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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规制下福建省贸易结构的合理性研究引言：新贸易理论认为, 贸易通过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进口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关, 并且与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基于福建省的经验研究发现: 福建省的贸易增长效应体现在贸易结构上, 而不是贸易量上; 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贸易技术溢出的效果,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将提高贸易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但“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技术品进口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一、文献回顾贸易如何引致增长始终是贸易理论研究的焦点, 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传统贸易理论强调分工的重要性, 目的在于解释贸易的
2、发生机制以及福利效应, 并没有回答贸易如何引致增长的问题。Baladwin(1992) 从资本形成的角度分析贸易产生的两种效应: 比较优势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Mazumdar(1996) 认为,贸易能否促进增长取决于贸易结构, 如果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 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会下降, 资本的折旧率也会下降, 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会加速; 如果一国出口资本品而进口消费品则效果相反。新贸易理论认为, 贸易量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静态的,而贸易通过其内生的技术溢出产生的动态收益更重要(GROSSMAN,1990;COE,1995), 溢出效应的大小与贸易结构直接相关, 不同的进口品资本品、中间品或
3、消费品产生技术溢出的情况不同。Coe and Helpman(1995) 的研究表明,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进口资本品与国内资本品的生产率是存在差异的, 因此, 资本品的进口并不一定会导致资本品价格下降, 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提高本国资本品的边际产出, 促进经济增长;Worz(2004) 则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对贸易结构作了另外一种区分, 强调高、中、低技术品贸易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 相对于中低技术品来说, 高技术品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 对经济的影响也更持久, 因此高技术品的净进口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虽然在贸易结构的区分上有所不同
4、, 但Worz的观点与新贸易理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 都强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贸易量上,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贸易结构上, 都强调内生在贸易品中的动态的技术溢出效应是贸易推动增长的关键( 王永齐, 2006) 。然而, 技术溢出的效果还要取决于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即一国对技术溢出的接受能力。Benhabib and Spiegel(2003), Yanling Wang(2007) 等人的研究表明, 技术溢出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对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能力, 只有当人力资本发展到一定水平(threshold effect,门槛效应) 时, 技术溢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如
5、果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取决于进口国的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条件的理论假设成立, 那么, 对于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结构的福建经济而言, 分析其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采用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 检验并判断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变动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否对福建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动态影响。二、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指标及其变化趋势2.1贸易结构指标及其变化趋势2.1.1贸易结构指标。(1)COMPO 指标。该指标以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的相对数量来衡量贸易结构。由于 BEC 商品分类规则将商品分为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品三类, 刚好符合 Mazumdar 和 Helpm
6、an 的贸易结构的实质,因此, 我们按照联合国确定的 SITC 商品分类与BEC 商品分类对照表, 将 SITC 标准下的贸易统计数据转换为相应的 BEC 规则下的贸易统计数据。按照Mazumdar 的观点, 本国的资本品价格会下降, 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会加速; 按照 Helpman 等人的观点,由于进口资本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内资本品, 进口资本品存量的增加会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 因此, 即使资本品的价格没有下降, 由于技术溢出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使经济增长远超出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2)TECH 指标。该指标以高技术品和中低技术品进出口的相对数
7、量来衡量贸易结构。国际标准化委员会的 ISIC 分类规则符合 Worz 从技术密集度区分贸易结构的实质, 因此, 我们将 SITC 标准下的贸易统计数据转换为 ISIC 分类, 作为计算 TECH 指标的基础。2.1.2福建省贸易结构指标的变化趋势。根据上述 COMPO 指标、TECH 指标的计算方法和福建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的数据, 计算各个指标各个年份的值作出其变动趋势。福建省的贸易结构指标 COMPO 和 TECH 的值全部小于 1, 表明福建省长期出口最终消费品和中低技术产品、进口资本品和高技术产品。这样, 无论从资本积累角度还是技术溢出角度, 贸易结构都可能是福建经济长期增长的推动因
8、素。2.2人力资本指标及其变化趋势2.2.1人力资本指标。为了考察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结构和分布在贸易的技术溢出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我们采用三个人力资本替代指标财政预算内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支出所占比重(EDU)、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重(UNI)以及每万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AVUNI), 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性及结构分布。2.2.2福建省人力资本指标的变化趋势。根据上述 EDU 指标、AVUNI 指标的计算方法和福建统计年鉴的数据, 计算各个指标各个年份的值作出其变动趋势1985 年以来, 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总体上是上升的, 1991 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人力资本水平的提
