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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经济的来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发布时间：月9日 12时17分希克斯是20世纪顶尖的几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她在经济理论的许多方面均有杰出的奉献。她的名字频繁出目前经济学教科书的各个章节。例如，由希克斯开创的SM分析法至今仍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块基石。当年,萨谬尔森等人曾苦苦思考，如何才干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古典的微观经济学老式融合在一起。读到希克斯的著作后,她们恍然大悟:这正是她们所要寻找的。后来，一批批的新古典综合派小子们纷纷跨海到英国,向她们心目中的前辈和导师致以敬意。老经济学家客客气气地同她们会面，和她们一起喝下午茶，但内心里却对这种来自新古典综合派的歌颂很不觉得然。希克斯爵士为人
2、腼腆羞怯,她倒是喜欢一种人躲在房间里思考问题。到了196年，她写成了一本书，把自己的某些思想成果记录下来。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并且还随随便便地起了一种平淡无奇的书名，就叫经济史理论，但在后人看来,这却是用经济学研究制度演进的第一本书。希克斯本人对这本书也自许甚高。她在临终之前曾对另一位经济学专家说,经济史理论才是她毕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希克斯开章明义，简介此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讨论市场经济的来源。在她看来,市场经济从隐约浮现到大兴于世,贯穿了整个世界经济史。她由部落时代的缅远岁月始终追踪到工业革命以来。一番跋涉之后，希克斯专家的旅行观感是:市场经济的演进自始至终都少不了国家的介入。什么是市场？什
3、么是市场经济？细想还真说不清晰。短话短说。所谓市场，不妨觉得就是经济互换活动的总和。市场经济则意味着藏在这些互换活动背后的“看不见的手” 由暗至明，指挥倜傥，支配并调度着经济系统中多种角色的经济行为。再往深一层看，市场机制一朝登临，经济活动必然沸腾而起，一举取代庄严的宗教、喧嚣的政治和密切的家族，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社会运转的动力源泉。用卡尔波拉尼的话说，这是一次“大转折”。这种转折的过程中布满了曲折和起伏。希克斯谈到,这个过程一方面是渐进的，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不是只浮现一次,有些社会在成为互换经济之后倒退回去，而在倒退后来又将这同一的故事从头经历一遍。”(中译本,第0页）最后,正如中国目前
4、的境遇,我们正经历着这种转变,并且至今没有完毕。有关市场经济的演进,我们已经从经济学家那里听到过不少故事。这些故事中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似乎经济学家们都觉得:市场经济的来源和演进也许只有一条道路,即从零星和偶尔的自发交易逐渐扩展到大规模交易。 一开始总是从远古时代的一次偶尔交易开始。设想某个原始人在去参与祭祀时,祭品中多带了一头羊,而她又恰恰看中了另一位伙伴腰间所别的石斧,于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的羊与斧头的互换就发生了。这种互换活动的发展在最开始的时候简直象骆驼穿越针眼同样困难，后来，针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也就终于变成了一种“市场密布的世界”。如果没有国家的人为干预,这个故事的情节将始终发
5、展下去。哈耶克就说，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秩序”(ek, Th Fatal Cei)。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或者毋宁说,国家起不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希克斯专家谈到，从古代社会来看，在市场经济正式浮现之前，贸易的发展事实上经历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我们熟悉的，从习俗经济中逐渐演化出市场组织:在一片自给自足的汪洋大海中,市场缓慢地浮出水面;另一条则常为人们忽视,希克斯指出，指令经济(国家力量)也能推动商业的扩张。以政府部门的庞大需求为依托，可以直接进入大规模商业。希克斯对此的点评是：“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始终习惯于把分工与市场发展联系起来,因此当人们结识到这不是它的来源时
6、，便大吃一惊专门化事实上是一种规模经济学的问题；它的确有赖于需求的集中,但市场只是可以使需求集中的措施之一。尚有此外一种措施,它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中早就非常有力地显示出来了。”（中译本，第3页)。地中海上舳舻相连,那是古罗马帝国的运粮船;长安和洛阳六朝繁华,靠的也是王室采购和京师地位。民间商人打“政治牌”，浮现过曾雄极一时的胡雪岩式的人物。号称称雄商界的晋商,其起家就是通过向边防军提供粮草换取食盐专卖权。遗憾的是,在这两条道路中无论沿着哪一条路线演进，都走不到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商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自律虽然可以发明种种商业传奇,但是，商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保护财产权，二是保
