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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暮归的诗学:孟浩然的诗艺习得与超越查正贤内容提要 用“暮归”结束诗歌是初唐诗学的重要遗产之一。以此为起点，并充分运用隐逸生活中对“暮归”的审美体验，孟浩然超越初唐而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以完整的诗学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整体的贡献，一个普通士人的隐逸生活也因此而真正具备了诗歌史的价值。关键词 隐逸，孟浩然，诗学，唐诗本文所指“诗学”，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对这一概念，钱志熙先生“诗学”一词的传统涵义、成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使用情况一文有细致的考察与深入的论述。简要而言，它除了用来指与诗经有关的学问外，还是传统士人用来指称诗歌创作实践体系的一个高度概括的术语。后一涵义上的“诗学”一词，至迟在晚唐时就已出现
2、。诗人的创作要有一定的诗学为基础，具体的创作中也体现了诗学1。因此，对一个诗人而言，其诗学既可能以相对系统的专门著述为表现形式，也应该、甚至更多地是体现在其具体创作之中。但“诗学”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诗歌创作又不是同一的，它更侧重于诗艺的习得、发展与创新，更关注如何写而不只是最终写出来的是什么的问题。在外延上，“诗学”有不同的层次，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是对传统及当代诗歌的学习、模仿，并最终超越学习而获得自己的个性。正是这种对传统的不断学习、模仿及超越，保证了诗歌传统的延续，又推动了它的发展创新。因此，关注诗人“诗学”的习得与发展，目的不仅仅是、甚至不是代替诗人从其具体创作中抽绎出系统的理论主
3、张，而是尝试从创作活动的内部来认识一首诗的产生、一位诗人的成长过程及其与时代诗风的关系。 从逻辑上说，尽管上述涵义上的“诗学”一词出现得很晚，但它所指的诗歌创作实践活动却是早就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每个诗人都自有其诗学。不过，从能够真正有效地认识诗史发展的意义上说，讨论一位诗人或者一个时代的诗学，则宜将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即“诗学”是与“学”这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必与诗歌史同时发生，只有诗人面对着一个诗歌传统，受到它的有力影响，从中学习、养成诗艺，才能说“诗学”有了有效使用的最低保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唐代诗人是有诗学的。尤其是一些大诗人，尽管并没有明确系统的表述，却仍能从其创作中很清
4、楚地辨认出其诗学特征来。孟浩然就是一位这样的诗人，他在继承初唐诗学的基础上，以隐逸生活的独特体验为契机超越初唐，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他对唐代诗歌的贡献，不仅仅是题材与风格这一局部意义上的，而是总体性的、以反映了初盛唐诗歌风貌根本转变的诗学为表现形式的贡献。 一一位公认的盛唐隐逸诗人，这样一个称号不应成为方便然而却往往是抽象地认识孟浩然的默认起点。虽然对孟浩然来说，这一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也并非孤立、静止地在突然之间成为一个盛唐诗人。完全可以确认，几乎任何一个诗人，无论其生活状态如何，通过诗歌与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诗人之间建立广泛联系都并非难事，唐代诗人尤其如此。隐逸并不意味着孟浩然与外部诗坛
5、毫无往来。据时人记载，在赴京求仕之前，他就已经以诗“有声于江楚间”2，说明尽管他长期隐居于乡里，但并非完全独立于诗坛之外，而是与之有着相当广泛的交流，受到当代诗坛的重要影响。这种交流和影响因时代和孟浩然自身生活两方面的原因，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初唐诗歌的学习、接受以及模仿上。也就是说，尽管确实是盛唐诗人，初唐诗却是孟浩然诗学养成的一个重要起点。 就时代原因而言，当时的士人能够最直接而生动地接触到的诗歌环境与创作风气，是初唐以来盛行不衰的各种文酒之会上、尤其是各级官吏休沐之时宴赏于山庄林亭的群体赋诗活动。任何一个唐代士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场合，受到它的影响，因此需要学习、模仿这类诗歌，以期写出得体的应酬
