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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家名嘴驳斥“李敖炮轰季羡林”作者：干琛艳 来源：新闻午报钱文忠沪上开讲季羡林之学术人生。 近来，“季羡林热”悄然兴起。前日，季老的关门弟子、也是央视“百家讲坛”名嘴之一的复旦教授钱文忠，在上海图书馆开讲“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羡林先生”，为读者呈现出季老多年来为“光环”所遮蔽的真实面貌。对于李敖日前炮轰季羡林不符合“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等“三项桂冠”，钱文忠回应“季羡林的学问，李敖看都看不懂”。 李敖的批评毫无意义 “尽管他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成就却绝不是一位作家；尽管他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数种文字，并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环境下，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
2、罗摩衍那，他主要的成就却绝不是一位翻译家；尽管他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他主要的成就却绝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钱文忠告诉读者，季羡林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文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针对前不久李敖炮轰季羡林“三项桂冠”都不合格的说法，钱文忠回应道：“季羡林的学问，李敖看都看不懂，他评论季羡林，就好像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评论莎士比亚，毫无意义。” 文史哲只是季老副业 普通的读者，甚至北大的大部分师生，往往只能通过季羡林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和
3、他对宏观文化、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他作为学者的一面。但是，在深谙季羡林之学的关门弟子钱文忠看来，这些了解“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只是停留在不完全的表面”。 季羡林前段时间公开辞去“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三顶“帽子”，引起全社会的热议。钱文忠认为，这固然是季老一贯深怀谦虚的表现，但也未必不是他对热闹背后的忘却冷漠有所抱憾。“季先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该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造与贡献。” 钱文忠指出，“学术泰斗”、“国宝”是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大可不必讨论。“至于国学大师，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非传
4、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创造专业领域方法论 那么，季羡林究竟是凭借怎样的重要贡献而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呢？钱文忠在其新著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示了以下这段话：“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
5、僻。他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时，就决定绝不利用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人，很不以为然。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 钱文忠介绍：“他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
6、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季羡林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他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令几百年来研究该领域未果的西方学者为之钦敬。这些都具有极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仅存的吐火罗语学者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被“文革”所蹉跎。季羡林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
7、、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文革”后期，季老担心自己会把梵文给忘了，就偷偷开始翻译罗摩衍那。据钱文忠介绍，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季老的这部中译本，是其在艰难年代凭一人之力所译。” “文革”后，季羡林恢复了学术研究，在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争分夺秒抢回失去的时光，“季先生每天清晨4点就已早起，他房间的灯一直是北大校园内最早亮起的那一盏。”而其在“文革”中从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该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本人并不喜欢吃糖，但他以糖史为切入点，重现了几千年的中外文
8、化交流史。为了做这个学问，他每天泡在北大图书馆，通读过四库全书。当时也没有检索系统，季先生靠死功夫做学问，看见糖字就把相关资料抄下来，最终才撰成这部学术著作。” 季羡林晚年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直到今天，季羡林还是中国唯一一个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要超过国内所有图书馆的总和。让如此高龄的季先生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我们这些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怎能不汗颜呢？” 晚年开辟诸多学术领域
9、季羡林晚年，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季先生是不下150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相关杂志主编。他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难道不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钱文忠认为：“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作为一名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放弃。”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作为季氏弟子的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
10、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我觉得季先生也许会像巴金老人这样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北大“老工人”数亿收藏赠学府 年前，中央电视台将季老评选为200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曾引发广泛争议。此次，当追随季羡林23年的钱文忠亲口述及恩师人生的点点滴滴，在场读者听后无不热泪盈眶。 学者往来 尊长者守弟子之礼 季老今年高龄96岁。钱文忠于1984年在北大拜入其门下时，季老已经73岁。
11、但在当时，北大比季老高一辈的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老先生还都健在，“季老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 1990年1月31日，季老命钱文忠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当天的情况，钱文忠至今记忆犹新。“路上结着薄冰，天气非常寒冷。已经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他们先到朱光潜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在家，季先生同样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在家，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
12、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 敬同行不以长自居 北大至今还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虽然行辈、地位不能和季老相比，季先生却发自内心地喜爱、尊重他们，并不遗余力地给予赞扬。 钱文忠回忆称，自己当年某日陪季老散步，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头慢走在前。季先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钱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季老一边说一边还翘起了大拇指。另一次，当时在川大刚获博士学位的朱庆之先生评职称，请季老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先被送到季老处。季老写好封好，命钱文忠给蒋绍愚送去。蒋绍愚看过表格后，非常愕然，“季先生这么
13、写，叫我怎么办？”原来，季老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的底下一格，这样，蒋绍愚就只能把名字签在季老上面一栏了，“这怎能不让当时才四十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携后辈常不遗余力 季羡林常常为年轻学者的著作写序。因为序写得多，又往往会列上一大串年轻学者的名字，难免为不知内情者所诟病。在钱文忠看来，季先生这么做是为了“不遗余力地提携年轻人”，“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更是家常便饭。” 令钱文忠难以忘怀的是，有一年假期，季老请他吃饭。“那年我没回上海，整天拉着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那天，我隐约听到楼道里有悉悉簌簌摸索的声音，过一会儿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居然是季先生。原来是他担心我不知按时
14、吃饭，所以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那顿饭吃的什么，钱文忠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当时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历历在目。” 与此同时，季羡林却从未要求年轻人回报他些什么。钱文忠说：“季先生偶尔会让我们为他查些资料，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绝对要在文章和书里写上一笔。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我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日常生活 北大校园“老工人”“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常被人看成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被前来报到的新生叫住，要求替他们看一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着，有时会一看两小时。而这些学生两三天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
15、坐在主席台上。” 正因如此，季羡林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的北大学子那里，得到了一种亲切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若有人挡道，一般都是大按车铃催促不已。然而我多次看到，只要学生知道路前面慢走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已排起长龙。” 还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羡林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皑皑的雪地上，写满了来自北大许多学生对他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老感动得难以言语。而这在北大已形成了传统如今季先生虽然住院，学生们仍会在雪夜写下对他的祝福。 数亿收藏赠予北大 季羡林一生偏好收藏。上世纪50年代，他每月的工资和稿酬收入加起来有七八百元，省吃俭用，大部分的钱都用于收藏。鲜为人知的是，前几年，季老将他的这些收藏倾囊赠予了北京大学。“这是北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受赠，仅仅古字画就有462幅，其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而且，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他甚至连自己常用的名家刻印也捐了，以至于近来写字竟要学生赶着去给他刻个章。相比较他对自己的苛刻，他捐出的这些藏品，保守估计，总价值也以亿元人民币计。” 近年，季老又把海外稿费15万美元捐给了清华大学。钱文忠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