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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和康有为 钟卓安 ：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1257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活泼，特别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康有为戊戌真奏稿的发现，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出现了崭新的动向过去为人们称颂的戊戌光泽，确实为之黯然失色。在这些新的议论中，主要集中在对下面三个问题的评价上：第一，光绪皇帝终究是维新皇帝还是洋务皇帝？第二，康有为有没有背弃自己的变法纲领？第三，怎样对待康有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些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现在，不揣冒昧，准备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刍荛之见，以请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志们。一、年轻的维新皇帝*文澜同志说得对：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拟能够
2、承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4页。)光绪皇帝终究承受了哪些新思想？想有什么样的作为？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光绪皇帝在位三十三年，但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不过是当中十年，其中能给历史留下比拟深刻足迹的又是戊戌百日，其他时间他都是以默默无闻的傀儡身份度过的。因此，评价光绪皇帝的是非功过，不能离开戊戌年他和康有为等维新派合作推行的百日维新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根本上都力所能及地承受了康有为他们的变法主*和建议，并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高潮才得以出现。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派的皇帝，而是洋
3、务派的皇帝。一在政治方面，他们说，作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皇帝而是洋务皇帝的最主要根据，是康有为的开国会主*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而设制度局的建议最后也是石沉大海。确实，开国会、立宪法和设制度局，是康有为变法主*的、纲领。但是应该说明，在百日维新的初期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后，康有为突然改变了主意，根本上放弃了自己坚持多时的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因此一般地说，不存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的上谕有没有反映康有为开国会、立宪法的主*的问题。而特殊地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皇帝也仍然准备采纳其他维新派如谭嗣同、林旭等开议院、立宪法的建议，使变法维新向前跨进一步。(见杨锐：与弟省严书，觉逸要录卷四
4、，第1718页，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8159页。)据梁启超说，时大学士孙家鼐以君权从此替矣来警告光绪帝，要他放弃议院说；光绪帝答曰：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以后，只是由于康有为等人以民智未开，守旧太多，开议院则益阻挠新政相劝，反对急行议院，光绪帝才暂放弃开议院、立宪法的打算。但直到此时，光绪帝也没有抛弃开议院、立宪法的念头，只是说待后数年乃行之，改日再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14页。)七月二十七日以下均指旧历的上谕还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戊戌变法资料二，第64页。)继续流露出要仿照西方，
5、为民立政，改进中国政治的意向。显然，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上谕中只字不提议院和宪法，并不说明他拒绝维新派的纲领，和维新派同床异梦。至于制度局，十清楚确的事实是，康有为始终坚持，而光绪帝也力争实行。在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后面陈述。在这里只是想指出：人们在谈论制度局的时候，往往是第一，无视了康有为建议设制度局的上清帝第六书为什么经历了五、六次上来下去的反复之后才被实际作罢的原因；第二，把制度局和懋勤殿分开，以为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康有为奏陈第六书，由于礼部尚书许应攻击于恭邸前，因此抑压迟迟，至二月十三日应为十九日乃上。时，翁同不但同意开制度局，而且还想让康有为直其中(康
6、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41页。)。但因关系重大，且知西后之相忌，故欲借众议以行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单行本，第71页。)，光绪帝按例谕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恃西太后势力，直至五月十四日才议奏，并全盘否认了奏折。十六日，光绪帝再令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二十五日总理衙门议复说，事关重要，必须派王大臣会议。光绪帝益怒，即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又拖了二十天，六月十五日，军机大臣世铎等具奏，干脆以各式各样的名义把康有为第六书的建议几乎化为乌有，其中制度局一说变得面目全非。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的联合抵抗下，光绪帝被迫迁就退让(以上具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7、8、9
7、、10页和戊戌变法资料二，48页的有关奏折和上谕。)，使康折成为虚文。为什么会这样？康有为自己说得很明白：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王文韶曰：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而行之。王大臣皆悟，咸从王文韶言，遂定议。(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3页。)很显然，军机大臣们是在同光绪帝作合法斗争，用软刀子来扼杀康有为的制度局主*，因此外表上对康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实际上偷梁换柱，予以否认，使上亦无以难之。无可奈何的光绪帝，只好让他们的议复意见奉旨允行(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4页。)。事实很清楚，开制度局以定规模，
8、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帝皆嘉纳之。然以见制西后，无权不能剧行，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清鉴辑览，卷26，第10页。)光绪帝没想到，结果还是一样，以西太后为靠山的军机大臣们同样藐视了他的意图。虽然这样，但是光绪帝和康有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设制度局的主*，直到百日维新的几乎最后时刻，仍然企图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康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59页。)，把懋勤殿作为制度局的处所，向反对派进展合法还击。懋勤殿制度局，在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心目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这一点。因此，以制度局没有居为现实，就断言绪帝否认了康有为的制度局主*，无疑是不恰当的。二在经济上，论者否认光绪
