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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典雕刻的两座高峰和两个疑问(二) (2008-03-15 23:53:00) 标签：网络民主秦汉文化墓葬习俗文化断裂纪念碑布迪厄形式语言 前文，“沧海一声笑”、“大花猫”分别提出秦陵的写实手法“为什么会如此”和演变的“文化内驱力”问题，对博主颇有启发。 同时深感网络好，雅/俗、褒/贬、行内/行外、探讨问题/调侃戏言、素面直言/扮相胡言汇聚一堂。当下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等级”、“面子”、“圈子”在这里得以解构虚拟使“真实”得以显现。 从东周到秦，正是古代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信仰生活仪式变化的显著特点，是祖先崇拜的中心从宗族祖庙迁至家族墓地。这在我们今天可以看成是从崇拜远方的精神领
2、袖，转向崇拜身边的英雄模范；从迷恋影视明星的性感，转向关心身边异性的性格走向现实化、人性化。 从考古发现看，商周墓葬出土的大量活人殉葬现象在这一时期逐步减少，同时墓葬俑的发现却逐渐增多。墓俑，可以看作是从西周晚期开始到秦、汉这一时段，逐渐完成替代活体奴隶殉葬的一种“实惠”的、人性的“替代品”。是否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文化内驱力”？ 如此，作为这一转变时代的巨变瞬间的凝固，秦陵用“写实”手法、真人比例造俑，就是合情合理的。而汉代俑的“变小”，生活“角色”和“场景”的丰富化远远超过秦兵俑阵。我坚持认为那是巨变之后对变革的反思与推进，是旧习俗与新变革相中和的“用法”结果。 秦俑形象的“写实”尺度、秦
3、陵构思的“视觉化”追求，与秦王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同步而形成了一场视觉的“革命”。与这场开天辟地的革命相比，汉代高度发展的宫廷建筑、墓葬文化，中和了三代的神秘器物崇拜（九鼎）和秦的世俗大建筑两个方面。文化史上，秦始皇是强力的“书同文、量同距、车同辙”的社会法制开拓者，“焚书坑儒”的文化秩序变革者；而汉的特点，则是社会生活“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术与儒教之礼的中和。 秦以外法之力，汉以内儒之纲，殊途同归地建设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仅有秦的外法，社会会因缺少宗教生活而频频酿乱，汉以尊儒统一，却在实践上依然借用法治的强力。这种社会演进的过程，与视觉文化方面
4、从秦的写实张扬，到汉的现世气息与浪漫想象的融合，应是异质同构的。正如文学上汉大赋那种体物写事与铺张艳丽于一体的美感。这里是否可以部分回答促成本文的第1个疑问：秦兵马俑的造型手法与体量组合之所以在中国雕塑史上有一种突兀感，是它在视觉习俗上表征了一个社会文化的断裂性变革。与之可以比较的，是20世纪初“五四”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断裂变革及其催生的“美术革命”。“二高一陈”、徐悲鸿等的“新国画”因激进的“写实”追求而呈现的笔墨“用法”相当刺目。今天那些反思“五四”美术革命的观点中，也不乏“罢黜西法，独尊笔墨”的呼喊。 高剑父 徐悲鸿 中国古代早期墓葬文化没有在地面上建墓标的习俗，礼记檀弓上“古也墓而不坟”
5、。但到孔子南游时，就开始见到墓上有封土有“若堂”、“若夏屋者”。据专家分析：战国时期逐步发展的在墓冢上立石刻或建屋的现象，与西周后期社会各阶层的势力对比、价值观变化有关，是一种“肯定个人价值”的文化迹象。 庙，代表宗族的世袭，墓，象征个人的地位与成就。类似今天的人们，没钱时，上班步行15分钟；有钱时，开自家车在路上坐40分钟后上班。（极端的绿色和平与健身运动者称汽车为：会动的墓棺） 据近年的考古研究，秦始皇并没有完成阿房宫的建造，它大部分还只是一个蓝图，但伟大的秦陵我们却亲眼目睹。看来秦始皇当年也是“先买车，后买房”。 西汉之前矗立于地面上的雕刻非常少见，秦陵造山为陵，但人造之“山”依然是“自
