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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后一代传统婆婆笑 冬传统的家族制度看婆媳关系的实质 人们很少把婆媳关系看成是有深刻社会内涵的问题，也很少从性别等级制的角度去分析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化深化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农村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没有改善所有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只是提高了媳妇的地位，降低了婆婆的地位呢？如果拿父亲和儿子比，儿子的地位也有明显的提高，因为现在年轻人在市场上占优势，但父亲权威的下降远没有婆婆的那么显著。那么婆媳两代妇女的生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改变了的婆媳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这种变化如何与性别问题、与妇女解放相关？ 多数中外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传统的中国妇女在这种制度中的地位很低。女人一生下来
2、就不如男人，结婚就是为了给夫家生儿育女。妇女在生活的不同阶段要从父、从夫、从子。但也有学者提出，传统社会妇女的地位并不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低，而是随着儿子的出生和自己年龄的增长而地位不断有所提高。另一种说法是，婆媳关系实际上是父权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级制。在一定的生活阶段，妇女被男人和一部分年长的女人所压迫；在另一些生活阶段，这种压迫被解除，一些妇女成为在家主事的人。这些分析指出了男性统治和女性屈从关系的复杂性，同时也指出了意识形态与实践的不一致性。国内有学者（如周美珍）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妇女所受的压迫主要不是来自男人，而是来自妇女，即通过“男女授受不亲”把男人和女人隔离开来，然后通过婆婆的
3、权威来压迫媳妇，让正房得势以统治小老婆。 如果妇女压迫是传统家庭中的基本形式，那么它如何与传统家族中的父系、父权，和从夫居这些特征相关联？为什么男性统治允许一部分妇女有较高的地位？这样的妇女是代表了妇女自身的利益还是男人的利益？在家族制度中，“女性等级”和男女性别等级是平行存在，还是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个翻版？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的分析来解答：一是分析建构传统家族体制的三大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二是把妇女生育的角色放入这种建构中去分析其实质。 传统家族制度是一个十分精密的体系。该体系的设置是为了有利于延续、扩大本家族的势力，以占有更多的资源；而确定本族成员的身份、角色和地位是使成员各司其职
4、的重要保证。这种等级体系主要由三个原则构成：辈分，年龄和性别。这三个原则的分量并不等同，其中性别最为重要。正是性别这个原则确立了父系制。性别把父亲的家系和母亲的家系区别开来，也把父系与父亲已婚的姐妹的夫家的家系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的含义是：后两类家系的成员相对于父系来讲都是“外人”。摩根认为亲属称谓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描绘式，一种叫分类式。先看第一种形式。在中国，所有的父系家庭成员的称谓都和母系的不同。同样是男人，父亲的兄弟叫伯伯、叔叔，母亲的叫大舅、小舅。父母亲的父母称谓也不同。描绘式的称谓精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在家族中的角色和位置。每个人对自己的多重角色都有明确的意识。分类式的亲属称谓在中国也很重
5、要，而且由于它和描绘式天衣无缝地揉合在一起而更显其重要性。比如说母亲的兄弟叫舅舅，虽然由此把舅舅与父亲区分开来，但舅舅在他自己的家里也是父亲，也是父系的传人，于是把“父”这个字加在“舅”之后，称作“舅父”。也就是说，分类式给所有的父亲以尊严和权威，同时又通过描绘式把直系和旁系分开，把父系和母系分开。母亲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究其原因，“辈分”作为构成家族等级制的第二大原则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了辈分的界定，代与代之间才有了秩序、责任和义务。虽然由于父系制的确立是妇女在地位上低于男人，但这个体制很难在辈分原则中把某一性别的人排除出去。如果所有男性晚辈都可以不尊敬、不抚养女性长辈，家族秩序就
