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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梦阳的诗学理论与诗学实践作者:吴兴华 指导老师:方锡球摘要：李梦阳为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他与“七子”中其他人一起掀起了明代文坛上一场文学革命。其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提倡真情、强调格调、重视比兴等方面。诗歌创作内容广泛，成就突出。能够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具有较强烈的批判精神。关键词：李梦阳；诗学理论；诗学实践一、明中期的社会现状分析前七子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弘治年间至嘉靖初年。弘治（明孝宗）一朝，是明代政治最为开朗的时期，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兴盛景象。统治者也实行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士大夫阶层的自信心增加了，精神大为振奋。他们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充满
2、憧憬，对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抱有极大的信心，从而成为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原则的自觉维护者。 因此，明代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想象，他是整个封建主义文化在末日即将到来之前力图自振的表现之一。复古派诸子对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向往和追求，对古典审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是以对封建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信仰和追求为基础的。有朝臣进谏之激切，受祸之惨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相当突出的。正德年间为弹劾刘瑾，嘉靖年间为弹劾严嵩，天启年间为弹劾魏忠贤，众朝臣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如李梦阳的迷愤长诗十七首，其中十四首云：皇矣彼上帝，赫赫敷明威。四序舒以惨，中有玄妙机。烛龙跃天门，一朝景光回。昔为霜
3、下草，今为日中葵。稽首沐罔极，欲抱难为词。（空同集）此诗就表明当时若没有孝宗那样的开明皇帝，我们的复古派领袖恐怕要怨死狱中了。我们知道，文学复古运动与他们敢于与恶势力抗争的政治活动以及耿直不阿的生活态度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弘治、正德之际，也是明代的社会生活习俗、民俗、土风、学风等发生显著变化的关键时刻。小农经济遭到破坏（资本注意萌芽在沿海地区产生），市镇商业经济趋于繁荣，在弘治年间以初见端倪；受现实生活中种种新因素的刺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情趣都发生变化，越来越乐于追求感官娱乐，物质欲望日甚；鼓吹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开始受到怀疑和嘲弄，阳明心学的兴起，反映了当时人们突破程朱理学的
4、束缚、呼唤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时代要求，复古派力图恢复古典审美理想，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就是针对宋元以来单纯倡导顺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而开发的。在当时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统治思想向“理”一边倒，要求情欲绝对服从天理的情况下，复古派重新强调情与理的统一，起实质正是肯定情的合理地位。因此，复古派“复古”的号召下，表达的乃是一种新的时代要求。复古派与阳明心学，都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特定显示的产物，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两条支流。二、李梦阳的生平及诗歌理论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祖籍庆阳（今属甘肃）人，出身贫寒，父亲曾任周府封丘王教授，后来移家河南开封。21岁举陕西乡试第一
