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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都发布市民幸福感调查报告:家庭主妇最幸福近日,成都市社会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XX年成都市民个人幸福感调查报告,表明成都市民幸福总指数与XX年相比基本持平,而幸福感自我评价指数上升明显,对成都的认同感指数较XX年也有上升。其中十大指数变化中,社会治安满意度、收入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谐度、生活质量提升、家庭生活幸福五大指数较XX年上升;在各类职业人群中,尤以家庭主妇、公务员、离退休人员等幸福总指数最高。调查报告结论认为,从总体上看,XX年成都市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近九成市民:喜欢成都想继续在成都生活市民幸福感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为了解XX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状况,成都市社会舆
2、情调查研究中心在XX-XX年连续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此次调查。调查选择侧重市民个人幸福感的各项指标,制定出了测评体系,包括五方面十大指数内容:市民的生存状况(如收入满意度指数)市民的生活质量(如居住条件满意度指数、健康信心度指数、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交通出行便利指数等)市民的身心状况(如精神状态指数)幸福感对比(如生活质量方面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人际关系及城市认同(如人际交往和谐度指数、城市认同感指数等)调查方式:采用了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的调查方式,对18周岁及以上、在成都市五城区及高新区居住超过3个月的居民(包括成都户籍的本地人和长住成都的外地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报告
3、表明,XX年市民的幸福总指数(3.54)与XX年(3.50)基本持平,幸福感自我评价指数(3.67)较XX年(3.48)上升0.19分;对XX年生活感到幸福的比例(56.8%),较XX年(46.1%)上升了10.7%。而市民对成都的认同感指数(4.03)较XX年(3.97)上升了0.06分。其中,市民对成都的留置意愿指数(4.61)和喜爱度指数(4.29)最高,分别有近九成受访市民表示喜欢成都和想继续在成都生活,各项指数均达到较高分值。八成多市民:家庭生活“幸福”在涉及到市民幸福感的十大具体指数中,较之XX年也发生了变化,最高的是家庭生活幸福指数(4.13),最低的是收入满意指数(2.97),
4、除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XX年降幅较大外,其它指数均较XX年上升或持平。其中尤以社会治安满意度、收入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谐度、生活质量提升、家庭生活幸福五大指数较XX年有所上升。社会治安满意度指数:3.50,较XX年的3.43上升0.7分。57.6%的受访市民认为XX年成都的社会治安好,仅11.5%的受访市民认为不好;收入满意度指数:从XX年的2.91上升到2.97。34.2%的受访市民对目前的收入感到满意,32.8%的受访市民表示不满意;人际关系和谐度指数:3.89,较XX年的3.83上升0.6分。72.8%的受访市民感到和周围的人相处“愉快”;生活质量提升指数:从XX年的3.14上升到3.43,
5、42.5%的受访市民认为生活质量与XX年相比“提高”了,53.5%的受访市民认为未来生活质量“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或“有所提高”,仅有3.3%的受访市民认为“会有所下降”或“较大幅度下降”;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从XX年的4.0上升到了4.13,81.5%的受访市民觉得家庭生活“幸福”;生活总体满意度、居住条件满意度、健康信心度和精神状态四大指数:与XX年相比保持稳定;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XX年降幅明显。分析认为,这与私家车增加,重要交通要道如人民南路改造、地铁施工等因素有关。随着XX年我市交通缓堵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如智能交通指挥系统的投入运行,以及重点路段改造的完成,地铁和轻轨的陆续建成,在
6、成都交通出行将更加便利。届时,该指数将得到提升。15种职业人群家庭主妇最幸福调查报告对15种职业人群的幸福感作了对比,其中家庭主妇、公务员、离退休人员、企业公司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五类职业人群幸福总指数高居榜首,而又以家庭主妇“感觉最幸福”,幸福总指数达3.9。相对而言,企业公司员工、商业服务业员工及工人的幸福总指数较低。相关链接民众幸福感指数民众幸福感指数已成为了解民众生活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目前,英、美、荷兰、日本等国政府都积极建立幸福指数体系,国外研究已相对成熟,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最具代表性(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
7、+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国内的民众幸福指数测评尚未形成一套权威测评体系。深圳率先开展了民众幸福指数调查,通过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和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测量居民的幸福感。农村空巢家庭老年人状况调查报告我国农村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和老年人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高龄老年人和老年空巢家庭比例的较快增长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农村老龄问题的综合解决。为了解农村老年人家庭空巢化发展情况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XX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了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
8、老年人状况的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调查运用国家统计局批准,中国老龄科研中心XX年和XX年实施的两次中国老年人口状况调查数据,结合北京、河北、江苏、浙江、黑龙江、江西、河南、安徽、重庆、甘肃等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典型调查,调查对象为农村老年空巢、类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即老年人无子女(包括儿媳、女婿),或有子女但不同吃同住者。老年空巢家庭包括两类:1、独居户;2、夫妻户。老年类空巢家庭包括三类:1、隔代户(老年人与未成年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同住,多称“留守家庭”);2、两代老人户(老年人与父母同住);3、与其他人同住户(老年人与其兄弟姐妹或照料者等同住)。XX年,全国农村老年空巢和类空