6、要被打乱了。 构成家族等级制的第三个原则是年龄。指明年龄在亲属称谓中非常重要。但是，只有父系成员才需要指明年龄，母亲的娘家亲属则不需要。伯伯和叔叔，哥哥和弟弟意味着地位、尊严、威信、责任和继承的序列的不同。“长兄如父”是说如果父亲早逝，长兄有抚养弟妹的责任。父亲和母亲的姐妹都不需要指示年龄，因为妇女在家居于从属地位，她们的年龄大小对妇女来讲远没有男人那样重要。父母两家的亲属关系虽然比较近，但母亲娘家的亲属终究是外系，而外系中男人的年龄对父系来讲也不重要，所以不同年龄的舅舅都叫舅舅。如果需要指明年龄，就在“舅”字前面加上“大”“小”或数字。父系中兄弟们的妻子一定要指示年龄，称嫂子或弟媳。娶进来的
7、媳妇虽然是外人，但她们的身份是附属于丈夫的。既然兄弟有长幼之分，他们的妻子的身份也要分明，以此来指示她们的特定角色。既“长兄如父”，也就有了“长嫂如母”之说。如果婆婆早逝或公婆双亡，培养父系后代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长兄嫂身上。 性别、辈分、年龄这三大原则建立了家族等级制的秩序。具体来说，“性别”确立了父系制和男性的统治。“辈分”和“年龄”使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明确了地位和威严的不同。如果男人女人同辈分、同年龄，性别原则将决定她们的高下。如果女人的辈分高，她可以得到男性晚辈的孝敬。 妇女的生育角色对家族的繁衍壮大最为关键。人口众多是家族势力的重要基础。那么，谁来控制妇女的生育呢？男人。男人占
8、有性交的主动权，男人决定要多少孩子。这是靠了制度上的保证：父系制和从父居。婚姻在传统中国从来不是男女之间个人的事。个人婚姻的幸福远没有家族利益重要。正如美国学者贝克（Baker）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家庭的存在不是为了家庭成员个人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存在为了家庭的延续”。现在常用的结婚一词是没有性别区分的，但传统社会一直是用“娶”和“嫁”来区分女人男人的不同，“男娶女嫁”，“娶”字的上部是“拿”或“得到”的意思，下部是个“女”字。“嫁”，左为“女”，右为“家”，意为女人结婚必要离开家。男女一得一失：男人的家族得到了生育的手段和劳动力，女人失去的是她从小到大赖以生存的家族关系网。她从这个关系网中
9、被拔了出来，到一个陌生的社区一切从头开始。虽然不能说她娘家的关系完全没有用了，但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个女儿已经是婆家的人了。这就是男人能够控制女人生育的基本前提。 把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和劳动力从娘家转让到夫家需要物质上的代价和制度上的保证。这就是通过实物和现金的交换使得这一转让合法化。彩礼和嫁妆的构成就起了这样一种作用。彩礼由男方提供。男方女方两家常常有一番讨价还价，因为转让一旦完成，娘家就不能再正式地要求女儿的劳动力和对父母的侍俸，所以一定要讨回养育女儿一二十年的损失。嫁妆由女儿家提供，是为了女儿的福祉。但贫穷常常使嫁妆徒有虚名，很多父母没有钱给女儿置办嫁妆，就通过向男方索要
10、彩礼，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女儿的陪嫁。研究家庭问题的著名学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将这种情况称为“间接嫁妆”。在中国农村的有些地方，除了间接嫁妆以外，女方家还向男方要一笔女儿的“养育费”。这更说明了通过接受财物和现金的方式，把女儿对父母和对家庭的承诺从娘家转让到了婆家。待嫁的闺女有时被称为“赔钱货”，有时被称为“摇钱树”，前者是说养女儿没有实惠，女儿不养老；后者是说可以趁着嫁女儿捞一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暗示了妇女的贬值。 妇女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儿子。生不出儿子的妇女在传统家庭里是没有地位的。新媳妇除了丈夫可能对她有一点恩爱外，她的地位比夫家其他任何人的都低。没有人敢肯定她能生出儿子
11、来；她要经过一番奋斗才能证明自己，让别人接受她。只有确定新媳妇的地位低，才能迫使她努力向上爬。婆婆扮演调教新媳妇的角色。媳妇在婆婆面前要谦恭，听话，甚至忍气吞声。当媳妇生出了第一个儿子后，她的地位就有了明显的改善。随着儿子的长大成人和自己年龄的增长，她将逐步地取代婆婆的位置，成为管理家务的主人。正如柯丁（Curtin）所说：“生育是一个女人在社会获得社会地位的惟一手段。”1她所得到的回报就是儿子对她的孝顺和抚养。这是一种由父系体系所设立、由妇女自己来操作的压迫制度。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婆婆的压迫和解脱婆婆的压迫来使妇女更彻底地献身自己的使命再生产父系父权体制。从分家看婆媳关系的实质 户的大小和家
