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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过苦难鸿沟 我们选择宽容作者：张金莲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后来渐渐谅解了当年乡亲们的所作所为。当年给爷爷奶奶脖子上挂大粪桶的吕某某，也曾多次在众人面前说，李家人是正经过日子的好人家，说我爸爸是以德报怨的好老师。李占宇鲜有文字不是在讲“传奇”，但如果有机会了解，那一张最平凡的面孔背后，可能有最刻骨铭心的故事；一句看似朴素平常的道理，可能是最沉重的代价换来没有人会为平凡人做传，但若你也曾经历，就一定能够明白，虽然漫漫岁月里闪光的经典一直稀少，但平凡的故事也是最壮丽的史记。征文要求：3000字左右；内容真实，故事丰满，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来稿请寄至电子邮箱：tanyz#（请勿使用附件投稿）李占宇/撰文
2、我的祖籍在邺县（今河南安阳）。1890年左右，我的祖太爷、祖太奶，领着四儿一女闯关东，落脚在我现在的老家农安县杨树林乡东白鸰村张家屯。张家屯早年是漫无边际的盐碱甸子，一到夏天，芒硝、纯碱结晶体厚厚地附在地表。但我的祖太爷很快便开垦出一大块盐碱耕地：东西宽1里，南北长8里。自家人称南4里，北4里。其实，去掉盐碱圈，能耕种的也就五六十垧左右。解放前，我们李家大院南北、东西都是十九丈九尺，院墙有一丈多高，院子四角都有炮台。但土改时，我家只分得三间土坯房，大院里住进了孙家等其他五户人家，几年下来，便成了体无完肤的破落大院。1964年3月，我就出生在这个破落大院。家被抄11口人吃饭成难题1966年，我3
3、岁。夏季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伙人“抢”东西，年幼的我和姐姐当时都被吓哭了。“东西被抢”只是我们自己的说法，按当时的说法那叫做“没收”。没收的理由是我们李家种了“小片荒”。其实这所谓的“小片荒”，只是爷爷奶奶在院外的墙边、沟沿儿种的一点儿农作物。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家因此成了“开小片荒”的典型、被清理的第一对象。生产队从我家拉走三口袋高粱、两大捆线麻、半斗白菜籽、三升萝卜籽、两升芥菜籽，还有三麻袋倭瓜、十麻袋毛葱和六麻袋土豆。这些东西后来被拉到生产队给大伙分了，而没有拉走的东西，如柜柜箱箱和园中的苞米、蔬菜，也都给贴上了封条：“被清理的老李家，一切财物归公！”那时，我看见邻居家孩子吃烧苞米，就和母
4、亲说：“我也要吃烧苞米。”可是，母亲看着自家的苞米，却不敢掰一穗儿后来她回忆说，由于一切被封，只能借米下锅。每一顿饭都成了全家上下十一口人的难题。不过吃饭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爷爷奶奶，白天要干活，晚上被批斗。那时爷爷奶奶被列入“地富反坏右”分子，红卫兵把他们连拉带搡地带到生产队批斗的情景，我至今难忘。“今天批斗谁？”“李显武！（我的爷爷）”秋季，社员集体拔大草，歇气的时候，全屯的人纷纷数落我的家族的“罪恶”，等到歇得差不多了，也批斗得差不多了，大家便起身继续铲地。“陶淑清（我母亲），你是反属，和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必须反省！”我母亲本是贫农出身，但由于她继父当过“胡子”、有血债而被定为“反属
5、”，并由卫生院下放回家。所以，有时母亲也要像爷爷一样接受“反省”。一次，母亲对此感到委屈，一边割地一边落泪。被姓王的“头儿”看见了，斥责她：“对运动不满！”“回想那时，我们在别人面前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啊！”母亲后来回忆时说。“疯狂斗争”让家里屡受重创1967年夏天，又一伙红卫兵闯入我家破四旧。砸、抢、翻、烧、没收财物，翻走了我家祖传的字画、首饰等，抄走父亲和二姑读过的书籍，还烧了我们的家谱挂画一个红卫兵在翻八仙桌抽屉时，发现了爷爷刮胡子用的一把剃头刀，便对奶奶厉声问道：“藏这刀是不是想杀红卫兵呀？老实交待！”奶奶站在一旁一动不敢动。当他又一次大喝，奶奶被吓坏了，无意识地说了“是”，等回过神来改口
6、却已经来不及了。奶奶的回答为家里惹下更加严重的祸端，从此，整个屯子里的红卫兵开始手持扎枪轮流监视我家的一举一动。那时，姑爷姑奶的房子和我们家连脊，有一个冬夜，姑奶夜起到屋外想小解，谁知刚走到房西头，有个红卫兵大喝一声：“站住！”姑奶吓得立即尿了裤子。“说！出来干什么？是不是探风？”两个红卫兵“审讯”起姑奶。“我要出外头（上厕所的意思）。”姑奶说。“不承认，就站着，反省！”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就这样，姑奶在外面站了有一个来钟头，直到双腿冻得麻木了、摔倒了，才被允许回屋。解放前，李家大院可居住的土房有17间，还有2间仓房、2间磨房。但土改期间，家里的财物都被分了，只给我们留下3间房。当时，一家老小共
