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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收费政策能改善教育公平和社会福利吗？兼论高等教育不同收费政策的效应查显友/丁守海原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英文标题】Can Low-Tuition Policy Improve Education Fairness and Social Welfare?【作者简介】查显友/丁守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查显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丁守海，安徽全椒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不同收费政策对教育公平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一直以来，理论界认为提高缴费标准，会损害教育公平和社会福利。本文运用统计原理，分析了高等教育缴费标准与失学概率间的理论
2、关系，并指出低收费政策和高收费政策，对于改善教育公平的比较效应，是随不同情况而改变的。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当前贫富悬殊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低收费政策并不能明显改善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机会和社会福利，相反，高收费高资助政策的效应要更加显著。【英文摘要】This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uition policies on education fairness and social welfare. A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view supposes that raising tuition
3、 will contradict the above aims. The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tuition and dropout probability. It concludes that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the same tuition level may bring different effects on educational fairness. The article then presents
4、 an empirical analysis: when there is significant income gaps, low-tuition policy alone can not effectively improve educational access and social welfare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n the contrary, high-tuition policy may have better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t is hoped that these findings m
5、ay inform policy-making of higher education pricing in China.【关 键 词】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公平性/福利higher education/tuition policy/educational fairness/social welfare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也凸显出来。为此，我国从1989年开始试行高校收费政策，并逐年提高缴费标准。截至目前，高等学校的生均学费已接近5000元，这对许多困难家庭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那么，继续提高缴费标准会不会损害教育公平性和社会福利呢？早在1960年，约
6、翰森就指出，提高高等教育的缴费标准，虽有利于解决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但不利于实现教育公平性和社会福利目标。 从实证的角度，豪耐克和威尔 以及罗斯和斯尔森 都支持了这一结论。在我国，多数学者也基本持类似观点。只有部分学者认为，提高缴费标准对教育公平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些研究都注意到，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但忽视了在分配悬殊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可能会出现付费能力的绝对不足，并对低收费政策缺乏反应弹性，从而使其公平目标落空。本文首先运用统计分布原理，分析了在不同情形下，不同收费政策对于改善教育公平性的理论效应。进一步，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我国当前社会分配较为
7、悬殊的情况下，低收费政策并不能明显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机会，相反，适当提高缴费标准，并辅以完善的资助体系，能够更有效地改善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以此为基础，本文还对不同收费政策的福利后果进行了比较，其结论是，与低收费政策相比，适当提高缴费标准更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的分析结论可为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二、不同收费政策对教育公平的理论效应1.对高等教育失学概率的统计描述根据莫迪尼安尼的消费理论，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还取决于累积财富。而目前国内研究主要局限于前者。高等教育是家庭储蓄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会将所有储蓄以及当年新
