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有一种力量叫思想想采访邓晓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总说“最近很忙，过些天吧”连《南方周末》的记者也很少能够“得逞”而想了解他的人——太多他的课堂从来不显冷清，他的讲座总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想找他签名，更多人想跟他合影——尽管他始终不习惯，但儒雅的学者风范，深邃的哲学思想，就是这么招人追捧有的人说，读邓晓芒的书，能在思想的根底造成天崩地裂的变化他自己更加相信：有一种力量叫思想2012年2月25日，《华中大导师》记者见到了邓晓芒，领略了大师的风采，也见识他思想的力量 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 《华中大导师》：您提出要超越鲁迅的批判层次，在您看来更深层次指的是什么？邓晓芒：人性批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针对中国人来的，但是不足之处就在于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只要把这个劣根性去掉，中国人就能变好我的观点跟他不同之处就是我认为这不是单纯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人性中的劣根性你把这些劣根性克服了只说明你在人性阶梯上上升了一个层次，一个等级，但是还有很多等级所以对国民性的批判就是对人性的批判，人性有它的劣根性比如基督教讲原罪、人性本恶，这都反映了人性不是我们设想的十全十美，都是需要批判的中国人需要，西方人也需要，只不过我们的批判层次西方人已经做过了，他们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经在做，好不容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他们现在还不满意，还在往前走。
而我们还在这个阶梯上不断地徘徊 《华中大导师》：您说的人性批判主要是指哪些东西？邓晓芒：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缺乏理性理性本来是人性的重要标志，是人和动物的区别，这是很显然的但是由于很多原因，人类的理性长期以来被压抑，比如说利害冲突，社会发展程度等等中国人也是这样，长期以来理性被压抑，或者说，人有理性但是不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都很聪明，理性也很强，但是都不用——不用来完善自己，而用来搞阴谋诡计，搞点小聪明，把理性当做获得某些蝇头小利的技巧和手段，所以理性长期发展不起来，反而都被用来投机取巧投机取巧就没有逻辑了，中国人不重视逻辑，他老是用一点小聪明来投机取巧很多人设很多陷阱，想尽一切办法，就为了一点利益，而不是为理性本身、为追求真理，为了完善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建构一套体系，没有这种想法所以说理性长期被压抑，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自由理性和自由是我们中国人最缺的两个方面自由我们通常理解为为所欲为，就是一种动物性的“任意”、“任性”，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一点只有皇帝能做到，他可以生杀予夺，想要什么都可以做到，所以人人都想当皇帝但是世上只能有一个，其他人都被压抑了——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也被压抑了。
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他就爆发出来，只要一没有约束，没有别的人来压他，他的这种为所欲为就爆发出来中国人为什么需要管，而外国人可以自觉，日本人可以自己遵守规则？就是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自由，他有一点空子就会以为这是他自由发挥的机会，他不抓住白不抓住但是这种自由是最低层次的，自由分几个层次，为所欲为是最低层次的，比较高的就是自律，自己给自己订立法则，自己作为自由人不为外界所动，不屈服于任何压力这种精神在儒家那里“好像有”，儒家讲大丈夫精神，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好像有一种个体人格的独立，不为外界所动但问题就是，这种人格的前提还是为了一种“天道”，不是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是无可选择的实际上，中国缺乏自律，哪怕是儒家仁人志士的人格也不是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而是一种天道、传统，以一种天经地义的东西来为自己的立志、确定规范，然后就死死抱住它，遵守它我承认这是很了不起的人格，但是他根子里头还不是自律，跟康德讲的自律还不一样康德讲的自律是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约束自己，从一开始为所欲为的基础上又建立一种自律，那就是更高层次的自由而不论是天道、自然，还是本性、受的早期教育，这些东西都已经是他律了。
中国缺这个东西，自律自律里头又有理性，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乏理性你就缺乏自律因为所谓自律就是通过理性来对自由意志的一种规范理性也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理性，你想为所欲为，可以，但是要通过理性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达到你的为所欲为你通过理性一想就知道，完全为所欲为是不可能的，那么退而求其次，怎么样求最大的自由，尽量大的为所欲为我不要求绝对的为所欲为，但是我要求尽可能大的为所欲为这就需要一个条件——所有的人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建立一套制度，建立一套法规，这套法规完全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人能得到更多的自由因为绝对自由不可能，但是更多的自由是可以的，就需要有理性，就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自律，约束自己日本在这点上学西方学得很到位，大家都遵守规则，所以火灾来了，大家都能够得救如果没有这一套训练，人人都想自己得救，那么人人都死会在里头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启蒙” 《华中大导师》：学界评价您的学术的成就的时候，总会说您创立了“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能否跟我们非哲学专业的人讲一下它们的主要思想？邓晓芒：“新实践美学”是从我早年的《美学简论》里面发展出来的后来读了康德、马克思的早期手稿，我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印证，所以我就采用了他们的一些术语、观点、概念，建立起来一种实践论美学，把它归附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底下。