5、名，次年即弘治7年（1494）登进士第。因连丧父失母而守孝在家，五年之后才出任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不久罢官。刘瑾诛，起为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三年后因事下狱，罢官回开封，终年58岁。有空同集66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李梦阳从登进士到罢官仅二十余年，官不过四品，但却免职四年，入狱四次。刚刚入仕便因得罪权贵而下狱。获释之后，于弘治18年（1505）上书孝宗皇帝，把当时弊政总结为“二病三害六渐”，把矛头直指宦官和内戚，指出宦官是“腹心之病”，揭发皇后之弟张鹤龄的不法和无赖行经，因冒犯皇后而下狱，由于得皇帝的袒护而释放。出狱后，在路上遇见张鹤龄，李梦阳用马鞭打落了他的两枚门牙。正德元年（15
6、06），李梦阳又替户部尚书韩文起草奏章弹劾宦官刘瑾，次年被免官回家。一年后被刘瑾逮捕，押解至京城，险些被害，赖好友康海等人营救才得以生还。在提学江西期间，因事被免职后，家居，“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猎繁台、晋丘间。”1遂被参劾而遭逮捕，消籍放回。从其经历可以看到他为官正直、宁折不屈的气节和敢于同权宦官作斗争的精神。明初至永乐，宣德年间，经济繁荣，社会太平，政治比较开明。在文学创作上，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车成为当时文坛主流。至英宗正统之后，明王朝逐渐衰退，宦官专权，吏治黑暗，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文化方面，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八股释文的桎梏也引起士子们极大的不满。虽有李东阳变“台阁
7、”文风于前，但不能动其根基。至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与何景明等掀波其后，遂引起了明代文坛上第一次有巨大影响的文学革命。明史文苑传说：“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至中唐以下一切吐弃。操弧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李梦阳首倡复古，何景明紧随其后，张帜应，二人俊发齐名，声噪文坛，俨然成为当时文学界执牛耳者，世称“何李”或“李何”，与边贡、康海、王九思、徐祯卿、王廷相等人合称为“七子”。这七人均为弘治年间中进士，少壮雄豪，以复兴古文来反对八股时文，以诗文抨击时政、反映现实。明史文苑传称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列朝诗集小传甚至说他“不读唐以后书”。通观李梦阳的
8、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推崇文学的真情表现，提倡文以致用。李梦阳在弘治18年（1505）作的与徐氏论文书2中认为：“诗贵宛不贵险，贵质不贵糜，贵融洽不贵工巧、。三代以下汉魏最近古。”比较明白地提出了自己的复古观点。同时也是说明李氏倡言复古并非仅仅着眼于故世的的艺术形式，而是强调“质”与“情”。讽刺中唐元白、韩孟“连联斗押，累累书千言不相下”的无聊倡和。同时他也反对宋诗，理由是宋诗主理而不情调，所以缶音序认为：“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坐诗话教人，人不复知植矣。”正因为是宋诗主理而无情调，诗歌不仅险涩，且没有流动的“情思”，因而就不会感动人。李梦阳为了寻求
9、那些“质”与“情”相统一的真诗，便效李、杜、六朝诗，再效晋魏、赋骚，最后出热风雅，得诗之“真”矣。第二，强调诗歌的“格”与“调”。 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说：“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七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只二。其者备而后诗昌也。”又在驳何氏论文书中说：“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李梦阳把“格”与“调”放在作诗的“七难”的一、二位，且将“格”与“调”定位在“古”与“逸”的规范之中，因此我们不妨认为，李梦阳的复古实则是在于学习“诗经“楚词”、汉魏古诗的古典体格和动情的古调。他认为，诗歌到可唐代以后，古调已亡，但唐调尚可歌咏。宋人主理不主调，唐调也没有了，于是诗也没有了。李梦阳所说的“调逸”之“
10、逸”并非飘逸、清丽之义，在缶音序中说，诗歌“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那么“逸”就是指情思的流动，因有感而发，情思涌动而不可止，发以成诗就不会艰涩，而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声调流畅，闻者有感而动心。第三，诗歌创作重视“比兴错杂”。李梦阳在秦君饯送诗序中说：“盖诗者物造端者也，故曰言不直遂，比兴以彰。假物讽喻，诗之上者也。故古人之欲感人也，举之以似，不直说也；托之以物，无遂辞也。”“假物”、“托物”之论均为诗家比兴之法。李梦阳倡导学习先秦、汉魏之诗，到了晚年，乃至提出向民歌学习，正是着眼于此。第四，学习古人的作诗之法，固守尺寸。李梦阳所谓的古人作
