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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宋辽夏金元史研究综述来源：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作者：吴晓萍宋史研究概况新中国的宋史研究在近代一批开拓者如张荫麟、蒙文通、陈乐素、钱穆、邓广铭、张家驹、聂崇岐、朱希祖等的基础上，宋史研究有一定的成绩但与其它断代史研究相比，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文革后，宋史研究成就很大，新人辈出，论文和专著众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发展。在宋史研究领域前辈专家的成就功不可没。邓广铭先生早在30年代就发表有关宋史的论文，涉及内容广泛，对很多重大课题，都作了开拓性的、精深的研究。其重要论文已编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专著和点校古籍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增订本）、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
2、诗文抄存、王安石一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校点增订陈亮集、校点谏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还有对宋史职官志、刑法志的考证等。蒙文通先生自30年代就先后发表了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从宋朝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等文，编入蒙文通文集中。陈乐素先生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发表论文有宋徽宗谋燕云之失败、三朝北盟会编考、徐梦莘考、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宋史艺文志考证等多篇论文，其论著已编入他的求是集。张家驹先生从30年代开始发表宋史研究的论文，有宋代分路考，并著有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专著。何竹淇编著有岳飞抗金史略和两宋农民战
3、争史料汇编。戴裔靖著有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华山有宋史论集对宋代客户等问题有专门研究。程应镂著有司马光新传，其论文编入他的流金集；徐规有陈傅良之宽民力说和李涛年表。李蜒著有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等，他重点研究货币等经济史。李涵著有范仲淹传（与刘经华合作）。关履权著有两宋史论、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增订本）。哪家驹著有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试论关于韩倔胄评价的若干问题。王瑞明编有文献通考研究和著有宋代政治史概述等。沈起炜著有宋金战争史、文天祥等。漆侠著有王安石变法和宋代经济史（上、下）等，他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则是其思想史的代表作。其大部分论文编入求实集和知困集。从80年代宋史研究会成立以来
4、，出版了不少论文集，如宋史研究会每召开一次会议就出版一本宋史研究论文集，先后共有八、九集之多。还有一些纪念文集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纂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宋史研究论丛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南大学的宋史研究集，中州书画社的宋史论集，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纂的宋史研究集刊二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岳飞研究四辑，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宋代文化研究六辑和国际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宋元文化史研究、历史文献与传统
5、文化五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纂的纪念李蜒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室的宋辽金论丛二辑等，皆为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有邓广铭所撰中国史纲要的宋代部分。周宝珠、陈振、姚瀛艇等著简明宋史O何忠礼、徐吉军等的南宋史稿等。现就宋史研究在各方面的成果作一些简单介绍。（一）社会经济除了漆侠的宋代经济史外，经济方面的论著还有：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吴晓亮和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研究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集。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李
6、春棠的坊墙倒塌以后一一宋代城市生活长卷。在手工业方面有：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和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王菱菱专注于研究宋代的矿业，发表了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等一系列论文。在商业方面有：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刘森宋金楮币史；李堤、林文勋合著宋金楮币史系年；车迎新和胡国瑞、刘森主编宋代货币研究；乔幼梅的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不以宋史为限，涉及了宋代的货币、高利贷等重要问题。在阶级和社会方面有：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张邦炜婚
7、姻与社会（宋代）;吴松弟北方移民和南宋社会变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论著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近年来，关于“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的说法较为流行，它是指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在对这一转折性质的解释上，自日本学者最早提出后，中外不同的史学流派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日本和美国学界就长期倾向于认为在此阶段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最近，在摒弃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美国学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上，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而更加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在“唐宋变革”持续的时间范围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北宋和南宋之际
8、发生过一次重要的转折，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如刘子键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一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就认为，北宋、南宋之际，中国文化从开放和具有创新转向内敛与精细，逐渐失去了创造性，最终导致了近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迟滞。美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史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从唐中叶以来封建国家土地制度日益衰落，向土地私有制转化；新的土地兼并势力代替了旧来的山东士族等老牌土地势力；封建租佃关系占支配地位；两税法实施后封建国家与土地所有者（地主）、佃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封建国家与土地所有者（