9、巢家庭共3288万户,占农村老年人家庭总户数的48.9%,比XX年的44.9%提高了4个百分点。空巢、类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共4742万人,占全国1.08亿农村老年总人口的43.9%。其中,空巢家庭老年人占38.3%,类空巢家庭老年人占5.6%。除隔代户从XX年的4.4%下降到XX年的3.7%外,其余几类家庭户的比例均有所上升。独居户从13.3%提高到14.7%,夫妻户从26.7%提高到27.7%,与其他人同住户从0.5%提高到2.1%,两代老人户从0.4%提高到0.7%。空巢、类空巢家庭分布呈现较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和中部省份空巢比例相对较高,如山东、河北、江苏的老年空巢、类空巢家庭的比例超过
10、了60%,北京、河南、浙江、安徽、辽宁等也超过了50%。西部一些省份如陕西、广西、云南不足30%。各省份内部的分布差异也较明显。严重的地方,村外出青壮年比例达到90%,留在家里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孩子。随老年人年龄提高空巢、类空巢家庭比例呈减少趋势。农村60至69岁的低龄老年人中有50.2%居住在空巢、类空巢家庭中,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减少到40.5%。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以有配偶同住为主占64.9%,丧偶的占28.8%。老年空巢、类空巢家庭内部差异明显。约有2/5的老年人自愿与子女分开居住。这类家庭以夫妻户多见,低龄老年人为主,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相对较好。有48.3%的老年人被迫与子女分
11、开居住。其中,有30.7%的老年人想与子女同住,但因子女不孝,婆媳关系紧张,或子女外出发展等原因而不得不独守空巢。有17.6%的老年人愿意入养老院,但因经济条件不允许加之不是收住对象,或当地没有养老机构而不能如愿。二、存在的主要问题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生活中的问题既有作为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有因子女“缺位”带来的特殊问题。(一)养老保障不稳定问题。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比例比非空巢家庭老年人高近5个百分点,占47.4%,得到子女经济帮助的比例比非空巢家庭老年人低6.6个百分点,占59.5%。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年人均收入2373元,约为非空巢家庭老年人的4/5。受
12、自我养老能力以及子女自身经济状况和养老意识淡薄等影响,39.6%的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感到经济困难,49%的人认为经济上缺乏保障,得到政府和集体救助的只占13.6%。(二)基本医疗缺乏保障问题。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中健康状况差的占27.2%,患慢性病的占65.5%。57.8%的人未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障,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老年人多数反映合作医疗报销起付线高,报销比例低,报销程序过于复杂,门诊取药花费多但不能报销,住院治疗又需要先垫付大笔押金。因为上述原因,有70%的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患病后不去就医,“拖”病现象比较普遍。(三)照料服务供求矛盾突出问题。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生活部分或完
13、全不能自理的占20%,约948万人。7.5%的老年人需要照料,其中11.3%的人得不到照料,比非空巢家庭老年人高8.4个百分点。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的照料主要靠配偶,占52.3%,国家、集体、养老机构上门服务合计仅占2.9%。与此相对,非空巢家庭老年人的照料主要依靠子女,占64.1%。(四)独居老年人面临高生活风险问题。独居老年人(包括散居“五保”老人)约1004万人。其中,觉得经济困难的占52.4%,需要照料但无人照料的占18.4%,经常感到孤独的占53.6%,感到不幸福的占21.0%,有过自杀念头的占7.5%,这些指标均显着高于其他老年人。统计分析显示,有60%的农村独居老年人生活中面临
14、着经济非常困难、健康状况极差、需要照料和孤独寂寞中的至少一种问题,近19%的独居老年人面临两种以上的上述生活风险。(五)隔代户和两代户老年人生活压力大问题。子女外出务工,留下祖孙在家的“留守”老年人占农村老年总人口的3.7%,接近400万人。他们既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又要照看孙子女,身心压力很大,健康状况也最差,54.7%的老年人认为健康状况较前一年变差,69.3%的人患有慢性病,41.7%的人在调查前两周处于带病状态,这些指标均明显高于其他空巢、类空巢家庭。两代户老年人既要自养还要赡养其高龄父母,他们参与农业劳动的比例高达80%,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只占44.3%,医疗费开支最大,年人均住院费
15、支出达到1827元,远高于其他空巢、类空巢家庭老年人的1068元。三、农村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现象及问题成因分析(一)农村老年人家庭空巢化是人口、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态势仍将持续。造成农村老年人家庭小型化和空巢化的原因一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人口,同时也是70年代以来实施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父母相继进入老年,老龄化加快发展。二是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高龄老年人口增长,老年人家庭空巢期延长,同时两代老人户也有所增加。三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向城镇迁移,留守老年人增加。四是随着居住条件改善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变化,两代人愿意分开居住的家庭增多。上述因素的持续存在,必将推动农村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的继续发展,空巢、类空巢将成为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一种重要居住形态。(二)子女“缺位”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作用。老年人劳动自养、夫妇互相扶养和子女赡养是传统家庭养老的三大支柱,由于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缺位”,丧失了支撑家庭养老的稳定结构,影响了部分老年人的生活,突出地表现为缺乏照料者和精神慰藉,同时加重了老年人劳动自养的负担。独居老年人更失去了配偶的扶养,与孙辈同住的“留守”老年人加重了代抚育负担,两代老年人户则是“以老养老”,困难相对更多。(三)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发展滞后导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