6、诗作。兴盛的宴会赋诗则又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模仿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产生于文酒之会上，在士人中间传阅唱和，并且往往被编成集子流传开来3。它们未必是、甚至多数都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实用的，便于较快地掌握一定的诗艺，满足社交以及应举的需要4。孟浩然与这一风气的联系是很多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声江楚间”之外，书怀贻京邑同好一诗的标题也说明，他在三十岁之前就已经与京中诗坛有诗歌交往5。此时离极盛于武后、中宗朝的游赏之风不过数年时间，也正是孟浩然读书习诗以求仕的青壮年时期，流风不远，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有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例可以将这种影响呈现得更为具体。恰在孟浩然三十岁这一年，张说从荆州长史任上赴京，途经襄阳
7、，游景空寺并有诗记游6。张说是两都应制、应酬诗的重要作者，久有诗名，他的过访自能给当地士人带来很大影响。孟浩然则与融上人关系至为密切，景空寺是他经常驻足的游览之地。尽管他未必因此与张说有过诗歌唱酬，但初唐以来所形成的诗歌创作风习毫无疑问对孟浩然产生了直接影响，是他学习诗歌、训练诗艺的重要起点，是造就其诗学最初并且也相当持久的因素。 初唐士人宴赏活动的兴盛，有着追慕隐逸的心理基础，因此这些活动中产生的诗歌往往有一个中心主题，即称颂宴会主人能兼吏隐、齐物我，虽居官而有隐逸之高情。这是初唐士人吏隐、朝隐意识的真切反映。笔者曾将它称为休沐宴赏诗，并探讨过它与唐代士人隐逸意识发展的关系，这里不复赘述，只
8、拟指出，在这种心理需要下，初唐休沐宴赏诗围绕上述主题，形成了一些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形容宴集的欢娱场面，称赞主人好客崇隐的风流态度;描绘并称赞在主人的山庄林亭中所见的时节风物富于幽隐之趣;为响应主人的“隐逸”志趣，而表达自己“羡隐”、“慕隐”的意愿，即声称自己也希望归隐;以标志一次游赏活动结束的“暮归”行动来结束诗歌等。这些再配合处于定型过程中的五律体制，是初唐士人创作此类诗歌共同遵循的诗学要素。 现存孟浩然诗集中，运用这一套程式的诗作并不罕见，有一些是非常正规的初唐式应酬作品。如宴荣山人事诗，虽为山人之亭却称为“甲第”、“金穴”7;既巧借主人之姓将他誉为荣启期，又杂用支遁爱马与王羲之养鹅等逸
9、事来称赞主人不俗的高情;最后以山简醉归结束诗歌。无论体制、用语还是对主人风流态度的称赞方式，都是初唐休沐宴赏诗的面目。更多的迹象说明了初唐诗人惯用的手法在孟浩然的手中继续沿用下来，如张郎中休沐还乡时所栖止的海园“郁岛深藏竹”（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容易令人想到杨师道山池里“山似郁洲移”8。又如“沧洲意不远，何必问蓬莱”（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生）、“何必先贤传，唯称庞德公”（忆张野人）等在语意与句法上，显然也从“幸睹八龙游上苑，无劳万里访蓬瀛”9、“自然碧涧窥仙境，何必丹丘是福庭”10一类句式得到启发。下文将要指出，孟浩然实际上对于诗歌体式有极为个性化的体悟，对于盛唐诗歌结构方式乃
10、至美学风格的形成有着突出的贡献，但是在上述诗作中，他并没有展示出这一点。声律稳顺、对偶严格、但远未重视结构艺术的五律是宴会酬唱最主要的诗歌体制之一，孟浩然也主要遵守了这一习惯。 上述初唐休沐宴赏诗的诗学中，又以“日暮催归”结束诗作这一点尤为重要，游赏者从富于山野之趣的山庄回到喧嚣的都市，不但表明了他们对此行既满足又恋恋不舍之意，也进一步在对比中衬托出主人隐于山庄的高情逸致。因此，初唐休沐宴赏诗以“暮归”收束诗篇，不仅是上述诸要素中的一种，而且又有绾结全部要素的作用，是全部游赏活动的总结，更是一次诗歌写作活动的结束。以此类诗歌为习诗之范本的诗人自然会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运用于诗作中。孟浩然在
11、题融上人兰若一诗中证实了这一点: 精舍买金开，流泉绕砌回。芰荷熏讲席，松柏映香台。法雨晴霏去，天花昼下来。谈玄殊未已，归骑夕阳催。 兴致高昂的玄谈看来无法结束，但这时有夕阳来打断他们，诗人也趁势以此结束诗歌。山庄游赏诗中的“日暮催归”被用到过访高僧、听法悟道的主题中，可以见出这一方式的吸引力相当大，也证明了初唐诗歌在孟浩然诗学中的重要影响。更突出的例子当数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诗。这首常见的寻访未遇诗中，次联“左右瀍涧水，门庭缑氏山”是形容作为李十四“息阴地”的山庄面山临水，堪称隐逸的好去处，它与当时的墓志文描写士人隐逸之所的标准用语几无二致11。诗与应用文在语言上的高度重合，说明诗也是应用性
