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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毅夫谈全球增长与中国发展2012年10月16日来源：财经杂志作者：杨中旭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应当通过“超越凯恩斯主义”，实施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对冲经济危机2012年6月，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职，从华盛顿回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重执教鞭。在世行工作4年间，他是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分管发展经济学研究。基于在全球的深入调研与学术思考，林毅夫进一步完善了落后国家后发优势理论，并将其升华为“新结构经济学”。他希望通过这一学说，在新古典经济学“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创新引入“结构”概念，坚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其比
2、较优势决定于各自的要素禀赋的一贯主张，为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增长开出新药方。归国三个月后，林毅夫把在世行4年间的研究成果陆续结集出版，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等著作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亦引发一些学术争论。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林毅夫系统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通过“超越凯恩斯主义”，提出“大规模实施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贫穷国家带来新机遇，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创造条件”等政策主张。他还在凯恩斯“班柯”货币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创立以纸黄金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改革构想。书中贯穿着对既有经济理论、危机成因的颠覆与纠偏，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就此论点，林
3、毅夫曾和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贝克尔、佛格尔、赫克曼、麦尔逊等展开学术争论。几个月来，林毅夫还在公开场合多次阐明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的观点。他认为，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总体上利大于弊；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事实，中国现阶段仍需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比照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经验，中国大陆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金秋时节，林毅夫两度接受财经专访，就新结构经济学、金融危机成因、“新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发展道路等议题进行系统阐释。他期望以老子的“常无”心态审视世界，以免有
4、“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之憾。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他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既有经济理论，并不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照搬，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本身也不断在发展，旧理论不断为新理论所扬弃。上篇：寻求增长新动力失衡之源财经：你在最近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一书中提出，应以“常无”心态研究经济学问题，为什么研究经济学要持此心态？林毅夫：这本书是谈方法论的。从1995年开始，我就提倡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本土化、规范化，然后是国际化。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首先必须内部逻辑达到自洽。所有理论都在解释现象背后几个变量的因果关系，理论的推论必须跟要解释的现象一致。自然科学的证伪是相对
5、容易的，因为它可做可控试验。社会科学的证伪要难一些，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质疑、争论都在所难免，这也是证伪的过程。关于2008年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成因，国外的理论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源于国际的贸易不均衡，而贸易不均衡则是由东亚经济所致。目前有多个理论假说。包括：东亚出口导向战略；为自保，依赖出口积累大量外汇；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些理论在逻辑上都能自洽。但是，我们还可以构建几个理论假说，诸如：美国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和低利率，引发房地产泡沫和过度消费；或是，中国面临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必然增加储蓄；大国经济结构扭曲，诸如此类。因此，不能因为一个理论逻辑自洽就认为它是对的。财经：在分析本轮金融危机成因时，东
6、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受到的非议最多。在你看来，这些批评虽然逻辑自洽，但与现实不符？林毅夫：一些学者提出，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累积了大量外汇，并以此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压低利率，无形中鼓励了各种投机，包括吹大房地产泡沫。另外，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加上东亚各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缺乏外汇的教训，造成出口攀升，贸易积累过多，种下了危机的恶果。这些学者只看到问题的一部分，此谓“瞎子摸象”，甚至有些人知道问题并非源自东亚，只是出于政治利益考量，此谓“指鹿为马”。财经：实际上，东亚和中国并不是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林毅夫：我认为，上述只是现象的一面，而非成因。东亚推行出口导向战
7、略并非近10年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的日、韩、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但全球出现贸易失衡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不能用一个已经用了五六十年的战略来解释这十年发生的事情。如果说，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东亚为了积累外汇而“自保”的结果，那又如何解释发生在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日元和欧元都是国际储备货币，完全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各种需要，并不需要靠积累外汇自保。但新世纪以来，它们的贸易盈余增加幅度与东亚经济体相当。以日本为例，1993年1994年的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2006年则增至1万亿美元。这些完全没有自保需要的国家，外汇储备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见，上述理论并不具有说服力
8、。财经：中国在新世纪伊始加入WTO后，贸易顺差的确大幅上升，进而加剧了国际贸易的失衡。林毅夫：国际上对此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这最早是日本学者在2003年春提出的。当年秋天，美国加入这一“合唱”。但是，中国大陆当年的贸易顺差比1997年和1998年都要少。而在1997年和1998年，国际社会大多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高估。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中国大陆对美的贸易顺差大幅扩大，是2005年之后的事，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0%左右，按理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减少，但2005年2008年中国的贸易现状却正好相反。上述三个假说都认为全球贸易不均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源于
9、东亚。那么，与东亚经济竞争的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应该减少。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和东亚的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51%，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一占比缩减为38%。所以，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全球贸易不均衡的原因并不在东亚。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需求强劲。近10年间，美国需求进一步放大，是国际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林毅夫：美国最近几十年来不怎么生产一般消费品，这部分需求先从日本进口，后到亚洲四小龙，再后来转到中国大陆，这是美国对东亚逆差比较大的根源。但是新世纪以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则是由于美国国内新的政策造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监管开始放松，欧洲也
10、是如此，允许金融高杠杆运作，增加流动性。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在18个月内26次降息，进一步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产生了财富效应，鼓励家庭过度消费。同时，因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财政赤字也大增。这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大量扩大的真正原因。美国的贸易逆差能够维持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美国是国际货币储备国，可以印钞票来支撑各种购买、服务和还债。否则，美国必然会出现外汇短缺，过度消费根本无法持续。除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外，高杠杆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流动性也造成大量资本外流。全球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外流在2000年只有2000多亿美元，2007年增长到1.
