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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安学人评传-司马迁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面对着光耀千古的太史公，我不禁想起了朱生豪所译的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一段经典台词，莎翁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他的语言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具有揭示一切生命共性的穿透力，所以这段话不仅属于西方的哈姆莱特，也适用于东方的司马迁。面对司马迁，我们每个人都有难以言喻的敬仰
2、与崇拜，惶恐与不安，甚至是无限的愤慨与酸楚，这些都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个伟人的尊重，从残缺的身体到健全的人格再到高尚的灵魂，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值得后人永远尊敬和崇拜的精神典范。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学问渊博，为人正直。司马迁早年受父亲教导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认真刻苦。20岁那年，司马迁离开长安，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祖国大好河山尽了于胸。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出于正义为李陵辩护，得罪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后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宫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4、十表、八书.对后世的影响大，被称为“信史”。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言：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或许是司马迁所从事的事业太伟大了，上天不能让他那么一帆风顺，前进中的一些坎坷与挫折更能让他感到成功的不易；或许是司马迁所达到的成就太伟大了，上天不能不让他感受人世的卑微，过程中的一些酸甜苦辣会让他对人生的辉煌倍加珍惜。但是历史总爱开玩笑，偏偏在史记正撰写得如火如荼之时，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人在于匈奴作战之时兵败被俘了，这个人恰巧是司马迁的好友李陵，而此事却恰巧发生在雄才大略的大汉民主主主义最盛的汉武帝时期，武帝听闻大怒，太史公进谏劝说触怒龙颜，于是被受以宫刑。司马迁之所以伟大是在
5、于他没有自我逃避，没有撇开妻儿，抛开史记一死百了；他之所以伟大是在于他忍受了常人所无法忍的痛苦，忍受了男人所不堪负荷的精神屈辱和社会鄙夷；他之所以伟大是在于他能在自我坍塌的精神世界中崛起去建造一个属于自己也属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新的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他自己也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历史证明司马迁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梁启超称司马迁是“史界之造物主”，即史学的开山祖师，纵观历史上的众多史学家，司马迁绝对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位。不论是和之前首创春秋笔法的孔子相比，还是那位身残志坚的左丘明相比，抑或是后来那些满纸道德废话的史家相比，他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没有孔子的严肃，没有把历史当成
6、审判的对象；他没有左丘明的中庸，不是为孔子做道德注解。西方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司马迁把他笔下的人物都当成和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同时代人，给予他们同样的悲悯，同样的感情，和他们一起同悲同笑，荣辱与共。所以包世臣说：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 史学界一般都称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那为什么在太史公之前一直是孔子的历史纪年法主导着史学，像左丘明这么优秀的史学家也没有突破这样一个桎梏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观念问题。抛弃“历史纪年法”，就是对所谓的包含历史必然的历史进程的蔑视，是对“帝王”和历史事件整体有序性的放弃，对“人”的命运，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命历程的重
7、视。他的这种平民史观不仅让他摆脱了历史纪年的特殊局限，让历史中出现了平民的身影，肯定了“人”自身的价值，历史不光是由帝王将相书写的，历史的辉煌更少不了人民参与，人民的智慧亦或是鲜血才是史书上更浓墨重彩的一笔。太史公对历史巨轮轻蔑的一晒，然后满怀慈悲的俯下身去关心那轮子下的生灵：无论美丑，无论善恶，他们都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去了，死亡与苦难让他们重获尊严，重获被尊重的资格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大慈大悲的，哪怕他们表面上多么冷酷无情-有时越冷酷则越深情：西方的荷马、雨果、托尔斯泰中国的屈原、杜甫、鲁迅都是如此。读太史公书，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歌哭悲笑。红楼梦是千红一哭，万艳同
8、悲；太史公书亦是千人一哭，万代同悲，一代一代的人物以及他们对历史的必然反抗，对自身命运的体认，构成了史记中最绚烂、最悲壮、最华丽、最哀婉的主色调。史记中生命的热血在此喷涌而出尼采说，一切书中，我独爱那以血写成的。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用血写成的，而且还是重重的血；历史的血，历史人物的血，再加上他自己的血。“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
9、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这是他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自白。然而以小窥大可知，一篇报任安书，通篇就写了一个字：辱！这里面的人物都是忍辱之人，都是忍辱而成就大功之人。极辱之痛，忍辱之难，偿辱之志。司马迁偿辱之法不是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他是文人，他的“偿辱，就是那未竟的名山事业“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我想这应该是他对汉武帝最好的复仇，对自己和父亲乃至历史最好的交代。他被后世称为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史记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更被后辈尊为“中国历史学的开山鼻祖”。太史公以残损的躯体写下了一个伟大的人格，更为历史留下了一个伟大的传奇。中国自古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我想说：司马迁之德与天不朽，司马迁之功与地不朽，司马迁之言与人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