9、高有利于对贸易技术溢出的吸收, 可能与贸易结构共同促进福建的经济增长。根据我们的文献回顾, 在贸易增长机制中, 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可能是共同起作用的, 因此, 我们借鉴 Balasubramanyam and Sapaford ( 1996)的方法, 采用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分析福建省的贸易增长关系。2.3环境规制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制原理分析在国际贸易政策福利分析中，通常分别采用大城市和小城市两种不同分析方法。所谓 “大城市”是指该国能通过改变贸易商品的贸易量来影响该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所谓“小城市”是指该国不能通过改变贸易商品的贸易量来影响该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鉴于环境规制对贸易活
10、动的影响是通过成本一价格机制实现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关税，然后再对其福利效果进行分析。因此，大城市与小城市的重要区别在于，贸易条件对大城市来说是内生的，对于小城市来说则是外生的。环境规制的存在，将会迫使出口厂商为达到各种要求而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这无疑会增加产品的成本，而这一般又会通过价格形式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产品城市价格上升，会刺激城市厂商扩大生产，供给上升；另一方面，城市消费需求会因价格的上涨而减少。如果我们考察的是大城市的情形，那么本国需求的下降下会导致外国出口规模的相应下降，导致外国产品的价格下跌。如果是小城市，则本国国内价格的变动不会对世界价格产生影响。在大城市贸易情形下，各种关
11、税和非关税措施都会改变产品X和Y的价格比，从而使产品X和Y的生产的边际转换率MRPT发生变化，进而改变贸易条件，影响贸易的边际转换率MRTT。如果环境规制措施所带来影响转换成关税影响后的税率较小的话，就可能使MRTP接近MRTT，从而使福利增加；如果拆算后的关税税率很高，MRTP和MRTT的位置就会发生逆转（即MRTP MRTT），从而在两者的差距充分大的时候使福利下降。三、模型、检验和结果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双向互动的, 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贸易结构升级, 因此, 我们采用 VAR 模型分析福建省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VAR 模型的优点在于, 对
12、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不必加于区别而同等对待, 从而避免了由于“无法具体区分限制性条件”而导致的无效估计。但是, 在计量上, 对 VAR 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很困难的, 且模型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在贸易增长中的作用, 因此, 我们又通过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法判断福建省贸易结构的变化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与福建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通过残差分解考察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各主要内生变量对实际 GDP 增长率变动的贡献率。在分析步骤上, 由于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 具有时间趋势, 如果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 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 使得不存在任何关系的
13、变量呈现显著的回归结果(Granger and Newbold, 1974)。因此,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 判断变量的平稳性和趋势性, 然后, 根据单位根检验变量整合的阶次, 进行协整检验, 考察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最后, 在此基础上, 才能进行VAR 分析、Granger 检验和残差分解, 判断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在福建省的贸易增长中的作用。3.1 单位根检验采用两种常用的检验统计量 ADF 和 PP,分别对福建省实际GDP的增长率 GGDP、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 GCAPITAL、劳动力的增长率GLABOR、贸易的增长率 GTRADE 以及贸易
14、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COMPO*EDU、COMPO*UNI、COMPO*AVUNI和TECH*EDU、TECH*UNI、TECH*AVUNI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3.2协整检验基于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 除了变量COMPO*UNI 和 TECH*UNI 外,还可以对 GGDP、GCAPITAL、GLABOR、GTRADE 这 4 个变量和1个贸易结构人力资本联合变量(COMPO*EDU 或COMPO*AVUNI 或 TECH*EDU 或 TECH*AVUNI)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 有 5 个) ,所以我们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协整检验方法, 检验贸易结构、人力资
15、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各变量均存在时间趋势性, 最合适的是考虑具有无约束常数项, 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随机趋势, 这些随机趋势包含有确定性趋势成分的情况。3.3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 VAR 检验如前文所述, 由于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 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贸易结构升级, 因此, 我们采用对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不必加于区别的 VAR 模型分析福建省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福建省的贸易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福建省的贸易与增长的双向关系都体现在贸易结构上, 而不是贸易量上, 因此, 单纯地依赖贸易量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并非最优选择, 调整
16、贸易结构, 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福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4残差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每一个内生变量对实际 GDP增长率的波动的相对重要性, 尤其是了解两个贸易结构指标COMPO 指标、TECH 指标和两个人力资本指标EDU 指标、AVUNI 指标对福建省实际GDP 增长率的波动的贡献率, 我们对上述 Granger进行了分析：与 TECH 指标相比, 以 COMPO 指标衡量的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CE 对 GGDP变动的贡献率比 TE 大; CA 对 GGDP 变动的贡献率比 TA 大) 。这表明高技术品进口在提高福建省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在于, 福建省高技术品贸易主要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 即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这种贸易方式往往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与福建省企业关联度较低, 技术溢出不明显。在福建省, 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的经营模式是“两头在外”,即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