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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和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 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912005-10-13 21:28:51 阅读 次 内容摘要夏王朝是否存在，过去由于史证较少曾被一些学者所怀疑。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对夏王朝的存在已不怀疑，然仍有部分外国学者出于种种原因，捡拾过去学者的论点而对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陈淳博士发表于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的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一文，采取转述国外学者有关批评的方法并基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认为夏是“杜撰”的。此论很值得商榷：一、不能带着“周人杜撰夏朝历史”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二、甲骨卜辞中并非没有丝毫夏的踪迹
2、；三、夏与商、周一样，同属于“早期国家”；四、不能否定二里头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夏朝历史及中国早期国家的意义。关键词夏；夏文化；杜撰；陈淳作者简介沈长云（1944），重庆市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先秦史、史学理论。基金项目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研究（03AZS001）阶段性成果。我国历史上的夏代，以其未发现有当时人们使用的文字系统，并在其后的商代甲骨卜辞中亦未见有关于夏代的明显的文字记录，而被一些人怀疑其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这种怀疑在上世纪30年代“古史辨”学派兴盛的时候就已开始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古史辨”派学者都陷入了这种怀疑。其时取极端怀疑主义立场的学者主
3、要有两位，一位是杨宽，他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1另一位是陈梦家，他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二人均从不同角度否认有夏一代的存在。2与二人持论不同，其他多数学者虽亦对史载夏的某些内容有过不同程度的怀疑，然基本上并不否定夏在历史上的存在。如顾颉刚，其在对杨宽有关论述所加的按语中表示：“按商之于夏，时代若是其近，顾甲骨文发得若干万片，始终未见有关夏代之记载，则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惟周书召诰等篇屡称有夏，或古代确有夏之一族，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3另外，作为该册古史辨主编之一的童书业在对此前的古史辨派主张进行总结时也表示，除去带有浓厚神话传说
4、色彩的“三皇”、“五帝”系统外，“至启以下的夏史，神话传说的成分也是很重，但比较接近于历史了。”4一些人动辄称古史辨派极力否定夏的存在，看来并不太符合实际。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学者们为探索夏代史迹，尤其是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探讨夏文化的遗迹做了很多工作。虽然迄今为止仍未发现夏人使用的文字，但是有关夏代史迹的认定应当说是比过去清楚得多了，从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角度证明夏王朝存在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以至于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对夏王朝的存在已基本不表示怀疑。国外也有部分学者同情中国学者的立场，如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的著作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在谈到世界最早的文明社会时便明确指出：“大
5、约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文明在新石器文化出现的地方发展起来，夏及后来商的统治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王国，在那里他们建造了规模相当的灌溉工程。第一座城邦二里头，建于公元前1900年。”5麦克高希对夏的看法与中国多数学者还有些差距，但其认为夏作为商以前的一个政治社会已进入文明社会，是一个“王国”的认识是很明确的。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但相信麦克高希的看法决非代表他一人。然而遗憾的是，现在仍有相当部分外国学者对夏代的存在持根本否定的态度。他们不熟悉我国的历史文献，不了解我国学者对于夏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也不愿去认真思考我国学者在对夏的探索中有了哪些值得重视的新材料和新论点，他们
6、对夏的否定仍基本停留在过去杨、陈二位先生所持的那些理由上。更有甚者，其中一些人十分不恰当地将我国学者对夏及其以前历史的探究归结为某种政治行为或受某种道德观念的驱动，这就更不是一种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的态度了。我们注意到，这种态度也传染给了国内个别学者，最近复旦学报发表的陈淳博士的文章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就是一例。该文采取转述国外学者有关批评的方法并基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不仅声称“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称国内学者对夏朝暨夏文化的探索是在“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国内学者进行的这种探索说成是仅仅为了“确立华夏5000年文明史、宏扬中华民族源远
7、流长的民族自豪感”。6果真这样，我国学者长期以来所从事的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将还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我们承认国外部分学者及陈淳博士对国内学者的批评也包含着某些值得重视的因素，如指出我国考古界一些同志喜欢在某种单一的考古文化与复杂社会及其政治结构之间划上等号，喜欢在国家、朝代的出现和更替与日用陶器的变迁二者间作出必然联系的考虑，如此之类，当然值得国内学者深思。但是陈先生及国外部分学者对我国学者所从事的夏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对夏代历史的存在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里，我们仅就历史上的夏代是否由后人杜撰的问题提出几点不同意见，与陈先生及国外持不同意见的学