12、庭结构对资源的分配影响很大。比如说，大家庭、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它们对确定每一个成员的地位和获取生活资料的功能各不相同。分家之所以被某些家庭成员所渴望，就是因为它可以改变这些成员的地位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那么，什么时候分家呢？这里有两个决定因素：一是户作为一个生产和分配单位的经济逻辑；二是家庭成员中的小群体为了自己利益的考虑。这两种动力并不相同，有时会重合在一起。例如，人民公社时期，有的生产队规定6岁的儿童，甚至刚出生的儿童就可以领到和成年人一样的口粮。这种政策激起了人们多生孩子的愿望，因为大人可以分享孩子吃不掉的那部分，人们也因此愿意把大家庭保持的时间长一些。当一户中所有的儿子都长成了壮劳
13、力，有的儿子接了婚还没有生孩子，这个户的劳动力比例就达到了理想的高峰。从这以后，儿子们都结婚生子，孩子们长到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父母亲又都丧失了劳动力，劳动力和张嘴吃饭的人的比例就低下来了。调查中，我问，为什么人们想分家？她们说，人多矛盾多。这个矛盾实际上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但不是大家庭的整体经济利益，而是户内各个小群体的利益。儿子可能认为没有得到自己挣的工分所该得的报酬；媳妇可能会想，如果单过，她用不着处处考虑婆婆。 当分家的念头出现在户中，并被酝酿和推动的时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趋于紧张。其表现形式经常是婆婆和媳妇在前台公开冲突，其他的矛盾隐藏在后台。这种现象说明，作为嫁进
14、来的媳妇，她们最大的不利之处是被看成“外人”，所以她们必须用不同于“自家人”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儿子和媳妇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比如，分了家，儿子就是太上皇，用不着处处以父母的话行事。但如果媳妇闹着要分家，儿子不会去添乱，以免和父母冲突。如果父母说他管教媳妇不严，儿子可以借口说媳妇不听他的。 沃尔夫（Wolf）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妇女是怎样在婆媳关系和性别等级制中为自己的命运奋斗的，这个概念叫“母体家庭”。该理论是说，在一个户中，女人精心培育着和儿子之间最紧密的关系，都为的是她将来能在家中获得实力和晚年生活的保障。这种“母体家庭”从本质上讲反对该户任何其他成员进入这圈
15、子，可是母亲总要给儿子娶媳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儿子是母亲惟一的养老资源，孙子是媳妇惟一的养老资源，可是儿子又是媳妇的养老资源，以及孙子的主要投资者。2最后的一代传统婆婆：姚老婆婆的命运在这个村里，每家每户的门前都铺了水泥地。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们比较讲究生活质量了。但是，这个水泥路在一家门前断掉了，成了光秃秃的土地，就像一块地毯上烧了一个洞。村里人告诉我，修水泥地要交钱，如果没有钱，就不给修了。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是一个单身母亲，姓姚，1932年出生，是惟一一个一天学也没有上过的人。姚在50年代早期离了婚，离婚一个月后，又嫁给了村里另一个丧妻的男子。这个丈夫很穷，但是对她很好。她
16、要养丈夫前妻留下的三个孩子，还要养和这个丈夫生的五个孩子。她知道夫妇俩没有经济能力养活八个孩子，于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了人。后来她的两个养子和自己的儿子都接了婚，她也终于做了婆婆，可是她连“统治”儿媳妇的机会都没有。她的丈夫去世了。给丈夫办丧事的时候大媳妇和二媳妇的儿子也参加了葬礼，并且照规矩各得一份“份子钱”。二媳妇发现长孙多得了几块钱，于是大闹。妯娌之间的矛盾和婆媳的矛盾有相像之处，都是为自己的“母体家庭”争地位争资源。这两个媳妇一向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争吵，把娘家的母亲也卷在里面。这次闹得更凶。大媳妇受不了，跳河寻了短见。村里的舆论都谴责二媳妇，二媳妇第二天也跳了河。几天之内，这个家死了三口人。苦了这位丧夫的女人。她自己的儿子去娶了一个有智障的女人，因为她没有能力给儿子装修房子，也付不起彩礼。另外，她必须继续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儿子们对她经济上的帮助。除了从儿子们那里得到村里规定的口粮、食油和柴火外，她每年只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