7、十一口人挤在两间屋子里，条件艰苦，但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翻天”，也没把谁分了我家的什么东西记账。可红卫兵们为了找所谓的“变天账”，曾把我家的纸天棚都用刀挑了，墙也凿了，就差没挖地三尺，那场景比闹土改时还吓人！狂风暴雨般的“斗争”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遭受重创，家里全凭着奶奶的支撑才没散灶秋收结束后，地里被遗落的干瘪豆角在奶奶眼里胜过金银宝贝，她捡回六升杂豆粒儿和一捆捆高粱穗秆，“猫冬”时，用高粱穗秆做成了草帽子，次年初夏偷偷地卖了出去，一年的油、盐、针头线脑等零花钱就够了。奶奶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她做出来的鞋子除了供家人穿外，剩余的就捎到县城由三姨奶帮着卖是奶奶凭借自己的巧手和心智，暗暗使我家逐步
8、稳定起来。三妹出生在闲弃的马棚中当时，父亲以“通勤不便”为由住在红光小学，但其实完全是为了躲避家难、躲避挨批挨整。1968年2月，母亲受形势所迫，无奈地领着姐姐、我，怀抱二妹去了红光小学投奔父亲。我们住进了红光大队腰洼甸子生产队闲弃的马棚中。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母亲在这里生下三妹。马棚到了深冬便四面透风、无法居住，我们必须另找房子，可找了很多人家，却没人愿意收留我们。就在父亲决定让我们娘儿五个搬回老家时，家住东洼甸子的邹继先知情后和父亲说：“就搬到我家来住一冬吧！”（那时流传一句话叫做“亲不亲，线上分”，邹家也是富农成分，他肯收留我们，与家庭成分有很大关系。）我们搬到邹家不久，父亲就因为成分不好
9、被学校撵回家了。为了生计，握了一辈子笔杆子的父亲抡起了20多斤重的大镐，在东洼甸子生产队刨粪堆。好在一个来月以后，学校因为实在找不到老师，一班的学生没有人带，就又把父亲找了回去。可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父亲整日忧心忡忡，担心下一个被批斗的就是自己，有心脱离学校到生产队务农，可教不教书也由不得他，只能大气不敢出、小气儿慢慢喘，一切听天由命了。到了1971年春天，我上了小学。父亲母亲不止一次地讲述家里的“挫折”，让我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能犯一丁点儿错。但尽管我和姐姐时时处处小心，却还是时常遭受“四类的后代”、“地主崽子”之类的辱骂。学校里几乎没有人愿意亲近我们。当时生产队分东西，很多都没有我家的份
10、儿。冬天打谷、扬场，呛出瘪谷、谷糠之类的瞎瓤子，社员家每户都能分一份做饲料用。但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就连这无成本的福利，我们也一点儿都得不到。有一年过端午节，生产队杀猪，全屯分肉，我和母亲去了，结果被一个人给骂了：“臭地主，臭老九，还想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瞎了你的狗眼！”母亲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最终，还是忍住了。后来，我家便自己养猪，一年能卖两三头给公社，自己过年还能杀一头。母亲把猪肉用盐腌制一坛子，这样，我们在过节或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也能见到肉星了。“文革”后结束遭白眼的时代1976年“文革”结束，我们一家也结束了遭人白眼的时代。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的政策中，我
11、家因为父亲是教师，家庭成分由富农转为“革命干部”。当时，家庭出身是每个人求职、提升、入党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条件。所以父亲高兴得逢人就说：“这回好了，孩子将来可以读中学，可以参军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及那之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为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年，母亲开始上访，请求恢复公职。1982年12月，我正读高二。一个星期天回到家里，父亲跟我说，家里当年被清理、被抄家的冤案平反了，村里还给了爷爷一份经济补偿，乐得我当即放了一挂鞭炮庆祝。但寒假时我追查家里失去的那些古字画、金银首饰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线索。1983年11月，我光荣地参加了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入了党、提了干。1984年10月，母亲摘去“反属”的帽子，被下放的案子也平反昭雪。她恢复公职，重返卫生院，直到1986年退休，三妹接母亲的班，到了卫生院工作。再后来，我的弟弟和小妹都考上大学1976年以后，我家的喜事一个接着一个。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后来渐渐谅解了当年乡亲们的所作所为。当年给爷爷奶奶脖子上挂大粪桶的吕某某，也曾多次在众人面前说，李家人是正经过日子的好人家，说我爸爸是以德报怨的好老师。“咳！别提过去了。当时真不知道还能活到现在，人有亏心，天有补报。在文革中往死里整我们的那些人，现在的日子还是不如我们过得好。这人啊，得能吃苦，肯流汗，不然，什么也干不来。”现在重提这些往事，已经74岁的老妈总是这样说。本文由东莞家教网http:/上传于百度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