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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输入李大钊是民主革命时期研究和宣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五四”后期独倾心于唯物史观。他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所传播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包括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并非像通常的历史着作所描述的那样仅仅宣传或者完全接受唯物史观，相反对他所接触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说都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看待，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方新史学的观念做出了贡献1。因而，分析他在传播西方近代史学中所体现出的包容性和批判性，对于全面客观认识李大钊，
2、乃至对其时代的文化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李大钊输入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途径李大钊对于西方近代史学的介绍与宣传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在北京高等学校里的授课，在各地发表演讲，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他在狱中自述中称：“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学科”。 其实，留学归国后，他还在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讲授过唯物史观课程。其所讲内容集中体现于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史学要论中。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
3、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十一个专题。在李大钊看来，对史学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西方思想家，除了以上几位外，还有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帕士克、康德、孔德等人。史学要论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六个专题，涉及培根、维柯、孔多塞、孔德、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文德尔斑、李恺尔特、菲林特等近代西方近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观念。关于文德尔斑和李凯尔特。李大钊分析了文蝶儿班德和理恺尔特的新理想主义历史哲学，
4、在谈到韦柯对于历史学科学理论的贡献时，还提到米希莱将韦柯的新科学译成法文。此外，他尚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今与古，批驳“今不如昔”的观点；又在湖北高等师范演讲进步的历史观；还在上海大学演讲演化与进步和研究历史的任务；更在复旦大学讲演史学与哲学。这些演讲后大多发表出来。其中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史学与哲学，关于历史的定义，引用了菲林特、兰普勒希特、房龙等人的观点；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用了培根、兰普勒希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在论唯物史观时还涉及黑格尔，如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1919年5月，到1923年底，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刊
5、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演化与进步、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其中所宣传的史学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都是西方的思想。二、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先日后俄的特点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在地域方面具有先日后俄的特点，即先介绍由日本传来的民主主义思潮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后宣传俄国革命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史学观念，而这一介绍又依赖日本学者的转介。1913年底东渡日本至1916年5月辍学回国，李大钊受日本学界影响巨大。对此，学界有一定探讨，例如杨树升发表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指出，李大
6、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浮田和民的近代政治史课程，并参加了这门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为70分。吴汉全以此为根据，把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李大钊史学要论相比较，得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得益于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影响的结论。他还把内田银藏经济史总论和日本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史学的观点与李大钊史学要论中的相关内容相对比，认为李大钊还受到了内田银藏的影响。此外，他受日本学界影响，批评苏格兰史学家卡莱尔的思想，是专制政治所孕育的思想，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精辟绝伦，足以为中国人的棒喝。李大钊指出，在卡莱尔看来，“英雄者，神人也，神而降为人者也，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异于常人也。”
7、而托尔斯泰则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这里，李大钊推崇托尔斯泰的群众观点，而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他希望从日本学界找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然而事实上李大钊对日本思想界有所顾忌10。直至他从日本思想界寻求挽救中国理论的希望破灭，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他产生了震动性的影响11，加之由于俄国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欧洲各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而且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这样李大钊才“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转介绍于读者。”12颇有意味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又赖于日本学者的成果。1
8、919年5月5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译自河上肇的作品。他本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五、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所引哲学的贫困、共产者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文字，也是出自河上肇的手笔。这是他本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明了的。可见，李大钊所输入的西方史学观念，具有在地域上从日本转向俄国，而在途径上依赖日本学界的特点。三、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的广泛性。李大钊介绍了许多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史学家，例如维柯、格罗特、兰普勒希特和菲林特等，而且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成为李大钊介绍西方史学的重点13。从性质上说，他所研究和介绍的西方史学观念，既有马克思主义
9、的，又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输入，过去学界论述颇多，恕不赘言14。这里举李大钊使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现代史为例来说明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他认为，古代中国传说，在神农时代结绳为治，在那个时代大概是因为渔猎时代网为用，而弋获的物品必须用绳缚之，所以将此观念推演为结绳的文字。他说：“这种结绳的文字，如今虽不可考，然一、二、三等字，古文作弌、弍、弎，足以证明在渔猎时代于其所获物旁结绳以记数。”15他还分析了女权丧失的社会在文自字的反映。他以为，“女权消失以后，便发生了掠夺与买卖两种婚姻。看那奴字，便知有女子被掠夺而为奴隶的事。婚字从女，从昏，便知掠夺女子必在昏时。
10、娶字从女，从取；嫁字从女从，从家，便知嫁娶是女子为人所取携离家适人的事，都可以认出掠夺婚姻的痕迹。”16通过文字分析中国古代史的做法在他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还有多处。尽管有的时候他的分析是牵强的，但是表明他的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的努力。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例如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解释就使用了唯物史观。他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7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孔子的学说就是适应中国两千多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可是到了近代，西洋文明打
11、进来了，而西洋文明是动的，它的工业经济压迫东洋农业经济，民主的思想就动摇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但是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基础比较深厚，因而中国传统思想就同西方的思想发生激烈的冲突，不像日本国家下，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其孔子思想很快被西方的思想冲垮了。不过毕竟最后中国的孔子思想还是被西方民主思想压倒了。最后，他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
12、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18。至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介绍，例如，关于波丹19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在古与今中介绍和赞赏波丹对于历史退步学说的批判，他还在史学思想史中对波丹
13、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李大钊指出，波丹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以代替中世纪流行的观念。波丹指出，过去人们以为人类史是人的自由行为，是在不断的变迁中的，没有原则与秩序，这种看法很流行但却是错误的；相反人类的历史是有原则的，是人们可以理喻的，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李大钊指出，波丹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是于实用的倾向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追求；而且他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实际受益于他的法律研究。波丹还反对历史退步的学说，过去流行古代“黄金时代”的说法，波氏否定这一说法，他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大时期：东方民族占优势时期、地中海民族占优势时期、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领导的时期。人类不是永远退落
14、，而是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的渐次升高。李大钊还指出，波丹的历史观，是对伊壁鸠鲁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政治史观点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就地理问题而言较之孟德斯鸠为显着；波丹举许多例子说明“七”、“九”、“十二”等一些神秘的数字决定了帝国的生存期，包含占星术的理论；波丹对历史过程的思考并没有将历史进步延伸到未来，不过又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境遇，避免了宿命主义。总之，李大钊对波丹的研究，不仅介绍其思想内容，而且结合波丹的实际研究预以说明，分析波丹学术的渊源，以批判的眼光揭示波丹史学观念的贡献与局限。李大钊总体还是充分肯定波丹的，说：“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
15、的功绩”20。至于李大钊对其他西方思想家，诚然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历史观到法国复辟时期诸史家的历史思想，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到英国史家卡莱尔、格罗特等人的学说，都曾作过广泛的介绍。”21 此外，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提到莱辛Lessing人类教育论，赫尔德Herder历史哲学概论，康德通史概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史学与哲学引Felint和Lamprecht、Vanloon关于历史学的定义22。李大钊因培根学术的发展论述史学、文学、哲学密不可分的哲学基础，那就是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的产物23。他还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以及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29日的研究历史的任务引用福利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说明政治史学的狭隘性。甚至，李大钊还论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他说：“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孔道西“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桑西门“把经济的要素看得更重。”Thierry 、Mignet及 Guizot辈继起，袭圣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为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