7、证合同履约,自发的商人团队固然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服务(或许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还多)，但此类公共产品,最后还是要由国家出面提供，才有也许达到最优规模。另一方面，国家能推动商业扩张，也就能在旦夕之间毁掉商业。古代国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属于老式型统治，其合法性源于老式赋予其的道德化身的地位，因此国家要常常行使它的道德权威(基于实质上的合理性），镇镇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基于形式上的合理性),借伦理的名义对商人阶层实行控制和打击。 看来,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双边互动，国家定规则，公司家玩游戏。虽然是最保守的政治哲学家也承认国家存在的意义。靠道德自律或互相监督毕竟无法保障合同的履行,在一种交易者
8、众多、人们彼此只在偶尔的交易中临时结识的“非人格化社会”(诺斯声称，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性）特别如此。因此需要有第三方出面，第三方重要是国家，国家因此而有了强制力，成为在某个疆域内自为地占有合法的暴力垄断权的组织。这便是我们需要国家的理由。请注意，谈到这里，问题仍然没有解释清晰。我们的确需要国家提供某些服务,但国家有它自己的私利，国家也会象“经济人”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它出于什么动机要提供这些服务呢？ 我在希克斯专家的书中寻找答案。希克斯觉得，国家出面制定符合市场经济心意的规则,是出于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她回忆市场经济在欧洲的演进,指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核心性的介入：一次
9、是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增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次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同步，也确立了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创新(资我市场、股份公司和现代税收体制等）。希克斯谈到,如果国家肯出面为商业活动制定规则,那意味着商人团队事实上对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于国内贸易而言,对外贸易更容易满足这种规定。这是由于关税的征收比较便捷，只需在固定口岸征收即可。相对于大国而言,关税在小国的财政收入中更有也许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具有较多对外贸易机会的小国更容易浮现重商主义政府。希克斯专家觉得，市场经济之因此在欧洲一方面发源,就是由于欧洲历史上有过一种城邦阶段。“这一事实是欧洲历史与亚洲历史迥异的重要核心”。城邦的核心是
10、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在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下，这些商人们不断地向外寻找新的贸易对象和新的贸易渠道，贸易所带动的殖民向地中海沿岸撒播,建立了许多新的贸易点，形成新的城邦。在此类殖民城邦中更容易产生以契约为基本的政体。汤因比描述这段历史时曾写道:“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种后果是在政治方面。她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伙关系,在她们登陆后来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她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同样要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转引自顾准，希腊城邦制度)。最后，在这些或新或旧的城邦之间，就象市场上寡头垄断者构成卡特尔同样，互相签订了协约，共同维护地中海世界的贸易秩序。 在希腊城邦衰落之
11、后,在罗马帝国的灭亡之后,欧洲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商业在蛮族统治和宗教压抑下草木凋零，但是，城邦时期的两个最核心的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却保存了下来，因而，商业在经历了漫漫黑夜之后,才有也许旧火复燃，而不必从零再来。这两个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一是货币，一是法律。为什么蛮族把罗马帝国毁之一炬,但在一片废墟中,却偏偏把这两种东西宝贝似地挑拣出来,供奉起来呢？ 希克斯解释说，“就货币的来源来说,它是商业经济的产物;但是它是多种政府(甚至是完全非商业性的政府）都懂得要接管的商业经济的第一种产物。”（中译本，第6页）国家从铸币中直接地就能获得收益（铸币税);但更多的好处是间
