谁）”（通典食货志），“民胜其地者务开（人多地少必须开荒），地胜其民者事徕（地广人稀就招徕六国民众）”
6、（商君书算地）；其四，严格农村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其五，实行愚民政策，他说“民易为言，难为用”（商君书说民），使“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商君书垦令)，“民愚则知可以胜之”（商君书算地），老百姓愚，就可以“纷纷则易使也”(商君书农战)。所以严禁文化传播，主张“声服（美乐和华服）无通于百县”（商君书垦令），使农民耳目闭塞，心思窄陋，从而“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像牲口一样只知道干活）。”（商君书垦令）其他途径还包括“重农抑商”，“国贵少变”和“强国知十三数”（商君书去强）。商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管理思想，他的理论根源于于他的
7、人性论。商鞅讲“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商君书算地），是任何教育都没法改变的，主张通过严刑峻法的制度调整老百姓的行为。商鞅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画策）反对依靠仁义来管理人民。另外，商鞅特别强调赏罚的作用，只是在奖励和惩罚之间更强调惩罚的作用，提倡“刑于九而赏出一”（商君书说民），这也是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国家奖不起的一种反映。商鞅还有一个观点，叫“家不积粟，上藏也”（商君书说民），反对儒家的“藏富于民”。商鞅认为老百姓一旦富有了，就没有动力干活了。他说：“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商君书说民）商鞅利用人们逐名逐利的天性，立了二十等
8、爵位，将人们对长远利益的追求转化为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眼前利益的追求，很有现代职业生涯管理的味道：二十等爵位在等着呢，好好干吧，一辈子也干不完。经过商鞅的一番变法，效果如何呢？秦国人一听打仗，就特并兴奋，因为奖励规定得清清楚楚。“民之见战者,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画策)“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是故秦军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韩非子初见秦) 张仪曾经这样渲染秦军的强大，“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勇猛的士卒），跿跔（光着脚）科头（不戴头盔），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
9、也，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战国策韩策一) 据栗劲秦律通论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109年的时间内，秦同六国作战共65次，获全胜58次，互有胜负的3次，败北仅4次，斩首129万人，拔城147座。虽然秦朝经过商鞅变法强大起来，气势如虹，吞并六国，但其做法有违人性，相当于是率领野兽来吃人，以战争的手段统一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把人变成野兽，为利益而争夺，残杀同类，必不能久矣。强大的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君主独裁和文化专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不许“子议父，臣议君”。不但剥夺人家议论的权力，还要剥夺人家议论的智识，妄想彻底愚民，乃至做出“焚书坑儒”
10、的事情。秦始皇暴虐奢侈，单骊山和阿房宫两处工程，就要役徙七十万人，更不用说万里长城、直道、灵渠又要让多少人妻离子散，不堪重负。他还迷信“五德之传”，自推周得火德，秦得水德，应当严刑峻法。秦国的刑法，本来就很野蛮，再经秦始皇加严，自然是民无所措手足了。秦始皇出游路上走到邢台一命呜呼。始皇病重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大儿子扶苏，叫他到咸阳去迎丧即位。信被胡亥的老师，尚了“苻玺”的赵高截取，他竟说服胡亥和丞相李斯假造诏书，赐死了扶苏。扶苏原是信奉儒术的，见始皇坑儒，不免谏了几句，始皇不悦，把他派到上郡去监蒙恬的军了。二世藉假诏做了皇帝，用刑比始皇更甚。可以说，天下都是大秦政府自己撒满了干柴，就等着有人来
