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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银行 2000年11月 第4 7期减贫和经管评论 经济政策如何根据商业周期确定财政政策新兴经济体需确保流动性得到有效管理并且应将繁荣时期的盈余留用于不景气时期。几代经济学家对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间的关系作了分析。标准的凯恩斯模型隐含着这样的思想：财政政策应是反周期的，以平抑经济波动：当不景气来临时，政府应扩大支出，而降低税收，以帮助经济在“支出”中渡过衰退。相反，在扩张时期，财政政策应是收缩性的，应避免经济过热。另一方面，Barro (1979) 提出的税收修匀模型意味着：财政政策应与商业周期基本保持中性，并且只应对未预料到的影响政府跨时预算约束的变化（即创新）作出反应。 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
2、方面的证据财政政策到底应如何面对商业周期呢? Talvi 和 Vgh (1998)采用普通的方法对56个国家（20个工业国和36个发展中国家）财政变量的商业周期特征中最为明显的特点进行了考察。作者将重点放在对一组共同的宏观经济和财政变量的波动性（用标准离差测度）和共移（用关联度测度）的研究上，以对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总体看来，发展中国家产出的波动性为工业化国家的两倍，而私人消费的波动性则约为三倍(表1)。此外，私人消费的波动性比发展中国家的产出波动性要高出70。消费中的这种可变性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体系往往是以消费税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所得税为基础的 (这与工业化
3、国家是不同的)。因此，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基比工业化国家的税基的波动要大得多。表1 还显示了产出的（周期性内容）和大多数相关财政变量间的共移证据。此表还显示：在7国集团国家中，政府消费与商业周期间的产出并不具有关联性。因此，证据表明：7国集团的财政政策与Barro的修匀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所有其他几组国家中，这种关联度为正值，而且从统计上看不等于零。在非7国集团的工业化国家中，政府的消费是顺应周期性的。在发展中国家中,政府的消费则是高度顺应周期的。不奇怪，财政收入也是顺应周期的，也就是说，产出和收入间的关联度，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还是在发达国家里都为正值。尽管难以取得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全部
4、税率的可靠的时间序列，表 1 还是提供了间接的税率商业周期证据。在工业化国家中，通胀税率（定义为 B/1 + B （而且象其他税一样区间值在 0 和 1 之间），其中B 为通胀税率）是反周期的（即，通胀税在扩张期间增加，衰退期间下降）。对于工业化国家，通胀税和产出间的关联系数为正值。发展中国家则相反。零星和个别国家的证据还表明：税率（象政府消费）是顺应周期的。在1994年下半年间发生的“特奎拉”危机期间（在此期间阿根廷和墨西哥的资本帐户受到了严重冲击，并陷入了深度危机），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都通过紧缩财政政策作出了反应。削减支出和提高税率阿根廷的劳工税和墨西哥的增值税是财政调整一揽子政策的
5、一部分。这些结果显示，政府消费顺应周期的行为是一种普遍现象意味着顺应周期的财政政策是普遍的、深入的，因此应将其看作为规律而不是例外。因此，从现行理论主体以及与7国集团相比较情况看，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行为, 甚至在一些工业化国家中，都是令人费解的。为什么在新兴经济体中财政政策是顺应周期的?最近的研究试图对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应周期的特点作出解释。此处，我们侧重两种解释：基于国际信用市场不完善的解释和基于政治经济学观点的解释。不完善的国际信用市场基于国际市场不完善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是代表了正统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信用市场处于衰退期间时，就会迫使政府削减开支并以顺应周期
6、的方式提高税率。 Gavin 和 Perotti (1997) 在试图解释拉美顺应财政政策时指出：“拉美的财政政策制订者们通常都会面临丧失信心问题，因此，在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时都会收紧借款约束 . . . 此理念解释了为什么财政政策在“衰退期间”是顺应周期的：当局也许会实行更多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但是由于他们无力解决隐含的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所以他们无法这样做。” Gavin 和 Perotti 提供了他们认为是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他们发现，当新兴经济体以相对健康的财政状况进入衰退时（即财政赤字较低时），财政政策的反应略呈反周期性。当新兴经济体带着高额赤字走进衰退时 （赤字高于GDP的3），财
7、政政策的反应即是反周期性的。相反，在工业化国家中，作者并未发现最初的财政状况会对财政政策反应产生影响，表明：借款约束在工业化国家中并非是一个因素。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财政决定不是由某个人如总统或财政部长来决定，而是通过集体过程由集体来决定的。因此，集体财政决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财政政策：即在一定的商业周期中，从社会福利观点看，这种政策是没有效率的。即在繁荣时期，临时增加的税收被花掉了（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税收），而不是节约下来，这样就迫使政府在衰退期间削减开支并提高税收，以对付跨时预算约束。在此政治扭曲背景下，波动性很大的税基（会导致初始财政盈余会因税收的增加而变得很大