11、诗之法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如木工的尺尺寸寸，规矩方圆，如字的笔画顺序，具体说来，作诗之法应是：“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比二”。如果失去了古法，也就等于失去了古诗中的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诸义。从以上可以看出，人们认定的“前七子”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标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李梦阳先亲盛唐，后来又舍盛唐而青睐风雅之音、汉魏之诗，正说明他复古的目的，不是在于模拟盛唐之诗，而是在于以先秦、汉魏诗歌的高古之歌摧毁雍容而无生气的台阁之体，以真情薄发的风雅之调一扫粉饰颂德的诗坛之音，向程、朱理学和八股时文挑战，以期通过古代文学传统激活当代文学创作的情趣和精
12、神，或者是说，以古人之精神接今人之心目。李梦阳复古理论，但在整个明代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它要拦截宋代文学主流，特别是理学的蔓延，赋予文学以真情、真性：其次它要改造八股时文的体式，以先秦、汉魏、盛唐诗文的高格、古调给时代诗文注入一股生动的活力：再次它以强劲的力量带动当时一大批文人扫荡台阁体的雍容闲雅的文风，把文学创作重新带到关心时政、教化的轨道上来。三、李梦阳的诗歌创作李梦阳一生创作诗歌千余首，王世贞乘他是一代诗人之冠，黄勉之认为：“明中以来一人。3 明诗别裁集收明代三百多作家一千零二十余首诗，李梦阳诗歌名列第二。明诗踪收诗达二千余家，李诗列第三。足见其诗歌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时人之
13、重视，但李梦阳诗歌内容最突出、最有价值的却是以下几方面：（一）指摘时弊，揭露社会黑暗，广泛反映当时社会时候的种种矛盾。李梦阳的诗歌上承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学杜甫，勇于直面现实，敢于干预时政，指摘时弊。或抒写个人遭遇，或直言政治弊端与民生忧苦，都忧时伤世，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生活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他的诗敢于反映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具有相当浓厚的危机感和批判精神。这些诗充满社会现实的愤慨之情，以及关注世道民生的社会参与意识，这在整个明代都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诗也有不少篇章首先直斥当朝宦官、朝廷重臣和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如君马黄君马黄，臣驷骊,飞轩蜞起支路达。锦衣有濯都且驰。前
14、径狭以斜，曲卷不容车。攘臂比前兵，掉头麾后驱：“毁彼之庐行我于”，大兵折屋，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驾骂蛮奴：“尔慎勿言谍来者，幸非君马汝不夷。”叫天歌弯弓兮带刀，彼谁者子逍遥。牵我妻放火，我言官府怒我。彼逍遥者谁子，出门杀人骑马城市。汝何人？谁教汝骑马？持刃来，持刃来：彼杀我父兄，我近遇之，必杀词怆。彼答言：“奉皇榜招安。”嗟嗟！奈何奈何 ！彼不有官：饿，官赈之；出，有马骑。我有租有徭有役，苦楚胡不彼而。君马黄是一首乐府诗，写一批锦衣卫前呼后拥着他们的主子，主子则高坐在马车之上，横冲直撞，不可一世。这一伙人气焰嚣张，行人闪避，见墙拆墙，见屋拆屋，使老百姓敢怒不甘言。这是对明朝中叶的宦官和东
15、、西厂等特务机构扰民生事、横行不法的丑恶行径的辛辣讽刺和猛烈抨击。叫天歌写一批赈灾、安民的官员杀人放火、无恶不做的丑恶行径。“弯弓兮带刀，彼谁者子逍遥。牵我妻放火，我言官府怒我。彼逍遥者谁子，出门杀人骑马城市。汝何人？谁教汝骑马？持刃来，持刃来：彼杀我父兄，我近遇之，必杀词怆。彼答言：“奉黄榜招安。”几句足见他们气焰嚣张，致使百姓苦不敢言。他们名为抚民，实则扰民，而地方官员更是助纣为虐，使得民生反心。这首诗深刻揭露了那些赈灾、安民之官的残暴行径。而杂诗则满怀悲愤的描述了正德王朝“ 蚀以倾，梁栋城独难”，“众雨日缤纷，朱写戢具翰”，栋梁之才纷纷被压制，迫害的倾危之势，并痛切的揭示了正德皇帝沉溺淫
16、乐，迷恋美色的情景：“朱树蔼闲榭，奇巧媚荒淫。北里进异舞，高堂呈妙音。纤罗振芬芳，朝云递嘉吟。不见秋日草，零落愁春心”。如果君马黄，叫天歌是对宦官、特务和赈灾、安民官员不法行径的揭露和批判。而杂诗则上升到对危机如卵的正德王朝和封建皇帝本人的揭露和批判。当然，作者希望以次警醒皇帝，拯救朝纲，但客观上的揭露意义不容抹杀。去明宫行猛烈抨击了宦官乱朝，纲纪沦丧的沉痛事实：“忆昔此阉握乾柄，帝推赤心阉罔忠。威刑霹雳缙绅毒，自尊奴仆侯与公。变更累朝意叵测， 客四海真困穷”。朝行马送陈子出塞反映了战争“万里黄尘哭震天”、“丁夫半死长城前”的惨烈沉重。明远楼春望则写了由望而想到的“柳边千舰聚，花里万家残”的战争频仍，“断肠沙雁北，群起问长安”的家破人亡，以及“风雨江声北，兵戈地色寒”的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