11、2万亿美元。与此对应，并非国际货币储备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6万亿美元。除了货币美元化的国家，这些从贸易盈余或资本流入所积累的外汇难以在国内流通。因此，不管是私人拥有还是作为国家外汇储备，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锁在保险柜里，没有任何回报；另一种是投资于以美元为国内货币的国家，当然就是美国了，但这不是美国家庭过度消费的因，而是美国过度消费和流动性过剩、资金外流后的果。所以，贸易不平衡也好，地产泡沫也罢，或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国内角色和国际角色之间产生了冲突，只考虑前一方面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宽松只
12、是“镇痛剂”财经：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连推三轮货币量化宽松（QE），欧日亦在量化宽松，发达经济体利率已降至最低，但这未能阻止全球经济二度放缓。林毅夫：当前的焦点是欧洲债务危机。“如果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得不到欧盟必要的短期援助，马上就会崩溃，其影响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闭对全世界的影响更大。但是，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它们如果不进行内部结构性改革，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杠杆，这些援助只能是短期见效的止痛药，短则三月，长则九月，危机还会以更严重的方式卷土重来。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推动下，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已经恢复到1998年以前
13、的水平，甚至更高，但实体经济并未恢复，这一点投资者心知肚明。如今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普遍过剩，低廉的资金不会流向房地产，而会流向股票市场。在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下，这会造成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泡沫不断发生、破灭。此外，过剩的短期资金也会大量流向国外，不仅炒高石油、粮食价格，还会有不少投机性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房市，推高汇率。高汇率会影响出口，当实体经济增长减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会变成明显的泡沫。而泡沫总会破灭，从而投机资本开始唱空，游资大量抽离。这种资金的大量涌入和涌出，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巨大波动，给宏观决策带来困难。未来10年、20年，国际经济可能出现所谓的“新常态new normal”
14、，即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但回报较低。财经：看起来不太乐观。我们曾采访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古尔斯比，他认为货币宽松无济于事，唯有结构调整方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林毅夫：可是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困境。首先，结构调整在政治上难以推行。结构性改革固然在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率、竞争力、生产力，但是在短期内会减少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而发生危机的国家失业率已经非常地高西班牙失业率达到23%，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达到50%以上。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如何推行增加失业率的改革？即使政府咬紧牙关推行结构性改革，由于失业率增加，社会开支必然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减少，政
15、府的税收又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金融市场会对政府的还债能力产生怀疑，政府公债的利息负担也会再加重，这难以持续。另外，“发生危机的南欧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创造需求并增加就业的道路来缓解危机。即使欧元贬值，也会碰到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竞相货币贬值。前一阵，欧洲中央银行刚宣布要无限制购买政府公债，以增加货币供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马上表态美国也会这样做。美联储QE3推出之后，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也加入“战团”，这就是货币竞争性贬值，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通过货币贬值走出危机。财经：因此，镇痛剂只能是把矛盾往后推？林毅夫：往后推的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深重。政
16、府债务在高失业率、高社会支出的状况之下，会积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积累的政府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现在已超过230%，美国也达到了100%。启动新马歇尔计划财经：山穷水尽疑无路，能否寻找新路径走出“新常态”困境？林毅夫：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能走出“新常态”的困境，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危机既然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应采取全球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措施，即全世界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扩大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以增加需求。如果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货币贬值的效果，给发生危机的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财经：但一些学者担心，“寅吃卯粮”终究会被清算。林毅夫：传统凯恩斯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