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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1)内容 提要：本文通过对清代前期税则制度变迁的描述，说明清代政府的税则制度变更，使不同种类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计量单位征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清代税则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政府规定的税则，不能随物价浮动而及时改变，物价上涨，税率降低，税收总额也随之减少，使税官们的薪俸、管理关税的各项经费，都会产生不足。因此，各关监督、或管关官员，就用私自增加收税量的办法来补充缺额、缺款，这就形成各关税则，在原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现行则例等法外则例，部颁则例成了空架子。关键词：清代前期 税则制度 税率清代前期政府对内陆各关制订了征收商品通行税的原则和法规，称为“某某关
2、商税税则”，对此已经有许多 研究 成果，其中 中国 学者许檀等和日本学者香坂昌纪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具有重要意义，也颇具代表性。许檀等学者在 分析 了一些税关计征 方法 变更、品种增删、部分商品税额的增减及裁革免税之后，认为：“清代的税则条款和税额，从整体上看相当稳定，那么应该可以认为，其税率是呈下降趋势的。”并指出：“不能认为税额的增长就一定是加重剥削”1。香坂昌纪根据康熙浒墅关志2和嘉庆浒墅关志对不同时期浒墅关的税则进行比较，说明税额在不同时期都有所增加。他认为，雍正年间规定“计石征课制，其后继续使用，基本的原则没有变化，但是可以推断税率超过定制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还认为，康熙、雍正二次修
3、改税收则例，“每次担负的税额都被增大”3。 但香坂氏认为北新关的税率低 4。简言之，以许檀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整体上税则相当稳定，税率呈下降趋势。税额增长也不一定是加重税收，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则整体上变化不大，税是不重的。以香坂昌纪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税额是增加的，税率增加的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浒墅关几次修改税则，每次都增加了征收标准，商人的税负比较重。应该说，两篇文章都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论述严谨，但却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问题 ，也值得作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两种意见的分歧主要反映在两方面，第一，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化问题。第二，税率的变化趋势是增加还是降低？从而
4、说明清代前期政府的商品过关税是重还是轻？本文准备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一 税则制度从管辖角度看，清代的内陆税关分为户部管理的关，简称户关，工部管理的关，简称工关。各关商税则例规定的纳税对象有商人和船户，一般来说，商人缴纳商品税，亦称货税，船户缴纳船税，亦称船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部分户关中的货税则例进行探讨。税收则例是政府规定的征收商品通过税的原则和标准，亦是政府颁发的具体 经济 法规。政府的税收则例，要求相关人员按规定标准、手续纳税和征收，这里简称为税则制度。明代的税则制度分梁船则例和货物则例。梁船则例是向船户收取船料，原来是“以装载货物多寡为率。后从简便，乃验船梁阔狭，定收料银重轻