12、的，因而面目平板没有个性。末联“归客莫相待，寻源殊未还”，则是拟劝访客不必久等出游的主人归来，以此来称赞主人幽趣之深，仍然是宴赏诗“日暮催归”结尾的变体。诗题中的“綦毋校书”，当指綦毋潜，故此诗当作于綦毋潜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后若干年之内，正是盛唐诗歌面貌正式形成的时期，则可见初唐诗歌对孟浩然的影响是相当深而且非常持久的12。上文的简要分析表明，休沐宴赏诗在初唐的广泛盛行以及孟浩然与之时代相接的优势，使他即使独居于乡里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这一影响的深巨程度，还可以从他自身的隐逸生活得到正反两方面的说明。与孟浩然相来往的人物中，许多人和他一样是乡间隐士，或者是融上人这样在生活形态上类似于隐士的僧人
13、，因此和这些人唱酬往来的诗作，与称颂士人能隐于山庄林亭的休沐宴赏诗，在社交功能上有天然相通之处。这使得孟浩然能很自然地学习、模仿这种诗歌，写出类似的诗作以称颂这些友人。反过来说，作为一个真正的隐士和相当有个性的诗人，却以这种面目雷同的诗作来称颂真正的隐士，更说明初唐诗歌对他而言远非泛泛的影响，它更像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是一种无法回避和难以绕过的诗学范式。上述这些诗不属于一个著名隐士，而是作为普通士人的孟浩然所写下的得体的作品。作为后者，他不是一位有突出个性的诗人，而是社会群体的镜像，但是，这一镜像记录了当时的士人诗歌修养的最初起点。他们后来的个性与创造力，正是从这一起点开始的。 二隐于乡里的孟
14、浩然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从初唐休沐宴赏诗那里学习并接受了应酬诗的诗学。这一诗学的习得，上文指出，与其隐逸生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它既有自然的一面，又有社交习俗与诗歌传统施予的外在压力性质，而后者无疑更是主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那自然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外在力量内化为自觉行为之后的结果。这一自觉内化的现象在初唐许多诗人那里都能见到，特别是对那些活动于两都、处于应酬诗歌创作潮流之中的诗人而言表现得更为明显。士人要摆脱它的影响、获得诗学上的发展，则往往需要脱离既有的生活形态，它多发生在士人仕途的重大变故之后，例如贬谪或者退隐，这一点从许多诗人那里都不难发现，无须多述。 然而长期生活于乡里、年四十
15、始出求仕以及断续的漫游，为孟浩然提供的是一个与多数士人早早进入京城诗坛得以切磋诗艺大不相同的环境，它固然与外部诗坛不乏联系，但这种联系又相当松散。这一独特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得孟浩然既受当代诗坛风气的影响，又能同时植根于自身的生活体验发展出自己的诗学。与其他士人经历由仕而隐的断裂性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其诗歌创作不同，在孟浩然这里，隐逸生活以一种连续、同质的方式对其诗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这使他对诗学传统的接受与超越都是自然发生与同时进行的。 从根本上说，能够超越已经习得了的、甚至内化为自觉模式的诗学，是由于来自文本中的诗学经验与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之间发生了根本冲突;但能够以超越、而非断然
16、拒绝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冲突，则首先与隐逸之士的独特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孟浩然长期隐逸于乡里，无论这种长期的隐逸中仕进的愿望有多大，“适意”与“随意”的态度无疑是隐逸生活的要谛。关于隐逸生活的适意情形，可以借用山潭诗来说明: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益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萝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水之清正见出其心之闲淡不务营求，鱼游于清潭无所惊扰，鱼既不觉得垂钓者带来危险，垂钓者似乎也意不在鱼，不去惊扰。唯求自适的态度在诗的后半部表现得极为明白:神女解佩相赠作为士人与君主遇合相得的传统隐喻，孟浩然当然熟悉，此处看似因身处其地而偶然忆起这一传闻，实则是不甘穷居乡里的郁愤之情的流露，但是“求之不可得”并未导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诗人以“沿月棹歌还”来回避这一问题，也消解了这一内心冲突，并且以这一结尾保持了与全诗表现隐士闲淡生活在风格上的一致性。它比任何一首描写隐逸生活本身的诗歌都远为清晰地展示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