9、自耕农诸阶层）之间的关系：唐宋之际土地关系的变化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对于日美学者提出的“宋代农业革命”论，李伯重先生也撰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从方法论方面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农业虽有若干重要进步，但还未出现可以称之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也是近20年来宋史研究的较为热的话题。在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概述是较早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作者把宋朝的阶级结构大致分为：由乡村客户、下户和坊郭下户组成的被统治阶级和由官户、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组成的统治阶级。后又出版宋朝阶级结构一书，全面地论述宋朝
10、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非主体阶级的构成及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朱瑞熙则将宋代阶级构成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匠和机户、家内服役者等。梁太济侧重从诸色户计和经济关系的角度，对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特点进行了分析。除了这些总体上的研究之外，宋朝社会中各阶层，如官户、吏户、庶民地主、自耕农、客户、俾仆等均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宋代人口的研窕中，户口统计数字由于较为复杂，曾引起学者们的长期争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等又刊发了多篇论文，再次展开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宋代户籍是否统计女口；文献中的“丁”和“口”究竟指什么人口；北宋末人口是否超过一亿。穆朝庆的两宋户籍制度问题认为，宋代户
11、口的统计对象是男口，其“不计女口”的原则，是户多丁少的主要原因。李宝柱的宋代人口统计问题研究、王育民宋代户口稽疑也持同样观点。吴松弟的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则从户口汇总发布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至今能见到的宋代户口数据，其丁数或口数一般都指全体男性，而不是成丁数，只是这一平均数可能略低于实际男性的数量，包含着一定的隐漏率而已，只有地方志的记裁在某种情况下才有例外。李德清的宋代女口考辩解释了乾德元年诏令中的“女口不预”，认为只是女口不计入丁数之内，而非不登户籍，“生齿毕录”才是宋代户口登录的原则。袁祖亮的宋代户口之我见认为，文献中的“口”“丁”是一回事，均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全部人口。宋代每户平均仅
12、有二至三人。何忠礼的宋代户部人口统计问题的再探讨和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认为，宋代人口统计的对象很不一致，所以就有不同的记载。但户部人口统计的对象只是丁口，而不是男口，更不是男女总人口。文献中的“口”，多是“丁口”的简称。由于户口问题的不同意见，故对北宋人口的估计就有不同，凡认为“口”数为男口或丁口者，多认为北宋末期人口已达1亿或1亿以上；而认为“口”数为全部人口者，多认为北宋末期人口不可能多达1亿。王曾瑜的宋代人口浅谈、王通明的“北宋人口一亿说”新考、葛剑雄的宋代人口新证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北宋末期人口已达1亿说。此外，在人口与经济关系方面，在区域人口研究方面，在人口流动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
13、等等方面，学者们也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活动及其形成的分配关系。宋代就财政史而言，特点有三：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宋代正规军几乎全由招募的雇佣兵所构成，军队的数量超过百万，这就使得国家军费开支规模远超过唐代；从唐代到宋代国家财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形成朝省户部与地方财政使职并存的局面。这三个方面，规定了此后六七百年间财政史的基本格局。宋代财政史是一个前人学术研究较丰富的领域。1941年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是有关宋代财政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学者中最有深度的研究则是戴裔烯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o20世
14、纪80年代以来，宋代财政史的研究水平显著提高，80年代后期漆侠的宋代经济史，特列专章讨论宋代的赋税、征榷、货币等制度，是其多年研究积累的总结性著作。95年汪圣铎又出版两宋财政史，分别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管理体系与设施等三方面，全面论述了两宋财政史。还有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也是相关专题性的研究。这些著作基本解决了宋代国家各种财税制度的具体内容，尤其是赋税和征榷两方面最为关注。而地方性财政史的著作则有包伟民先生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填补了空白。在宋史研究中关于王安石变法运动是封建社会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大变法，九百年来，对于这场变法的评判，争论从未停息过，研究越深
15、入，问题也越多。在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其经典著作依据是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7080年代后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得以摆脱这一模式。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发表王安石变法简论，以具体史实证明王安石变法存在许多不足。此后学者们从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其性格特征、新法各项措施实施效果和影响以及变法同各派人物的矛盾冲突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研究愈益深入。90年代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乂掀起了一个高潮。对于变法的总体评价，争论较大。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冗”问题，仅仅从流通领域进行了利益再分配，将权利收归中央，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基本否定。王曾瑜认为王安石关于经济财政改革的最初意图在于“富国”，在于聚敛，加重了人民负担，打击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王安石的军事改革有加强剥削和镇压的双重作用，但强兵无方；在科举教育领域，以经义取士，加强儒家思想是垄断地位，将三经新义定为官方经学，所谓“一道德”是也。并认为王安石并未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相反，熙丰时期是北宋三次增税高潮和四次阶级斗争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