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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引进外资与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的一个回应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先生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一文指出，2004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国际贸易与投资重新趋于活跃，中国经济也延续了2003年快速增长的势头，继续保持较快发展。2004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5。前10个月，进出口总额完成9265亿美元，增长35.8，其中出口4687亿美元，增长34.5，进口4578亿美元，增长37.2：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90亿美元，增长34.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8亿美元，增长23.5。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商投资企业功不可没。傅先生认为，
2、目前，中国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3.6万家，仅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3。但完成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30以上：进出口额已超过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7；上缴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以上；直接就业人数已经超过2350万，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有赖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有赖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同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
3、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食品加工制造业，是近几年中国发展较快的行业，同时也是外商投资较多的行业。2004年前三季度，外商在上述领域的投资占外商总投资的70左右，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在17亿美元左右，增幅分别高达101.2和90.7。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服务贸易领域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前三季度，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9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20.4；其中近八成集中在房地产业、运输服务业、旅游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和建筑业等五个行业。众多外商投资企业选择投资中国，关键是外商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通过对华投资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一些跨国公
4、司在中国的投资已经成为其全球盈利的主要增长点。以大众汽车为例，该公司80以上的利润来自中国市场。2004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美国在华企业中3，4是盈利的，且盈利状况均高于世界其它地方。投资中国、在中国发展，已经成为不少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重要战略取向。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已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全部进入中国，世界IT产业100强中已有90多家进入中国，外商以多种形式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超过600家。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年的预测报告也显示，未来两年中国仍将排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热点地区之首。通过对中国过去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经
5、验的总结，傅先生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外资企业数量的持续增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展望未来，中国正在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这不仅能惠及中国十几亿人口，也将为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并将为广大外商投资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将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调整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
6、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对中国吸收外资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吸收外资要更加注重与国内经济发展相结合，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二是吸收外资要更加注重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相结合，推进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三是吸收外资要更加注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结合，促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四是吸收外资要更加注重与体制创新相结合，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他特别建议研究者对以下几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一是吸收外资的规模问题。在中国吸收外资规模上，
7、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鉴于吸收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国还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完善政策环境，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的规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外资规模已经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跨国公司在一些行业有形成垄断的趋势，过度依赖外资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将会出现东亚和拉美已经发生过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见？中国如何更好地处理外资与内资的关系？如何避免跨国公司行业垄断和吸收外资“拉美化”问题？二是吸收外资的作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有人认为，吸收外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出口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对技术进步和产业
8、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目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成本和价格上，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吸收外资对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中国如何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技术，并且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结合起来？三是吸收外资的政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内容越来越少，享受优惠的企业范围也越来越小，但是税收等优惠政策一直保留下来。针对这一情况，有人认为，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国际引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至少不能取消现在的优惠政策。也有人认为，中国吸收外资的快速增长，取决
9、于劳动力资源优势、市场容量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等多个方面，优惠政策只是其中之一，不能高估优惠政策的作用；同时，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也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平等竞争。究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否应对外商投资继续给予政策优惠？四是吸收服务外包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为主，服务业外包成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引擎，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外包市场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2005年服务外包总值将增至5850亿美元，2007年将进一步增至1.2万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通过制
10、造业外包向中国转移组装加工环节，形成了外商在华投资的高潮。近几年来，跨国公司开始把一些内部服务业务转移到中国。以IBM公司为例，它与中国铁道部合资成立了“蓝色快车”公司，利用铁道网络和IBM的信息技术为其它公司提供IT设备和软件维护。无疑，中国面临吸收服务外包的历史性机遇。问题是，中国在吸收制造业转移方面的优势对吸收服务外包是否同样有效？除了发挥这些优势以外，中国在吸收服务外包方面还应该做好哪些工作？作为对傅先生倡议的一个回应，本文主要就外商投资企业及其直接投资活动（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规模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一，促进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应该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标准国内对外商投
11、资企业规模和作用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所谓的“双缺口”模型或者发展主义的理论，即：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外商直接投资（FDI）活动对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点：（1）能增加当地储蓄，从而提高当地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2）能缓解当地的外汇约束，从而使中国可以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等；（3）能带来新的技术、管理技巧等。既然如此，那么，外资流入越多越好；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是越大越好。实际上，把跨国公司及其FDI活动看成是东道国资本、外汇、技术、管理技巧等缺口的补充者、供应者，是对跨国公司及其FDI活动本质特征的一种扭曲。FDI作为产业资本，其本质体现在“流”一样不问断的运动之中；而且永远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肢解开
12、的资本或技术并不能代表FDI自身。同样，跨国公司永远只是一个追求私利的企业，绝非“救世主”。另外，把跨国公司带入的资源（资本、外汇、技术、管理技巧等）及其FDI活动看成与中国经济发展完全互补，也具有片面性。这种“互补关系”只在完全依附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的东道国存在，因为那里跨国公司是主角，流入的FDI本身就构成当地的产业资本循环体系。但是，对于不完全依附跨国公司的发展中大国，这种关系却不成立。长远地看，FDI的介入只是促使当地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这些理论只适合做边际分析和FDI流量比较小时的情形，而不适合分析中国这样经过几十年发展，FDI存量已经很多时的情况。 显然，中国引进FDI需要
13、有新的理论根据和新的战略。就引进FDI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言，大体上有两种成功战略：其一是完全依靠跨国公司及其FDI的依附发展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这种模式只适合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较少：或者资源比较丰富且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讲，只要东道国拥有FDI生产所必需的某种或某些投入资源或原料，并且这种资源相对东道国的人口而言是非常丰富的，以至于单纯依靠这种“生产要素的租金”便可以获得现代化“的生活，那么，依附模式选择的条件便存在。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这种结合也符合其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战略要求。新加坡式的依附发展模式属于劳动力依附模式，是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基础的。其二是依靠当地企业并充分利用跨国公
14、司有利影响的自立发展模式，以韩国、中国台湾为代表。不适合选择依附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能走自立发展道路。与完全依靠跨国公司的依附发展相反，自立发展是以当地民族企业为主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通过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实现本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促使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与此相对应，也有两种失败战略：其一是完全排斥跨国公司及其有利影响的自给自足发展模式，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及同期的印度为代表。其二是不符合采取依附发展模式的条件，但却引进了过多外商直接投资的病态依附模式，以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廷为代表。中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只适合采取自立发展模式。自立发展不同于完全排外、闭关锁国式的“
15、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也不是对外商直接投资完全无限制地引入。它始终是以培育、促进民族企业成长、壮大为核心。放宽或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控制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凶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应以不损害中国企业的成长为限；同时，跨国公司只是促使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配角，而不是相反。超越了这些限度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将会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即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会损害自立发展的根基（即中国企业）。反之，如果外商直接投资介入适度，则跨国公司还会促使中国企业的成长及经济自立目标的实现。既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应以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为限度，那么，在中国企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适当多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规模也可以大一些。在中国企业竞争力较弱的行业或新兴行业，引进外资的数量要有所限制，跨国公司规模也要基本上与中国企业的水平相当。同样，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为目标。那种不顾当地企业和产业的吸收、消化能力，甚至危害当地企业和产业发展，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式的外资引进做法应该得到纠正。同样，那种在理论探讨和实际工作中，总是把中国这样一个只能走“自立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和一些可以走“依附发展模式的小国，譬如，新加坡相类比或比较，从而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