8、者商榷。鉴于陈先生的文章已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国外持不同意见者的意见，我们论题中的商榷对象，就暂拟为陈先生一人了。一、谁在“预设带有倾向性的前提”最先提到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存在的，是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的文献尚书周书，它里面的召诰、多士、多方、立政等篇不止一处都提到了历史上的“有夏”或“夏”，即夏王朝。这些篇章所记录的差不多都是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的各种讲话，周公在这里称“有夏”（或“夏”）为“先民”、“古之人”，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统治的年头不短）”，但由于他们的后人表现不好，“不敬厥德”，结果被商朝统治者革去了他们的“命”，这就是历史上的“殷革夏命”。7尚书是现存我国最早的历史文
9、献，上引尚书中各篇皆为真周书，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其所提到的在它以前的夏王朝，虽属于后人对以前发生的历史故事的追忆，但毕竟是3000年前人们的文字记录，而其时距夏王朝也不过就五六百年光景。今人对于周初的这个记载，虽不能遽定为就是史实，似亦不好轻易否定之。由于它牵涉到整整四五百年一段历史存在，且是我国最初进入文明的一段历史，人们对之给予特殊的重视，将之作为前人提供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历史信息并希望通过考古发掘和其他手段对之加以证实，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历史认识论的一般规则。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古文明都是在后世有关文献记载的提示下，通过考古发掘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的。然而陈博士及
10、海外一些学者所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不仅自己对周初文献记载的这段夏朝的历史漠然视之，而且要求人们也对其完全置之不理。在未对有关记载进行充分讨论和从事深入的考古调查之前，就先下结论断言它是属于后人杜撰，甚至指责持有上述谨慎态度以从事夏史或夏文化探索的人们是在给人预设“带有倾向性的前提”，是在“闭门造车”，是一种“方法陈旧的研究”。在对夏史和夏文化进行探研的问题上，到底谁在给人们预设“带有倾向性的前提”？难道不是要求人们完全漠视3000年前有关文献记载，要求人们首先接受这些记载是出于杜撰的结论的陈淳博士及所代表的部分外国学者，反倒是主张对上述文献记载不迷信，也不随意否定，而应通过文献与考古
11、发掘相互印证的方法，以求得历史真实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吗？这里，我们愿意请教陈博士和部分外国学者，说周初文献有关夏的记载是出于周人的杜撰，你拿得出证据吗？你举得出周初的人们从事杜撰的其他例证吗？如果你举不出这方面的例证，那么你所称周人的杜撰行为不也是出于你自己的主观推想吗？这样的设想又有什么道理呢？说周人杜撰出一个夏，其“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试问，“杜撰出一个夏”与“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这二者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自古以来，用前代兴亡故事以演绎历史兴衰成败道理的说辞所在多有，难道说其所列举的朝代及有关事件都是伪造或杜撰出来的吗？如学者所谓，当西周之初，时距
12、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代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此如何能使早已“有典有册”的商遗民相信？8这岂不是要适得其反吗？何况周初提到夏的篇章尚多，在其他场合下，周统治者主要是在用夏败亡的例子告诫自己的成员不得贪图安逸和忽视民意，难道说这也是出于杜撰？事实上，正是由于论者有了一个周人杜撰夏朝历史的先入为主的成见，才导致他们对国内夏史暨夏文化探索的一概否定，导致他们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概视而不见，也不愿意看见，甚至对进行这种探索的学者进行无端指责，称他们的研究“总会与今天的政治与道德判断混在一起”。如果去除这个成见，许多类似问题不是好解决得多吗？二、甲骨卜辞没有
13、丝毫夏的踪迹吗陈先生及部分国外学者坚称夏是由周人杜撰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商代甲骨卜辞中未见有关于夏的只言片语。他们称：“商代甲骨卜辞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如顾颉刚所言，过去杨宽及陈梦家二位先生也是据此怀疑夏的存在的。的确，商代甲骨卜辞中没有明确提到夏朝的文字，甚至没有作为一个朝代标记的“夏”这个字的出现，“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但是，没有直接记载夏的文字并不等于夏不存在，近年的研究表明，甲骨卜辞中并非没有丝毫夏存在的踪迹，这个踪迹，就是作为夏后氏直系后裔的杞人在商代活动的事迹。杞为夏后氏的直系后裔在大量先秦文献中言之凿凿，如国语周语称：
14、“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管子大匡记齐桓公语：“夫杞，明王之后也”；世本王侯：“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大戴礼记少间：“成汤卒受大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卫成）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郑子大叔之语，称杞为“夏肄（余）”等等。那个时候的杞人，大概也像被灭亡了的商人的后裔宋人一样，不仅仍以夏人自称，社会上其他各阶层及各国之人亦皆称之为“夏”。如逸周书王会就称前来参与周朝廷聚会的杞国君主为“夏公”，而称宋国之君为“殷公”。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也是
15、以杞与夏，宋与殷相提并论。以上所举，皆周时文献，尚不足以说明杞在商代的存在，说明“殷汤封夏后于杞”的事实。幸好，我们有了商代的甲骨卜辞，征之卜辞，则杞在商代的活动已是明明白白。目前所见有关杞的甲骨卜辞至少有以下几则：1丁酉卜，殼贞，杞侯炬弗其祸，有疾。（合集13890）2癸巳卜，令登赉杞。（合集22214）3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庚辰卜行贞，王其步自杞，亡灾。（合集24473）4庚寅卜在女香贞，王步于杞，亡灾。壬辰卜，在杞贞，王步于意，亡灾。（合集36751）以上第1、2例属于武丁卜辞，第3例为祖庚、祖甲卜辞，第4例为帝乙、帝辛卜辞。这些卜辞的内容，学者间多有阐释，此不赘述，仅据各辞的时代，即已知道商代的杞国族至少在武丁时期即已存立于世，且一直存在到殷商末叶，正好与周世的杞国一脉相承。那么，卜辞中的这个杞国族是否与文献中提到的作为夏后氏后裔的杞是一回事呢？了解卜辞内容的人们都知道，上引合集第36751号属于人们常常提到的商末征人方卜辞。已有不少学者结合征人方所经其他地名（方国名），对这里面的杞国族的地望进行过考察，结论有两个：一认为其与文献所记周所封杞国的地望，即今河南杞县相一致，一认为其与杞后来迁居所至鲁东的位置，即今山东新泰一带相当。或说新泰一带原本就是杞未受周封前居住的地方。我自己也曾对之加以考证，比较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