9、帝上谕维新性质的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是各级商务局的人选排斥了普通商人，二是拒绝了康有为裁撤厘金的建议。我们认为，对这样的根据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诚然，洋务派主*由员绅来主持农工商务，开展本派系的经济实力，光绪帝的上谕也多处表述了由员绅来试办商务的意见。但是，这并非光绪帝上谕有关开展民族经济的全部思想。第一，上谕说，这些员绅必须是通达商务、明白公正的人，不是凡员绅即可。第二，所有这些督抚和员绅的职责，在于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0页。)，总期连络商情，上下一气(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20页。)，官民一气，开展农工
10、商业，而不是其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7页。)第三，鼓励商办实业，保护商民利益。当时，宋伯鲁认为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7页。)，杨深秀请求招商承办津镇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3页。)，王文韶也汇报说*华侨商人*振勋决定在*创办酿酒公司(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9页。)，等等，对这些，光绪帝通通表示支持和鼓励，命令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情况见上页和本页上谕。)，并且还就中国商务之大宗丝茶业的生产，提出，分设公司，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种植、制造，以利行销的建议。(光
11、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0页。)五月二十六日的上谕更是明确指出：近来各省商务，未见畅兴，皆由官商不能联络，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并严禁胥吏讹诈等弊(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8页。)。第四，规定凡创造创造，除予奖励外，还就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兴造枪炮各厂者，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鼓励(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1页。)。连枪炮都允许民间经营制造，专利售卖，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光绪皇帝开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决心？难道这也是光绪皇帝一样于洋务派的地方吗？以上各点，都说明百日维新中关于经济政策的上谕
12、，绝不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仅以*些经济机构的人选来判断光绪帝经济政策的性质，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妥当的。至于康有为的裁厘建议，这倒确实没有在上谕中得到只字反映，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就断定光绪皇帝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康有为上奏说：假设夫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要求光绪皇帝能够一本通商惠工之意，宜决裁之，以嘉惠商民(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但也正如康有为所言，厘金岁入千五百万，全国不下十万人，皆仰食于此(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如果一旦裁厘，不但使请政府本来就奇绌的财政更加拮据，而且势必将如此庞大的
13、失业队伍驱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因此作为一国之主的光绪皇帝对裁厘这类大事不能不慎重从事，不敢贸然下令废之。不过，他毕竟不是顽固派，也不是洋务派，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尽管以法称最善一类的空洞词令对厘金肯定了一番，但通篇说的都是厘金之弊，主*进展整顿。(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394页。)遍查百日维新所有上谕，没有一处直接反对康有为的裁厘建议，相反，据说康有为的裁厘奏折上递之后，皇上览奏，恻然动念，面谕维新诸臣，谓行新政就绪，即决裁厘金。可惜很快就因发生八月之变，事乃中辍(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知新报第30册登载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时加的注文。)。看来，说光绪帝在废除厘金制度问题上同康有为的看法南
14、辕北辙，未尽合宜。三关于文化教育。论者认为，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而在这方面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模糊地支持了洋务派。情况果真是这样吗？我们说：不见得！应该说，百日维新中关于文化教育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除了废八股改策论之外，还有兴办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环。对传统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深恶痛绝，按照康有为他们的本意，也是企图全部废除的，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页。)只是考虑到顿然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
15、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42页。)这样，无论康梁，还是光绪帝，都决定以废八股改策论作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的入手。于是光绪帝屡下谕旨，一再申明：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借法取士(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日上的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55页。)；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8页。)，等等。所有这些上谕，虽然没有搬用康有为奏折所说的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的词句(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11页。)，而是采纳了*之洞、陈宝箴合呈的科举新章，决定乡会试均定为三场，并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五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光绪帝迎合了*之洞，反对了康有为，因为第一，上谕肯定的乡会试三场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