12、接的。国家如果可以通过贸易的途径把它锻造的货币花掉,所换来的商品较之它从实物税中得到的东西品种会更多,用途会更大。这时,国王们就会发现她们已经离不开货币和商业互换了。国王们就这样深深爱上了货币,她们迫不及待地在铸币上刻下自己的肖像,表达从此永不分离。国家之因此保存涉及大量商业规则的古代法律,说起来要迂回某些。这里有着必然性中的偶尔性，又有着偶尔性中的必然性,可谓对历史之戏剧性的绝妙诠释。必然性在于君主们总是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法律,偶尔性在于征服希腊城邦的罗马人是天生的立宪主义者,希腊人的财产和契约观念与她们一拍即合，因此,罗马法中不难为商法找到一席之地。摧毁罗马帝国的蛮族首领中不乏有雄筹大
13、略的英明君主，她们深知被她们征服的这个帝国继承着高度的文明，因此她们情愿被被征服者征服,学习罗马的文化遗产,涉及它的法律,这或许只是某种偶尔,但是,正如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的，“罗马法重要是一种非常文明然而非常奴化的民族的作品。国王们热衷于采用它,在她们获得统治权的地方到处确立它。”（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到此可谓真相大白。货币制度和法律体系在欧洲的早早确立，使得商业在经历了长期的消沉之后仍能重续新篇。事实上,在中世纪的后期，即13世纪和4世纪以降,市场经济的嫩芽就已在积雪之下悄悄冒出头了。一部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确立的历史,同步也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由于近代民族国家系借助市场经济力
14、量成型，也依赖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支持才干行使统治权,因此国家就会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的壮大和发展。国家作用和地位由此不断提高,已非当年吴下阿蒙，这时,它又会忍不住逐渐向市场经济伸手，加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国家和市场经济纠缠得越来越密切，终于难分难解,这就是所谓“现代市场经济”。熊彼特曾谈到,始终到1世纪中叶，重要从属于军阀和贵族地主阶级的君主，仍然在欧洲（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控制着社会体系的中枢。也就是说，君主们并未听命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社会势力正在逐渐增长。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政策倾向却都是“重商主义”的。希克斯专家指出，“重商主义”标志着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
15、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她说，当君主们开始结识到可以把商人用来当作为她们的非商业的目的服务的工具时，她们才变成“重商主义”者。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在欧洲就没有成长起来政治上的霸权国家。唯一也许成为霸主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明争暗斗,成果两败俱伤。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丧失了国际权威，各国群龙无首，并且找不到统治合法性的新的源泉，于是都变得富有侵略性。当时，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四分五裂，国家间处在“一切国家与一切国家的战争”状态。这种国家间的竞争使得国家需要不断地集中权力，着意革新，从而开始了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工作。战争同步也成为国家借以凝聚国民团结,培养对国家的忠诚的绝好契机。这就是民族主义
16、的来源，也是近代国家找到的新的合法性的源泉(illy, TFrmatono National tate i Westr Euope）。战争绵延不绝，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军事体制的变革（由臣民自备武器战马随君主出征变为雇佣军),军费不断膨胀，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国家开始谋求向新的财富征税。这种努力曾促使税收制度不断嬗变。在初期的农业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是土地税(或可从这个角度理解“土地是财富之母”）。随后，商业追逐着分工收益和规模报酬不断扩张,而国家则步步紧追，通过间接税设法从国内和对外贸易中获得尽量多的收入。但是，间接税远未挖掘出新兴财富中可供征税的潜力。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对如此巨大的新兴财富直接征税。在当时,直接税的税基重要是公司和商人的收入。直接税的征收需要条件，即要有公认的措施查明收入,相对而言,商业利润比地租收入难以测量得多。商人只有利润概念而没有年度所得的概念，某次长途贩运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