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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细说建造驻渝使馆馆屋一案始末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苏、美、英、法、比、荷、澳等30多个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从1938年起相继来渝觅址开设使馆或办事处。在日本飞机空袭重庆的战争环境下，尤其是1939年至1941年期间，已在渝设馆办公的各国使馆馆屋普遍损毁严重，亟需另觅新址，驻渝各国使馆纷纷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求代觅馆屋。在蒋介石的亲自关切下，外交部于1940年4月25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呈请选地建造駐渝各国使馆馆屋，以备各国租用。尽管建造地点选定在重庆南岸马鞍山一带。但因建筑等费的筹措难以落实而未即时兴工，拖延至1941年被再度提上议事日程后，亦最终未果。空袭重创，驻渝各国使馆请求代觅馆
2、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重庆只是一个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普通省辖市，长年处于军阀混战中，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城市营建有限。由于国民政府迁渝，大批社会团体、学校、工厂、科研机构等也随之来渝，再加上外地难民大量涌入，人口剧增，从而给城市房屋供给造成较大压力，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战外交之路，尤其是迁都重庆后，更加用心经营抗战外交战略，以争取外援和建立远东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在这一视野下，外国友邦在渝开设驻华使馆的相关问题，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外交战略格局的考量可谓关系重大。据1940年4月25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致行政院呈称：“接奉军事委员会
3、蒋委员长第二五三号代电闻：土耳其公使馆因在渝无法寻觅馆址去沪（上海）未归，和兰（荷兰）新公使亦将莅华，应设法劝请将在北平（北京）和使馆移往重庆，且驻华各国使馆散居平（北京）宁（南京）沪（上海）各地，亦易受敌伪蛊惑，应速设法由政府拨款饬令重庆市政府选地建筑使馆房屋廉价租给使用，希即会同重庆市政府切实商酌办理等因。查此事关系重大，为亻欠利进行计，拟请钧院召集重庆市政府及本部协同商讨进行办法。除经电复委座外，理合呈请钧院鉴核施行。”此呈所转之蒋介石致王宠惠代电内容，充分表明了蒋介石对外国驻华使馆来渝设馆办公的关注，而选地建造驻渝各国使馆馆屋一案的直接起因亦尽在其中。此时，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已被日
4、军定为政略、战略空中打击的主要目标。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间，对重庆外围地区和市区实施了长达6年多的无差别战略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遭到空前浩劫。然而，外交部要代为各国使馆在这个饱受空袭重创的城市中觅得现成的、适宜的建筑着实不易。更何况驻渝各国使馆的机构及人员规模不一，所需房屋大小亦不同。但使馆迁渝，国民政府有义务对建交友邦在渝建馆给予协助与便利。因此，驻渝各国使馆请求代觅馆屋一事，尽管使外交部应付起来“至感困难”，却是中方不可回避、必须协助解决的一个的重要问题。关系重大，奉命南岸马鞍山觅地查勘1940年4月25日，王宠惠就选地建造驻渝各国使馆馆屋一案，呈请行政院鉴
5、核施行蒋介石所作的“应速设法由政府拨款饬令重庆市政府选地建筑使馆房屋廉价租给使用”这一指示。4月29日，行政院秘书处分别向外交部、财政部和重庆市政府发出请于1940年5月3日下午3时到行政院审查会议厅召开商讨建筑使馆馆屋办法的通知。5月3日，审查会议如期举行，决定了3项审查意见：“（一）拟建筑使馆六所租给使用。惟各国使馆所需房屋大小不同，现拟建四十五英方使馆两所，三十英方两所，二十五英方两所。均须有水电及卫生设备。（二）使馆地点必须水电能达之。地由外交部、重庆市政府会同选择。（三）所有建筑费、地价、交通及防空设备如何筹措，由财政部与重庆市政府洽商办法。”会议就此明确了建造驻渝各国使馆馆屋的数量