5、。大抵自五尺以上榷其料至有一、二丈者”5。可能是船只装载货物的多寡很难测量，所以改为梁船计征，使税收方式变得简便。“各钞关止收船料，惟山东临清、杭州北新关兼收商税”6。货物则例是先向船户征收，再由船户向商人收取“纳料等项”。“凡各处车辆船只装载货物经过，或彼发卖，各照货物精粗，定收银多寡，具有则例可遵”7。 当时人评价称：“斯关算舟，弗征其货，政善优矣”8。 明代的货税则例是从价计征，亦称价则，即将过关商品，先官为定价，颁发定价则例，然后按价征税。清代顺治元年全面免税，第二年开始征税时，各关一般都沿用了明代的税则，以后才逐渐有所变化。从表面上看，清代政府对税则的变更主要是将明代钱币单位钞贯改为
6、清代钱币单位银两；将明代流通的商品品种、部分商品具体征税数目裁革减免等9。这种改变从官方文书上看，至少延长到了乾隆年间。如临清关，乾隆11年“则例开载应征各项货物，共一千九百余条。今该抚咨送该关收税簿册，逐一查对，所征货物仅止一百八十余条，较之则例开载不及十分之一”10。“临清关商税则例，刊自前明，其条例多不宜于现行。迨乾隆二十九年，该省巡抚崔应阶，以旧刊税则内，开列钞贯名色，兼列前朝衣饰，及赌具等物，非体制所宜，奏明将钞贯名色，折合银数，并将赌具等则删除通本核校，大约宜现行者十之三、四，而不宜于现行者十之六、七”11。太平关，乾隆11年“征收货税内，有则例未载，比照征输者，有因货物贵重，酌加
7、细料者，有因则例稍重，量以轻减者，历任相沿，商民悦服。若概为改照旧例，均有未便，请仍照现在之数征收一折。经部按册查对，其量增量减之处，尚属合宜。惟比照征收各条，如珍珠、玉器等货，比照潮绸例征收之处，均属未协，议令该抚准泰，会同总督策楞，另行酌议，造册具题”。“夫比例征收，原因例无正条，酌量货物贵贱，以此较彼，价值相等，始可比照。今珍珠、玉器贵重等货，非潮绸可比”12。户部认为：这些商品“从前或因洋船未通，是以例未载入。今前项货物贩运过关谅亦不少，自应酌定税则，增入条例，刊开明白，划一征收”13。乾隆13年，“户部议复，广东巡抚岳浚疏陈，太平、遇仙、浛光三关厂，现征税则与部例未符，酌征货税七十三
8、条，木税二十二条，按册较对，比照粤、赣两关，及该关税则，增者四十，减者二十九，照旧者二十五，均属平允，应准其刊载遵循。从之”14。从实质上看，清代货税则例的计征方式有所变化。首先是改价则为税则。清代不再先为商品定价，而是从量计征，称为税则，即各关先按各商品在当地的贵贱程度、来源，以石、车、斤、匹、件、副、箱、篓、包等商品计量单位，规定应征数目，然后按单位数量征收。如通州坐粮厅“旧刊税则，复加查核，据册首声明，伏地货价，每两征税八厘；起京货价，每两征税三厘。而于各物条下，但注作价银数，不列征税银数，与各关体例参差，谨将价则悉改税则，以昭划一”15。天津关“该关旧刊税则，有正税、作价两层。据正税科
9、则所载，核与各关事例约略相符。于作价科则所载，多有前朝服物，及不经见条款。又与正税科则重复互异，轻重悬殊。行据该关声复，作价税则，系该关驻扎河西务时，沿存前朝之例。其后移关天津，始定正税科则。现在概照正税科则稽征，其作价科则悉行删除”16。打箭炉，雍正6年规定按地方征税旧例，每两征银三分17。实际上就是从价计征，到乾隆41年更定新例，“凡商税一应货物，均分地道，按数科税，照部颁现行条例征收”18。最明显的例子是乾隆钦定户部则例中各关的商税则例，都是以这种形式规定的。其次是改梁头则例为签量计石征收。梁船则例亦称梁头则例，是“量船之广狭，以定税之多寡，名曰梁头”19。具体征收方式，“以量船之宽阔，
10、所载货物分平、加平、补、加补四项征收钱粮”20。清代梁头则例中的平料、加平料、补料、加补料是向商人征收的货物税。浒墅关在顺治12年前沿用明代的税则，此后颁发了新税则，“十二年郎中陈襄呈送浒墅钞关则例到部，该司查对款项无异，仍劄该关刷印二册，送部颁发，其堂簿令商人亲填”21。康熙15年监督高璜称：“本关原额税银一十四万五千两。若照部定则例征收，止得银三万两有奇，因税额并添增铜价不敷，原历年收税，官员酌量增定征收。职等在差，亦照历年征收之例征收，可得定例钱粮，并添增铜价。今所增铜价三分五厘之数，可以加增。此外，亦可以酌量加增”22。康熙25年内务府慎刑司郎中桑格称：“臣于十一月初八日受事以来，看得
