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威基础的嬗变》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威基础的嬗变（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载于中国农村观测第6期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威基本的嬗变张 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内容提纲：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权威依群体社会化而存在，其基本随着社会构造变化发生历史性变迁。本文将乡村权威置于现代化进程中，从四个阶段梳理出乡村权威基本的嬗变，阐明权威基本的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核心词：乡村权威 权威基本 权力 变迁一、人类历史上对权威的解释什么是权威？很长时期以来。对权威的理解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剧烈争论，有关权威的多种文献也展示出极大的差别。在古代，罗马人觉得，在家庭中，爸爸体现了威信：在国家中，罗马帝国的缔造者“罗慕路斯”拥有最高的威信或权威。在近代，欧洲人的权威观在霍布斯的
2、利维坦（Leviathan）中得到了最充足的阐释。霍布斯觉得，权威是一种机制，由主权所管辖下人民的授权行为产生，并且依托旨在增进社会和平与防御的法律制定权而存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人们对权威有了新的解释。科尔曼（1999）觉得，权威是指拥有控制她人行动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个体行动者有权控制另一种体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行动者，则两者之间存在权威关系。Easton（1958）觉得，常常被人服从的是权威。Weber（1968）也持同样的观点，称权威为权利的特例，“统治可以指这样一种状况，其中统治者或统治者们显示的意志（命令）是打算影响一种人或更多人
3、（被统治者）的行为，并且事实上果然以这种方式影响了她们，即她们产生的行为在社会意义上仿佛是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缘故把命令内容作为她们的行为准则。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状况可以称为服从。”Arendt（1970）把权力等同于合法权威，她说：“权力相称于人的能力，不仅是行动的能力，并且是协调一致地行动的能力。权力决不是个人财产，它属于集体，只要集体保持一致，权力就继续存在。”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觉得：“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人类历史上对权威存在不同诠释的因素在于：一方面，对权威的解释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也不是以政客或权谋者的意志为转移，权威存在的历史基本
4、决定了人们对权威的历史解释。人类进化过程中，赖以生存的社会基本有所变化，群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促使社会组织不断优化，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权威就会有不同层面的解释。另一方面，历史进化导致社会构造的变化，国家、精英、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对权威构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老式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其实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国家强或弱社会弱或强的多种模型决定了社会构造的变化，使权威关系不断分化重组，塑造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1页多样化的权威认同模式。再次，权威的历史化过程反映了权威与权力的关系。或者权力重叠权威，或者权威与权力相分离甚至权威对抗权力，直至权力为民
5、众所掌握。权威消失。正如莱斯利里普森（）在谈到权威发展的也许时，觉得“权力是通过一致行动获得成果的能力”，而“权威与权力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被觉得是合法的权力”，权威“以批准为基本”。权威与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从另一方面透视出权威基本的嬗变。总之，权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人们生存的社会基本和社会构造不断变化，促使权威构造和权威关系也相应的不断变化。权威基本的变化使人们对权威产生了不同解释，权威的多种解释阐明权威基本的嬗变主宰了权威的存在形态。二、老式乡村社会的权威基本韦伯（1993）觉得，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统辖权威
6、的有效性便大大的削弱，乃至消失。”在乡村，乡绅阶层和宗族权威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虽然晚清时期，帝国行政机构分崩崩溃，但地方绅士和宗族的权威并未动摇，阐明乡村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本异常稳固。有关老式乡村权威的基本，杜赞奇（）觉得，阶级背景、威信、才干是选举领袖的重要原则，富有和个人威望亦是影响权力分派的一种重要因素；张静（）觉得，地方权威的权力地位与三个因素直接有关：财富、学位及其在地方体中的公共身份。总之，老式乡村社会地方权威的权力地位是由学识、公共身份和富有所决定的。学识代表着权威的才干，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绅士通过帝国的“科考”获得了功名，以其在经学（家法、帖经墨义，经疑、经义）和文学（
7、诗赋）上的造诣在乡村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二是族长或者乡贤凭借掌控乡村民间老式文化，熟知农耕知识，化身为乡村权威。前者与帝国的承认有关，后者与个体自觉强化其威望有关。老式乡村社会，村民对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人认同感强，不仅是由于其地位得到了帝国的承认，核心是儒家典型教育使绅士拥有了对村民行使权威的知识和品质。村民之因此对族长或乡贤也有一定的认同，重要在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必须依赖这些人得以生存。由于并非所有乡村皆有绅士，无绅士的乡村却有族长或乡贤，她们拥有解决乡村社会关联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农作物耕种知识，编辑了许多农谚，因此族长或乡贤成为官制之外的乡土权威。公共身份是村民认同权威的第二因素。公共身