6、然的”形象，还不是纯粹的人造石刻或钢筋混凝土纪念碑，如西方的神像、纪念柱、凯旋门等，秦始皇统治的伟大帝国依然被“藏”在地下。 而霍去病墓石雕，则可以说是中古之前鲜见的为“看”而作的纪念性雕刻典范。其在艺术品格上融气势古拙与浪漫想象于一体，在功能上含功业记述与纪念碑尺度于一身。 霍去病墓石雕的形象，多是森林、草原中常见动物，马踏敌人、动物嘶咬扭斗，与汉墓中升天成仙的主题和生活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据统计，霍去病墓四周竖有巨型花岗岩石150余块。汉书霍去病传记“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属国玄甲”是指降汉的南匈奴将士，霍去病墓前这150多块巨石，大概是送葬的南匈奴将士按自己的风俗为霍去
7、病设置的，草原突厥人的墓葬习俗是“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大抵与匈奴同俗。”可见，霍去病墓是中外墓葬文化融合的产物。 不管是西域影响，还是本土演变，霍去病墓石刻在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史中的地位，以一种为“看”而作的纪念碑功能，而与之前的夏商周礼仪、墓葬文化拉开了距离。同时，作为一座人造的地上纪念碑，与之后佛道寺院、洞窟雕刻那种格式化的造型、为信仰修行服务的功能形成鲜明反差。这前后两种差异在它身上挤压所造成的“个性”，是导致其在中国雕刻史上与秦兵马俑一起显得“孤独”的重要原因。我以为，霍去病墓石刻在视觉文化上的意义，有些像杜尚的小便器。前者
8、预示了水墨写意“形/神”之辩的美学思维起点，后者启示了后现代艺术消弥“艺术/生活”界限的文化解构智慧。所以，不可重复。 霍去病墓石刻被当代艺术研究者反复地联想、阐发，所谈大多集中在艺术思维、形式手法的东方美学特点上。但它所蕴涵的那种自由抒发、浑然天成的美学意味和创作手法，在后代雕刻品中能寻到的接续者十分模糊，尽管作为一组皇家名将的陵墓纪念雕刻，在当时不可能不产生相当的影响。恐怕其原因，还是应该走出“形式语言”分析的窠臼，寻找其在视觉文化习俗演变中的线索；雕刻品作为文化礼仪、历史记忆载体的文化“资本”属性特点如此提出问题是最近正在读布迪厄的书。 寒假读布迪厄文化与权力(陶东风译)一书十分过瘾。体
9、会有二：一是艺术问题思考的社会学视角以往搞庸俗了，亟待从方法论上重新梳理；二是学术译文一定要看有相关研究背景人的翻译，圈外人外语背景好也难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佛教在中原大地的传播达到高潮，使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发生了主题、形象、手法、意蕴的历史性变化。 如果抛开佛像雕刻不论，走出汉代的墓葬石刻手法演变也明显进入程式化路径。可谓气势依然，率性不在。琢石求工，神韵失怀。这一点可在前后间隔800年的西汉霍去病墓与唐乾陵墓石刻比较中看到。 从此，我们在中国雕刻中再也看不到霍去病墓石刻那种因石得形，因形得意，想像与手法皆率性自然的雕刻之作。唐之后的中国雕刻艺术呈现三个
10、特点：1、大多数集中在宗教领域；2、雕刻手法日益程式化；3、知识者不参与雕刻创作。西汉明清陵墓石兽造型演变西汉 东汉南朝齐 南朝梁唐代 北宋明清 有研究者将北宋以降的雕刻风格变化描述为：从写实造型向玩偶风格的转化。秦清人像造型演变秦 西汉南朝 北朝唐代宋代 清代中国古典雕刻的两座高峰和两个疑问(四) (2008-04-10 20:33:54) 标签：文人艺术中国雕刻文化洁癖达达艺术大学教育教育兴国 与雕刻手法愈来愈程式化、造型细节愈来愈雕琢化、形象气势愈来愈羸弱化、语言“用法”愈来愈手艺化的现象对应，自魏晋南北朝始，中国文人的艺术创造建树在书画领域高峰叠起。山东老乡南朝宋书画兼能的王微(415