8、这样的循环期间）将会导致在繁荣期间较大支出的政治压力 (Talvi 和 Vgh 1998)。实证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当权力分布于若干在税基波动性很大的环境中相互制约的部门中时，政治制度往往具有较高的顺应周期性。Lane (1999) 发现：产出波动性较大（且税基的波动性也相应较大）而且政治权力较为分散的经合组织国家，最有可能采用顺应周期性的财政政策。Stein、Talvi 和 Grisanti (1998) 在对26个拉美国家进行分析时发现：波动性很大的税基和较高的政治分权(表现为每个地区所选的平均代表数)会导致更为顺应周期性的政府支出。正如Lane 指出的，“不可能是的：政府债务约束会严重限
9、制经合组织富国的财政政策，从而使得无法通过在衰退期间实施的外部财政纠正措施来合理地解释顺应性周期的证据。”有效的面对周期的财政政策十分重要的是，将顺应性周期的两种解释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具有明显不同的政策意义。基于国际信用市场中不完善的解释强调的是，不具备在衰退期间进入国际信用市场的能力是新兴经济体中顺应性财政政策的根本原因。相反，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强调不具备管理繁荣时期财政盈余的能力会迫使政府在衰退期间里无效地调整支出和税收。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基于信用市场不完善的解释需要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基本因素良好的国家，可以保持在衰退期间进入国际信用市场的渠道。在继1998年夏俄罗斯危机之后的全球性金
10、融动荡平息下来后，提出了若干机制以实现此目标，包括多边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协调和可以在衰退期间起动的应急信用额度。在国内层面上，则提出了各国应加强有效的流动性管理（如适当地调整公共债务的到期）和财政帐户的跨时清偿，以避免在衰退期间被切断了与国际信用市场的关系，同时避免在信用市场暂时关闭时无效的顺应性周期调整。(关于流动性管理，参看减贫和经管评论第16 和17期；关于应急债务，参看第9期)。在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中，政府缺少在扩张期间带来大量的足够的盈余的能力，迫使它在衰退期间减少借款。这种解释的政策含义与上面所述的大相径庭，从而将重点从对外融资约束转移到了国内财政制度上来了。更具体地来说，公共政策
11、应强调设计旨在确保繁荣期间产生的财政盈余会节约用于衰退时期的财政安排。这种财政安排的例子包括： 可以涵盖全部财政收入的稳定基金如智利政府管理的铜稳定基金。 新的政府间关系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在联邦制国家中，如阿根廷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财政收入稳定基金，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此基金将不受商业周期影响的一定量的资源转移给各个省。(关于稳定财政收入，参看减贫和经管评论第13和18期。)进一步阅读Barro, Robert J. 1979. “On the Determi- nation of Public Debt.” Journal of Politi- cal Economy 87: 940-71.Ga
12、vin, Michael, and Roberto Perotti. 1997. “Fisc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f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 nomic Research.Gavin, Michael, Ricardo Hausmann, Roberto Perotti, and Ernesto Talvi. 1996. “Man- aging Fiscal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OC
13、E Working Paper. Inter-American Devel- 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Lane, Philip. 1999. “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Fiscal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OECD.”Trinity College, Dublin, and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Stein, Ernesto, Ernesto Talvi, and Alejandro Grisanti. 1998. “Institutiona
14、l Arrangement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NBER Working Paper 635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ss.Talvi, Ernesto, and Carlos A. Vgh. 1998. “Tax Base Variability and Procyclical Fiscal Policy.” CERES, Montevideo, Uruguay,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
15、a at Los Angeles.本评论由 Ernesto Talvi（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Econmica y Social (CERES)执行董事和乌拉圭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撰写。如果你对类似的题目感兴趣，请考虑加入财政调整质量专题组 (联系人 Hana Polackova-Brixi, 分机号30182) 和波动性管理专题组 (联系人 Sara Calvo, 分机号36337)。有关这两个组的情况，可点击PREMnet 中的 Thematic Groups一词查询。_(logo translation: 减贫和经管网络)此评估系列旨在对与减贫和经管有关的良好做法和关键政策结论进行总结。这些评论中的观点为作者观点，不一定反映世界银行的观点。减贫和经管评估广泛地发送给世行工作人员并刊于 PREM 的网址上 (http:/prem)。 如果你有兴趣撰写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