8、增结余，首先用来供养子女上学，然后再考虑他用。如果家庭的人口数为n，人均储蓄为W，人均年收入为R，人均年消费支出为C，家庭倾全力供养一个四年制大学生，那么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为：（1）假设1：在社会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人均参数值W、R和C呈正态分布特征。由于正态分布是对社会经济现象最好的统计描述，所以这一假定具有现实意义。此外，现代社会的家庭规模正趋于稳定，比如2003年我国城乡家庭的户均人数基本为34人，所以假设2：家庭人口数n为常数。由此，X是W、R和C的线性组合，根据统计学原理，X也应符合正态分布特征，假定：X：N（，2），其中，为家庭付费能力的平均值，它越大，表示居民整体的付费能力越
9、高；为标准差，它越大，表示贫富悬殊导致不同家庭间付费能力差异越大。对家庭来说，高等教育的实际支出不仅包括学杂费，还要包括学生在读期间的生活开销。尽管由于家境不同，高校学生在生活开销上有较大差别，但总的来说，作为没有收入的消费阶层，大学生的生活还是比较节俭的，另外就某些基本生活开销而言，即使学生再困难，也是无法节省的，具有很强的刚性。所以我们假设3 ：在高等教育支出E中，生活开销为常数，唯一可变的是学费F。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如果高等教育的实际支出超出家庭的付费能力，居民将丧失受教育机会，所以高等教育的失学概率：（2）由上式可知，即p是F的增函数，它直观地验证了，随着缴费标准的提高，更多居民
10、将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作为正态分布的累积函数，失学率p随缴费标准的提高呈S形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如果居民间付费能力的差异越大，那么这种S型特征就越明显。2.不同收费政策对改善教育公平性的理论效应为增加贫困阶层的入学机会，政府有两种选择：一、实行低收费政策，以减少贫困阶层的教育负担，但同时也减少了富裕阶层的负担，由于经费减少，政府无力再对贫困阶层实施额外的资助，这时居民付费能力曲线为图1中的实M曲线；二、与此相反，政府实行高收费高资助政策，以增加富裕阶层的负担并减少贫困阶层的负担，这等同于，前者付费能力的降低和后者付费能力的提高，这时居民的付费能力曲线，将变成虚N曲线。下面讨论这两种政策
11、的效应。情形1：如果初始时教育支出接近于居民付费能力均值，比如为E,3，对应的失学率为p,3，此时实行低收费政策，将学费由F,3降至F,4，教育支出将由E,3降至E,4，对应的失学率大幅降至p,4，政策效应非常显著；情形2：如果初始时教育支出远高于居民付费能力均值，比如为E,5，对应的失学率为p,5，此时将学费下调同等幅度，由F,5降低至F,6，那么失学率只会略降至p,6，政策效应很不明显；情形3：当教育支出远低于付费能力均值时，比如为E,0，将学费下调同等幅度，由F,0降至F,1，失学率也只能略微下降，由p,0降至p,1，政策效应同样不明显。究其原因，在低收费政策下仍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的家庭往
12、往是社会最为贫困的家庭，他们不仅存在对高等教育负担能力的相对不足，往往还存在绝对不足，对低收费政策会缺乏反应弹性。可见，相比而言，只有在教育支出接近于居民付费能力均值时，低收费政策的效应才会明显。图1不同收费政策对失学率的影响运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分析高收费政策的效应。显然，对于情形1和2，实行高收费政策，只会进一步导致失学率上升和教育公平的恶化；而对于情形3， 如果将学费提高同等幅度，由F,0提至F,2，那么对应于N曲线，失学率由p,0降至p,2，与低收费政策相比，政策效应提高了p,1p,2。可见，与居民付费能力的均值相比，只有当教育支出处于较低水平时，高收费政策的效应才会更高。三、低收费政策
13、并不能明显改善高等教育的公平性由（1）式知，（3）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测算，2003年我国城乡家庭户均人口为3.66人，人均储蓄为8000元，人均年收入为4993元，人均消费支出为2594元，将其带入（3）式有：这表示，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典型家庭来说，由储蓄和当年收入所决定的负担能力为16100元，这就是居民对高等教育付费能力的均值。从教育支出的角度，根据测算，2003年我国高校的生均学费为4808元，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为4558元，我们以它作为高校学生的年均生活费，两项合计，每年高校学生的生均支出为9366元。所以，从平均水平看
14、，高等教育支出占家庭付费能力的比重只有0.58，这表明从整体上，我国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充裕的，但这不代表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能力，相反，较为严重的贫富悬殊导致贫富阶层对高等教育的付费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表1反应了这种差异。表1城乡家庭对高等教育负担能力的差异数据来源：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从表1可见，我国当前贫富悬殊相当严重，仅以城乡差距为例， 城镇人均储蓄是农村的6.9倍，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2倍，运用（1）式计算， 城镇家庭对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为27100元，而农村家庭仅有5200元，前者是后者的5.2倍。付费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在贫富阶层间配置的严重不均衡。以
15、2004年为例，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58.2，但在公办高校中，农村学生所占的比重只有19.2。所以综合来看，我国居民的付费能力曲线具有两个特征：首先，由于贫富悬殊导致居民付费能力存在巨大差异，付费能力曲线的S型特征更加明显，即在X的较低和较高处，曲线更平缓，而在X的均值处，曲线更陡峭；其次， 与付费能力的均值相比，高等教育支出还处于较低水平阶段，基本属于第三种情形。因此，根据前述分析，实行低收费政策并不能明显改善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机会。对这一结论，我们可以通过一项简单的测算来加以验证。我国的低收入家庭主要集中在农村，他们构成了高等教育公平的瓶颈，所以我们仅以农村家庭为考察对象。由于无法获取农村内部居民储蓄存款的分组数据，我们将忽略农村人均储蓄不均匀分布的影响，而只考虑人均收入分布不均的情况。然而，这一处理办法并不会影响结论的有效性，这是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两种缴费标准的比较效应，尽管储蓄分布不均会影响到某一收费水平下的失学率，但是它对另一收费水平下的失学率也会产生同等的影响，通过相减，将抵消其影响。根据（2）式，在某一缴费标准下，无力供养子女接受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