11、453，字景玄，一作景贤，山东临沂人)在其叙画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了绘画的非实用性、审美的独立性和畅寄精神的“纯粹性”。如此标示了中国绘画的审美自觉、价值自觉、语言自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东晋王羲之书圣之高峰挺立，到五代、两宋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的台柱，到元明文人“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的书画人品之清绝。书画笔墨艺术，成为中国文化精英艺术化生存的载体。其在文化哲学上融儒道释一体，在生存体验上集文化精英与高蹈出世于一身，在创作实践上熔书法、诗文、绘画于一炉。 当元倪瓒(13011374)将中国书画艺术的空灵、简淡、飘逸、萧散的精神之“象”发展到一种文化“洁癖”的高
12、度时，刚好在他去世的第101年后出生的佛罗伦萨人米开朗基罗（14751564)，以其对美的精神价值追求、对传统规范的突破和与同行比技艺高低的功名之求，而建造了西方艺术由神到人的世俗转向纪念碑。米开朗基罗完全靠一人之力完成的西斯廷教堂壁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同达芬奇等人一比高低，证明自己不仅是伟大的雕刻家，还是伟大的画家。 前文曾提到文人笔墨艺术的率性写意与霍去病墓石刻手法的渊源关系，但有一点差异是明确的：那些伟大石刻是作为纪念碑的符号而制作的，石刻工匠们无意用此证明自己的“不俗”、“有学问”，最多就是让身边的师傅、同行感叹、赞扬一番手艺，高兴之余喝顿烈酒一醉方休，取了粮钱报酬回家取悦老母
13、和老婆。道理也简单，汉代工匠没有王维、石涛类文人艺术榜样可追逐，却有“女蜗抟黄土为人”的神话传说在民间流诵。（东汉应劭(约153196年)在其风俗通义一书中最先记载了这个传说。按历史逻辑，应该是先有广泛流播的民间传说，后有文人的风俗记述文本。那一时代提到女娲名字的典籍还有：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淮南子览冥篇。这些都出现在战国西汉年代间。） 显然，比起后来的文人，汉代工匠更是“自然而然”地雕刻着、创造着。而书画的文人笔墨情怀，立足的却是社会生存的文化等级定位。如黄庭坚所言：“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比
14、较之下，汉雕如生活之衣，为遮体、随风俗、承载纪念与记忆功能而用；而文人笔墨则是衣冠之款式，是彰显社会等级和文化品位的意义符号。文明进步带来的是文化表达的“格式”手法和社会等级的符号系统。这大概就是霍去病墓石刻在语言品格上后继乏人的一个原因吧其雕刻手法表征的创造性价值，在其后中国佛教寺庙、墓葬建筑的“意义”与“格式”体系中，失去了其“用法”的价值。然而，其“非自觉”的自然、自由创作状态，却变为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价值而神使鬼差地转到了魏晋之后文人们的笔墨写意语言之中。汉霍去病墓石刻 宋梁楷 当我把霍去病墓石刻的创作状态与文人画相比较；前面也曾把霍去病墓石刻的语言命运与杜尚的“小便器”相比附，其实是想说明汉代工匠、魏晋文人及杜尚，本来是不自觉、或自觉地要表达一种在他那个生存环境下的“感觉”，但后人却“误读”他们而发展出了语言程式的符号价值系统 正如苏轼所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正如杜尚所说，“我使用现成品是想侮辱传统的美学，可是新达达却干脆接纳现成品，并发现其中之美。” 当然，文人画的问题十分复杂。 这里的“戏言”，意在提出问题、引发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