8、份与地方公共利益紧密联系，权威具有将私益事（扩大财产）与公益事（地方社会的发展、安全及秩序）一致化的能力。作为乡村中有威信的人物都会竭力维护村民和乡村的公共资源，努力使其个人威望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杜赞奇（）描述的寺北柴村族长就是例证。不仅这样，权威还可以积极参与村民平常生活活动，如解决纠纷，组织村民对抗不合理的租税等，这些关乎村民生存的活动往往能增强权威的亲和力和可信度。因此公益活动并不只是规定权威负有公共责任，还规定权威必须融入村民平常生活维护村民利益的活动。富有是权威获得村民信任的第三因素。经济上的富有并不一定是权威地位的直接获得因素，由于经济上的强大有时反倒会成为威胁村民安静生活的武器，
9、村民不会毫无信任的服从。张静（）也觉得，财富虽为地方权威获得社会地位提供了令人仰慕的经济条件，但并未对其权威地位构成最重要的决定作用。但是老式乡村的富人在村庄一般均有着地方权威的地位，因素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成为了财富的唯一源泉，占有土地，就是拥有财富，也就有了济贫的能力；乡村权威并不一定依托官府权威的支撑，官府权威能使她们光宗耀祖，但并不能增长权力，她们真的权力还在于拥有财富（特别是土地及其生产工具）从而拥有了分派村庄资源的影响力；地方政府由于没有独立的预算，只能用本地征收的陋规自行支付费用来进行工作，而这样做的成果不仅会损害地方官名誉，甚至也许激起民变，因此，地方官都要依赖乡村权威支付
10、费用。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乡村权威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乡村进行了许多公益活动。被老式文化和地方习俗遮蔽的乡村，不管其权威的基本是学识、公共身份还是财富，历来就有权威的存在，并且权威的影响力成为乡村秩序的基本。恩格斯指出：“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如何导致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如何，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3页 三、阶级斗争话语时代的乡村权威1949年-1978年，新中国政权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合伙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制度性变革和轰轰烈烈的社
11、会动员，从主线上变化了乡村社会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解放时期，国家将铲除封建族权、没收公共族产、打击土豪劣绅、批判封建道德等作为革命的重要内容，家族组织的崩溃和标志家族权威的族祠、族规、族产、族谱和族长灰飞烟灭，乡村内生性地方权威赖以存在的基本消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政权对乡村“牛鬼蛇神”的斗争和对当权者进行清查的“社教运动”使乡村不敢再生长什么影响力的权威。20世纪70年代，奉旨造反的乡村革命者时刻准备把革命的火焰烧向那些妄自尊大者。在这一段历史中，乡村的人们对领袖无比崇拜，对工作组非常惧怕，除此之外，如果说乡村尚有权威的话，那就是国家政治在乡村成立了贫协组织树立了贫协主席的权威。贫协
12、主席在乡村本无多少动员村民的资本，然而国家政权的附体使这些人有了指挥村民的权力，权力成为了权威。恩格斯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逼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显然，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政权，把权威等同于政治暴力，权威就成了权力的代名词。在政治文化一元化的乡村社会中，贫协以国家政权为后盾，不断将自身的政治功能渗入到村民的生产生活中，妄图发挥自己治村功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8页能，这种并无多少权威资源的人，运用政治权力治理乡村，激发了乡村狂热的政治热情。乡村的政治运动反映了权威已经权力化，也透视出国家
13、政治安排乡村权威的力量。事实上，权威与权力是有区别的，卢少华、徐万珉（1989）在权力社会学一书中论述了韦伯和达伦多夫的观点。韦伯对权力和权威做了辨别，觉得权力是不管人们反对与否，强使其服从的能力，而权威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的。权力属于个人品格，而权威则与级别制度中的社会作用或地位有关。权力体现强制的一面，而权威则呈现出协调的一面。达伦多夫作为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对权力和权威也有相似的见解，她觉得，权力是一种实际影响她人的能力，尽管它不一定合法。权威则是有一种合法的上下附属关系所赋予的规定她人服从的也许性。权力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联系，权威则永远与社会地位或角色联系在一起。权威是在
14、合法性的基本上，使某个人的具有一定内容的命令将被既定个人执行的也许性。她将权力看作人的为所欲为的欲望指引下可以达到的能力，而权威则是在合法的制度框架内运用自身力量来达到目的的某种也许性。达伦多夫进而提出。权威必须涉及上下级关系，有命令或严禁的形式存在，命令一方有权做出规定，但对权威又有着明确的规定，以及合乎法律或风俗习惯体系的约束，并多次提到，权威不同于权力，不是随意而为的。19491978年，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不间断的革命之中，思想改造、基层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是这一时期的话语权，为了整合乡村社会，国家政权不断对乡村权威进行政治社会化，这种权威权力化激发了乡村的狂热，也造就了乡村的骚乱。然而权力
15、政治的热情毕竟在乡村社会中没有基本，不也许长期的保持，乡村最后显出了革命的疲态。从“大跃进”社员们的激进和狂热，到1956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后社员对乡村权威发生了质疑，再到文化革命后期国家政治树立的乡村权威退出历史舞台。历史证明，权威附体与强权时效的短暂性。四、草根民主时代的乡村权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乡村履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包产到户重建了以家户为基质的村落经济，国家权力从乡村生产领域退出，简化了农户与行政村、行政村与国家基层政权的经济联系，乡村生产方式由政府筹划转变为个体小农的经营模式，农户再一次成为散落的“马铃薯”。家户经济活动方式使农民有了一定限度的自由和自主
16、权，乡村权威经历从内生性权威到经济能人再到村治精英的转变。自古以来，家庭手工劳动基本上的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而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重要依托的是血缘和家庭。改革初期，集体的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家庭经营，农户重新成为农村社会运营的基本，乡村的内生性权威又重新活跃于村民的生产生活中，村民对于权威的认同自然答复到历史的基点上。市场经济浸入乡村后，农民开始自由流动。商品经济意识冲击着老式的亲缘主义纽带，个人本位的个体主义开始萌发。致富的能人成为村民敬佩的权威，乡村能人与历史上家财万贯的富人有了明显的区别，具有了公司权威的特点。科斯的公司权威观中，有三个层次的界定：第一，权威（公司家）具有指挥资源的权威能力；第二，预先假设无论是谁，她（协调人）均有如此行事的合法权威；第三，权威决定了经济组织的范畴和边界，当权威所节省的交易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