11、点了。话说二世元年，两个戍卒陈胜、吴广因遇大雨误了时日恐被杀头，索性反了。秦朝的掘墓人刘邦几乎同期因为解送一批农民和囚徒去骊山服役，误了日期及送徙亡失，进退都是死，也反了。天下英雄遂皆揭竿而起。二世起初受了赵高的蒙蔽，以为这些义军是“无能”的，哪知道第二年正月里，陈胜的先锋周文已经打到西安临潼了。二世才大惊，急赦在骊山修建工程的刑徒和奴隶等70万人，委派掌管特税的官员章邯率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居然成了平叛的主力。赵高蒙蔽二世被发觉，就先下手为强，把二世弑了，立了他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想了个法子，把赵高杀了。子婴只做了四十六天秦王，沛公的兵就已经到灞上了。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秦
12、始皇赖以兼并六国的强大军队，都到哪儿去了？诸位设想，仅王翦率领攻打楚国的秦军便有六十万之多，楚国以名将项燕之威，百万兵卒之众，尚不能敌，假如项羽、刘邦所遭逢的是这样的对手，有可能胜利吗？此时距离秦始皇去世不过数年，这些军队不会随着他都变成皇陵坑道里的兵马俑吧？因知秦的二世而亡，正规军的缺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些军队并未消失，只不过没有介入秦朝在内地对反秦武装的镇压而已。下面就说说秦国南北两支强悍的军队为何按兵不动。秦始皇除了用制险塞修建的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用以抵御匈奴，还派了大将蒙恬带领三十万北疆军团，“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威震匈奴”。又命蒙恬主持修建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
13、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的“直道”，“堑山湮谷，千八百里”。一旦内地遇警，这支驻守边陲的国防军不消三天，便可利用这条“直道”从河套直抵关中。也因为这支三十万人的军团对于帝国安危的极端重要性，秦始皇又特派长子扶苏担任该军团的监军。然而，再先进完善的战备工程，也需依赖人的利用。始皇一死，赵高、李斯、胡亥便出于己利沆瀣一气，伪造诏书，逼迫扶苏自杀，又将蒙恬、蒙毅骗到关中杀害。再往后，陈胜吴广起义，面对义军遍起的形势，独擅朝政的赵高宁可与义军媾和，也不敢把这支只须三天便可到达的军队调回关中唯恐他们打起为扶苏、蒙恬报仇的旗号，把胡亥和他给宰了。秦朝的军纪严格，没有调兵的兵符，该军团即使得知内地局势已
14、经糜烂，也只能机械地留在原地不动。刘邦顺利攻入咸阳时，为什么强大的秦北疆军团没有到位，这或许就是答案。接着，赵高弑二世，子婴杀赵高，刘邦俘子婴，这支镇抚北方的国防大军，终于失掉了和中央的联系，后来逐渐解体了。再说秦军另一支主力南疆军团由任嚣、赵佗统率，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挺近五岭以南，一举完成对南越诸地的统一，留驻当地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以及闽中郡。秦始皇又徙戍卒五十万人在百越之间屯驻，由此构成了稳固的南方国防部队。秦始皇还特命史禄兴修灵渠，将长江同珠江两大水系联为一气，从而使岭南与中原能够迅速交通，同北方的直道一样是战备工程。再设想一下：当吴芮、刘邦、项梁叔侄等各路南方义军相继崛
15、起时，强大的秦朝南疆军团如果从岭南出征，从他们背后掩杀而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然而，当此严峻的历史时刻，统领南疆军团的任嚣正老病将死，临死前授政赵佗，要他马上派兵切断灵渠和其他通道，从此脱离秦朝，在岭南实行自治，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这样胡亥、赵高既不敢调北疆军团，又调不动南疆军团，只能靠章邯临时编组的囚徒奴隶充当主力，貌似强大的大秦王朝终于被削木为兵的农民推翻了。秦帝国突起与速亡背后的人性追问。秦朝是“统一专制君主”政体初成立的时代，就把“宰相谋逆”、“阉宦弄权”、“杀长立幼”、“诛除骨肉”、“蒙蔽”、“弑逆”种种事情，都做全了，足见其管理思想和制度之流弊。剖析其施政根源，其根本就是对人
16、性认识的偏颇或误解。按照秦国施行的法家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君臣关系在内，就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完全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秦始皇最欣赏韩非子在难一中说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计数所出也。”用白话讲，我替你干活是因为你给我利益，我给你利益是因为你替我干活，纯粹是利益交换，别无感情、伦理、信任可言，也不存在政治理念合拍的要求。比如统率六十万大军征服楚国的秦大将王翦，每次出征前都要向秦始皇提出完成任务后要给多少奖赏，分给多少土地房产、园林池塘。秦始皇说你只管上路，还怕会穷？他说多弄一点可以传给子孙。始皇大笑，更放心。利益交换之下，大臣自然不会有忠君报国的思想，或甘为君国赴汤蹈火的气节了。秦皇推崇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理论派代表人物韩非。而韩非认为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因此治国离不开刑、赏二字。韩非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