11、部定浒墅关收税则例内，不论货物多寡，惟量船之宽阔七尺至一丈八尺止”23。他提出商品价格不同，用同一标准，按船大小征税，是不平等的。“货物自有贵贱，绸缎等物价值，与豆鱼货物价值，大有分别，俱以加补一例征收，甚是不均。应将无论船只大小，计所载货物多寡贵贱作何征收，重复定例，庶奸宄之徒不得侥幸作弊，收税均匀，有益于守分之商人”24。但户部议复称：“高璜等称，浒墅关原系量船征收，年久商民已知，量船征收之例，仍量船收税，则商民不致苦累等语。相应仍照前量船收税。奉旨：依议”25。高璜是康熙15年的监督，户部议复桑格的意见时，高璜早已离任，可能是户部对其进行咨询后议复的。另一种可能是康熙浒墅关志将不同时期的
12、奏议聚集在一起，产生了错误，因为笔者未见原折，暂存疑问。户部驳回了桑格改革计征方式的意见。“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户部照监督高璜供称量船征收则例颁行浒墅钞关。二十七年十一月，巡抚都御史洪之杰置立木榜于分司署前”26。此时户部重新颁发浒墅关税则，仍然是梁头则例，是按当时监督实际征收的标准规定的，也就是说承认了监督实际使用的标准。此后大约经过三十多年，雍正5年高斌奏请改变计征方式，才获批准。高斌奏称：“查浒墅关则例轻重悬殊，如豆税一项，名曰加补料，有梁头、小贩之分。”“小贩则例，每石税银七分，【大船】梁头止收二分六厘，相去悬殊，甚属偏枯，以致以前小贩豆货虽宽至五分一石，仍不抵关，多被梁头包揽”。他建议
13、“将小贩豆船照现收米税之例，每石收银四分”。对大船“逐船签量，多者依数，每石二分六厘递加，所刮余豆，每石亦止二分六厘”27。这个意见经户部议复，获得允准，税则改为贩运豆货，小贩每石改征银四分。大船“令循例签量，多者依数每石二分六厘递加”28。然而，实际征收的标准仍然与部颁标准有差异。雍正6年已经升任浙江布政使的高斌奏称：“浒关现在商船所纳各色货物税银则例，与部颁则例数目多寡不符”。贩运豆货的“小贩虽减至四分，而较之大梁头船，每石二分六厘，相去尚悬殊”。而贩运米粮的“活梁头船，每石约计纳银二分五厘，小贩米船部定则例，每石四分五厘，现行则例，每石实止收银四分”29。户部议复同意高斌的意见，“将大梁
14、头船所装豆货，照宽减小贩例，一概每石征收四分”。对贩运米粮，部议认为，“小贩米石税额，与梁头多寡互异”。“嗣后凡活梁头船装载米货，俱令签量计石，现照小贩例，收银四分”30。该月9日奉旨议行。雍正6年5月以后，浒墅关新税则对粮食、豆类商品改原来的梁头计征为签量计石征收，规定每石征收四分，不论大船、小贩一律如此。高斌提出的问题引起户部的注意，户部在题本最后称：“臣等更有请者，高斌将浒墅关现行征收则例，丝毫无隐，据实奏明。臣等将伊所奏现行则例，与部颁则例逐一项比较，大不相侔，是知各关虽皆有部颁则例，未必能尽遵部则征收，似此有名无实，阳奉阴违，相习成风，事所必有。若不清楚厘定，则税课既无定例，必至任意
15、增加，奸胥猾吏，高下其手，以致地方豪棍，得以包揽把持，殊非恤商裕课之道也”31。雍正6年5月9日，皇帝令“通行直省各关，将各处现行征收则例，彻底清查，据实奏闻”32。于是，各关监督奉旨奏报现行征收税则，户部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审议并重新颁发各关税则。临清关，山东布政使岳浚称：“惟有粮食一项，两河商贩最多，向来止照梁头丈尺纳钞”。请照浒墅关之例，一体签量计石征收33。这个申请被批准，开始实行应该是雍正6年11月以后。淮安关，顺治4年沿用明代梁头则例，“米麦船只明季则例，俱纳加补。今应仍令照纳加平船料。其农船装载米麦，不在此例”34。至康熙25年“监督杜琳任内，因恐远商估客不能谙晓，易启侵渔，且又
16、时值干旱，河道浅阻，装载累千石之船只，不能连樯抵关。民间改造小艇运货，俱系零星贩户，不能照梁逐项完结。当经因时制宜，按照货之重轻，集三关则例，参酌损益，粮食则签量见数，货物则按数论石，定则征收”。“商民乐从，照办已久”35。雍正7年监督年希尧奏请，将北来载货大船，“改照客贩征收，以从划一”36。淮安关监督杜琳康熙25年自行修改税则，对粮食签量计石，对货物按数论石，定则征收。到乾隆10年监督倭赫称：“该关旧有通船一载之例。如船实能受载百担，而装货在七十担以下者，仍按担征收。如满七十担者，即照本船受载数目，令输百担钱粮，自数百担以至千余担，俱照此例。再查签量船只，受载之例，凡船头、船梢及平板上跨，俱剔除不入见数之内，即贮货亦不征税。例册未刊，不知始自何年”37。工部议复，同意倭赫所请，按担征收。这说明杜琳之后的监督未完全按杜琳的办法做，而是又创造了量船与签量计石相结合的征收方式。到乾隆年间颁发新税则，“粘米、饭米、小米、小麦、荞麦、豆、蚕豆，每担各税五分”38。也就是说，淮安在乾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