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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一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农业区，必然为先进的社会所同化，这就是所谓汉化。它当然是一个缓 慢的过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汉化都是如此。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 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称之为“汉”，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 外孙，而改姓刘。汉国的建立者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师事著名经学家崔游，学习 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 记、汉书，颇为自负，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
2、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 年，他起兵 反晋，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 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刘渊建立汉国后，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 游为御史大夫，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 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 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 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
3、人讲书、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 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 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 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 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 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 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4、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南北 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 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 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 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 写道
5、：“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 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 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 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 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 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 背样、倚床。胡床
6、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 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 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 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 意。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 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 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
7、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 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看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 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人子弟以学习胡 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充斥了“胡虏”之音。胡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胡笳、羌 笛、琵琶等乐器，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 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前秦末年，
8、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我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的累累硕果。我们先人的这种大 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二、汉化色彩浓烈的北魏改革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改革的最大特点在于，把胡人的汉化进程纳入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常规 化，使北方地区的胡人与汉人的差别日趋缩小，以至于融为一体。这是北魏改革最为了不起的成就。中国 历史上的改革多得数不胜数，但是像这样的改革却为数不多，因此特别值得重视。北魏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日趋强盛，到太武帝时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于439年 统一北方，与接替东晋的宋南朝的第一个政权相对峙，历史进
9、入了南北朝时期。这就使北魏统治者面 临严峻的挑战：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淝水之战失败后分崩离析，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局面；北魏 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来巩固统治，才不至于重蹈覆辙。矛盾集中在改革鲜卑旧俗和加速汉化这两大焦点上。 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的大胆改革，成功的解决了这一矛盾。文明太后冯氏是北魏第四代文成帝的皇后，第五代献文帝在位时开始左右朝政，在她的控制下，郁郁 不得志的献文帝传位给五岁的儿子拓跋宏。不久，冯氏毒死献文帝，自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成 为当时改革的最重要决策人。改革的核心就是鲜卑的汉化，这和她的汉族出身有着密切关系。冯氏是北燕王室的后裔，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曾
10、祖冯安于4 世纪末迁徙至昌黎（今辽宁朝阳 东南）。407 年，冯安子冯跋自立为北燕王，据有辽东一带，以后由于内讧而被北魏吞并。冯氏被虏入宫中， 因为其姑母是魏太武帝的贵妃（左昭仪），使冯氏得以借光，她先是被选为魏文成帝的贵人，两年后立为 皇后。以后她临朝称制十多年，表现出非凡的政治家才能。魏书皇后传说：“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 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一 看便知，这是一个颇有政治才干的女强人，可以和后来的武则天相媲美。她第一次临朝听政时，就下令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学校，不仅表现出对于文治的重视，而且规定学生 “先尽高门，次及中第”，
11、正式承认汉人门第，迈开了汉化的第一步。她第二次临朝听政时，以孝文帝的 名义发布诏书，向各级官吏及百姓征求意见，希望直言极谏，凡是有益于统治、有利于人民，可以端正风 俗的意见，一定予以采用。表示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政治改革运动。这场政治改革围绕一系列制度建设而展开。颁布官吏俸禄制度。北魏早期地官吏没有俸禄，实行一种落后的供给制，弊端甚大，贪赃枉法盛行。 太和八年（484 年）颁布官吏俸禄制度，按季发给俸禄，并且规定：从此以后，再有贪赃绢一匹以上者， 立即处以死刑。颁布均田令。太和九年（485 年），文明太后冯氏根据汉人官员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由中央政 府派出官员，前往各个州郡，于地方官一起
12、“均给天下之田”，到一定年龄可以受田，超过一定年龄则要 还田，其目的在于“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这就是影响中国历史几百年的均田制度。所谓均田，并非 不顾土地关系现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而是对荒地、无主地以及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由政府按照劳动 力加以分配。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可以受露田（不栽树的土地）四十亩，妇女受露田二十亩；男子每人还可 以受桑田（栽桑、枣、榆树的土地）二十亩，作为世业（可以世代相承），不宜栽种桑树地地区，男子给 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实行三长制。太和十年（486 年）文明太后冯氏根据汉人官员李冲的建议，在地方基层建立三长制（即 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代替原先
13、一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已经实行了七十 多年的宗主督护制，最大的弊端就是“民多隐冒”，宗主荫庇依附人口，“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不利 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为了进一步巩固北魏对中原的统治，必须摈弃这种落后的宗主督护制，建立地 方基层行政体制。当李冲提出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的建议时，文明太后大力支持，召见公卿百官前 来议论，明确表态：“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实行租调制。这是与均田制配套的措施，它是以每户受田已足的假定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在每户（一 夫一妇）受田已足的情况下，每年向政府缴纳帛一匹（麻布之乡则为布一匹）、粟二石。从西魏大统十
14、三 年计帐文书可知，租调的征收率，与各户实际受田状况无关，统一户等的丁男或丁妻，不论受田已足、未 足，都是课取划一的租调。由此可见，均田制的实施致力于调整土地关系，但根本的出发点是便于政府向 农户征收划一的租调，作为中央集权体制的财政基础。太和十四年（490 年）文明太后死，魏孝文帝亲政，进一步强化改革，重点是改革鲜卑旧俗、实行全 面汉化。迁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4 年），孝文帝把首都从平城迁往洛阳，促成鲜卑人的一次大规模南迁，以 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汉化。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的恶劣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对人口的承载量是有限的。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一向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义无反顾地决定迁都洛阳，走向
15、全面汉化之路。由平城一带 迁往洛阳的移民约108 万左右，其中包括鲜卑文武百官及士兵20 万，以及这些人的家属。为了缓和部分 鲜卑贵族不愿离开故土的情绪，孝文帝特许他们“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冬天住在 洛阳，夏天回到平城一带，这些人被称为像候鸟一样南北迁徙的“雁臣”。这当然是不得已的过渡方式， 南迁与汉化的最终目标是不变的。孝文帝后来规定，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不许归葬代 北，逐渐以洛阳为籍贯，割断与代北的联系。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经过三十年，大体上已经汉化。一个统 治民族仅仅经过三十年时间，就与被统治民族相融合，不能不说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极大成功。改革鲜卑旧俗，
16、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孝文帝本人在北魏诸帝中汉化色彩最浓，汉文化修养最深，深知 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魏书高祖纪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 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性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 及其成也，不改一字。”他以大儒自居，以儒学治国，在这点上，比南朝的君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一是恢复孔子的“素王”地位，尊孔祭孔活动的规格逐步升级，迎合中原士大夫的夙愿，笼络大批 汉族士人。其二是实行礼治，改革鲜卑旧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语言改革，禁止三十岁以下官员说鲜卑话，犯禁 者一律要受到降级的处分。这一改革措施，孝文帝称为“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他的意思就是，断绝“北 语”即鲜卑话的流传，而把“正音”即汉语作为官场通行的普通话。与此相关联的是，孝文帝下令，把鲜 卑复音的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他自己带头，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元”，他的姓名由原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