6、、规模、选址要求和建筑经费筹措、交通及防空设备的配套设置等问题，同时也指明了负责推进此事的责任主体，即由重庆市政府与外交部、财政部会同商酌办理。继行政院召开审查会议后，重庆市政府随即遵照会议议定指示，饬令工务局觅地查勘。1940年5月31日，工务局约同财政局派员共同勘查建造使馆馆屋的地址。但此次合勘的区域范围还未超出渝中半岛范围，仅限于市内老城区，主要着眼从水、电、交通、防空4个必备条件来考察建筑地点。经初步查勘，查得3处：其一在枣子岚垭一带;其二在两路口一带;其三在神仙洞街（今枇杷山后街）一带。具体情况如下：“一、枣子岚垭孤儿院后首之商家庄洼地。该处约有田地数百方，业主有意出售。该地可造使馆
7、一至二所。须另造马路二百公尺以达国府路。惟地势低洼，环境较差。亦不便筑防空洞。二、两路口俄大使馆外，马路湾内有地数十方，面临大江，三面皆马路，位置极佳，但恐过小。其地现为军政部城塞局所租用。筑有防空洞。如决定向地主租购时，尚须商请该局饬让。三、神仙洞街下首第二监狱之西、南两方为市府地产，拟保留作新市府各局之地址等。地面甚广，共有两千余方，面临大江，有开阔为新市区之可能。并有拟建马路二线。惟现在建有民房数十百幢，已作事实上之贫民区。非另建平民新村，将该处全部平民迁移，似尚未能着手开发或作使馆区也。”1940年6月8日，市工务局“技字第三九九五号”呈将上述选地建筑使馆房屋的查勘经过情形呈报重庆市政
8、府。市长吴国桢收悉后，发出“市秘三字第2714号”指令，令工务局“除据情咨请外交部查酌办理外，仰再查勘南岸马鞍山附近地点是否适宜，报候核转”。说明吴国桢对这3处地点都不太满意，进而要求工务局前往南岸马鞍山附近觅地查勘。6月17日，市工务局接到吴国桢下达的指令后，随即作出反应，“拟请海棠区派员有无适宜地址或一处或数处以便建造英法荷比波丹各国使馆。每处需地约一二百方。须注意下列数点：（一）水（二）电（三）交通（四）防空洞。如有适宜之处，可询地价。请速查明具报。”海棠溪工务管理处接到上级指示后，便派出工程员前往详细查勘。7月3日，海棠溪工务管理处“海字第二二号”呈将查勘马鞍山建筑使馆房屋适宜地址情形
9、呈报市工务局，称：“马鞍山六号附近有空地一块，约一百七十公尺，地势平坦，可供建筑之用。产权为湖北同乡会所有。地价每市方丈约在三十五元左右。该处与城区交通由望龙门过江后，经普善巷、上新街绕盐务稽核所或经瓦厂湾绕太古洋行，均可到达，尚无不便。附近各户均装有电灯，接线亦无困难。附近居民饮料均取自桂花园矿泉中流出之水。如能自备滤筒，饮用尚无妨害。马鞍山六号坡下岩石坚固，为开凿防空洞之适宜处所。距该处不过一百公尺左右，亦不为过远。”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南岸马鞍山这一建筑地点，市财政局局长刁培然曾在11月奉命协助办理建筑驻渝各国使馆馆屋一案的过程中提出过异议，认为该地“惟坟墓甚多，迁埋较难”，而且“该地不通
10、公路，轿马往返似较不便，若由海棠溪储綦路新开马路至该地，则经过路线拆屋颇多，办理自极繁难”，于是提议“拟于浮新路线两旁试觅土地”。行政院获悉后，经由市财政局会同外交部派员前往浮新路一带觅勘地点的具体情况后，通过比选和利害权衡，依然决定仍在原勘地址于南岸马鞍山建造各国使馆馆屋。12月29日行政院“勇柒字第20536号”给重庆市政府的训令中称：浮新路一带“旷野人稀，离市区较远，在保护使馆安全上实成问题，且该处又无水电供给，必须另行掘井，电灯亦须由市内接线，所费材料工程均甚浩大;目下各国驻渝使馆大都均在南岸龙门浩一带，为迁就环境计，自以仍照原勘地址于南岸马鞍山湖北黄州会馆一带先行建筑合于使馆用之房屋
11、四五所。”此行政院训令落款钤印“院长蒋中正”，可见其决定内容亦代表了蒋介石的。拟建馆屋，终因建筑等费筹措问题而未果透过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重庆市政府等有关机关之间就建造驻渝各国使馆馆屋一案的公文往递，可确知此3方（包括蒋介石）均认可南岸马鞍山一带为适宜的建筑地点，并计定由银行投资通过招标方式来进行建筑工程。但遗憾的是，“惟因关于建筑等费之筹措未曾决定办法以致未能即行兴工”，被无期拖延下来。直到1941年8月中旬，建造各国使馆馆屋一案出现了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时机。1941年8月15日，外交部再次就建筑驻渝各国使馆馆屋一案，向行政院呈请“准由银行投资在前所勘定马鞍山照前定计划招标建筑使馆
12、馆址，按公允之租价租与各馆使用，即使一时不克全部建造只可先行试建三四所以应急需”。行政院旋即对此作出了肯定的批令，即“准照案由银行投资在马鞍山招标承建驻渝各国使馆馆屋”，同时指令“市政府协助办理”。9月5日，吴国桢签署“市秘四字第16261号训令”，令市工务局“逞照协助办理为要”。9月22日，吴国桢还签署“市秘四字第16789号”训令，令市财政局“遵照办理征收土地具报”。据以上档案记载，看似可以断定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及重庆市政府等各级机关的再次推进下，在原勘定的马鞍山6号附近集中建筑驻渝各国使馆馆屋一案已成定然。但事实并非如此，建造使馆馆屋一案最终遭致搁浅。如今，从南岸马鞍山6号附近毫无任何所谓的“英、法、荷、比、波、丹各国使馆”的历史踪迹这一事实来看，可以确信的是，在南岸马鞍山一带建造驻渝各国使领馆馆屋一案终归流产，不了了之。时至今日，当年的这些驻渝各国使馆馆址尚有遗迹可寻，已然成为人们追寻抗战时期外国使馆在渝足迹和历史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