当然，现在我也承认这是一套从马克思主义美学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它的根基是马克思的早期手稿，而我又掺入了康德的一些能够和马克思完全不冲突的观点，就是关于审美的情感传达论，传情论，审美鉴赏是一种情感传达的过程这和马克思讲的人是社会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有一种亲和性康德特别强调人在审美的时候这种社会关系，所以我的美学也可以叫做传情论的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上，“传情说”也有，但是他没有采用马克思的这一套观念，所以就不严密马克思和黑格尔这一套关于人本质的对象化、自然界的人化这一套观念、体系，给传情说奠定了比较严密的逻辑基础两者结合，这个体系就比较严密了，以前很多美学上的困惑、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个解释面前都迎刃而解建立这个体系还是挺不容易的，你要对马克思早期手稿里面的观点能够吃透，同时还要对审美过程、审美现象有一定的体会，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你不结合自己的审美体验来建立体系，就只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以前很多美学都是这样的，比如唯物主义、反映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跟艺术家的创作、 跟欣赏者的感受完全不搭界，那一套美学到底有什么用？能否契合艺术家的创作体验和欣赏者的欣赏体验，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叫实践论美学。
并不是说抓住一个实践，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从它一路走过来，一切都可以理顺我把它称为在实践基础上的传情论的美学 《华中大导师》：那什么是“新批判主义”？邓晓芒：“新批判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如果说实践论美学还是在学术范围之内，那“新批判主义”就扩展到了社会文化，包括对现实的关怀，对历史的反思，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 《华中大导师》：为什么叫“新批判主义”？“新”在哪？邓晓芒：“新”，文革也讲批判啊，但那个批判是臭名昭著的，没有任何批判精神我的“新批判主义”立足于从根底上反思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包括我们的国民性、我们的人性状态等等我们中国人的人性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虽然不能绝对客观，但是在这个时代，有一个比较的对象就可能做到比较客观一些现在西方文化在那里可以做一面镜子，对我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反思到根底上的，有点类似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理性是当时时代的关键词、时代的核心，要建立“理性的法庭”，但是这个“理性的法庭”本身、理性本身都是需要批判的，所以他从根子上采取批判的眼光，对理性这个根本的关键词进行反思，写出《纯粹理性批判》所以我的“新批判主义”就是从根子上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文学，包括日常生活、伦理道德都要做一番全面地检查、批判性地检查。
《华中大导师》：您说自己的学问是要“为打工仔和打工妹提供一种道德上、伦理上、哲学上的根据”，您认为，他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根据”？邓晓芒：因为我出生底层，所以比较能倾听底层人的语言对于“根据”，他们不一定很明确，因为中国人很容易受氛围、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他们在遇到问题左突右冲，找不到一种办法来解脱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不公平，需要一种新的观点、理论，或者说证据来支持他而这些新的东西是在商品经济中形成起来的，比如私有财产、产权、人权，比如说公平、公正，这是在市场经济里面生长出来的价值观，在中国传统里面没有中国传统只有家庭伦理和国家意识形态，这套东西是不尊重人的，人没有尊严，人也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说，不认为私有财产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吃了亏，你给我补偿就够了，没有精神损失或者尊严方面的要求人死了，只要给我补多少万，算一下一辈子也就能挣那么多，也就可以了我们中国人有共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叫文化心理，或者国民性国民性是不分层次高低的，从上到下所有的人，他们有一贯的东西在里头，他们总是这样思考问题 《华中大导师》：但是您的思想他们是接收不到的，包括您的著作、演讲、接受采访，他们很少看到，您怎么影响到他们？邓晓芒：我在帮他们说话。
实际上我说的话对他们是起一种支撑作用的，他们那些看似无理、非理性的要求，我在帮他们说是有根据的，他们不是“刁民” 我是很隐晦的、远距离地在帮他们说话、代言，但没有这个远距离的“代言”，他们的要求就没有根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几千年的体系，一个强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没有帮他们说话的根据，所以我做的理论工作就是想在这方面开拓出一种新思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应该说所谓“普世价值”是从西方传来的，这是一个事实，西方首先发现了这么一套东西，当时对他们来说是新思维，传到中国也是新思维现在西方人已经觉得这套理念陈旧了，觉得普世价值也有很多毛病、缺点，也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一套东西，包括有一些研究这些东西的人都很多误解和曲解比如有人说普世价值我们从来都有，孔夫子就是理性精神，儒家就是自由精神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启蒙，还要把这些东西反复讲透，它原来究竟是怎么讲的，要原原本本地讲，不能动不动就扯到我们传统的理解，要看西方人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当然，要讲透这些东西也要把我们中国的问题搞清楚，不能糊里糊涂，否则就不能形成自我意识你知道了外国的，又知道中国的，两相比较，见出里面的差异，才能把对方搞透，反过来把中国琢磨透。
要顺应历史潮流做学问 《华中大导师》：尽管您比较低调，但社会上已经把您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了”，说您关怀社会邓晓芒：我做学问历来都是跟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但我跟一般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一样一般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比较直接，出来一个事件马上发表自己的见解，马上就可以代表某一种声音，为老百姓说话——这个是我尽力要避免的我的兴趣不在这里，我比较关注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因为那些具体的事情层出不穷，每天都会发生成千上万的事情，你不可能每个都去对付它，你必须要抓住根本 《华中大导师》：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学者普遍没有思想，您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的？邓晓芒：有学问的还是有，当然也有一些假学问的，冒牌的学者里面有学问的还是有，但是有思想的不多 《华中大导师》：怎么才算“有思想”？邓晓芒：有思想就是有自己的思想，有我们中国人现代人的思想，他能够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解释一些现当代问题，并且要有创造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要解释这个时代就必须要有创造性当然，有思想首先需要有学问，对中国、西方的历史要有充分的了解 《华中大导师》：在2005年，您也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