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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一定要坚强，即使受过伤，流过泪，也能咬牙走下去。因为，人生，就是你一个人的人生。=制度如何思考？赵旭东 在2002年秋去英国之前，我便翻阅过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撰写的一些著作和论文，知道这是一位当今很有影响力的人类学者。从出身上讲，玛丽应该是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学生，曾经蛮荒的访客为题为其老师写过一本学术性的传记。我记忆中有幸亲眼见到玛丽教授应该是在伦敦经济学院，那也是我所访问的学校，在转过年的春天的某一天，伦敦经济学院特别邀请到美国哲学家哈金（Ian Hacking）来演讲，大概是谈论福柯与戈夫曼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讲座之后，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便站起来发
2、言，此时坐在我旁边的王斯福教授告诉我，那就是玛丽道格拉斯。演讲之后，我赶紧跑去跟我心仪已久的学者打招呼，并抽空简单地和她聊了几句，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这位著名的人类学家，而且也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最近我听说，在学问上令人尊敬的玛丽教授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的交流只能是面对她留下来的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了！在英国的日子里，玛丽道格拉斯的书我是基本上每一本都会去读的，她同时也是一位极善写作的学者，她有许多的著作都是几十次的重新印刷，声名之大也就不言而喻了。不过，在这些书中，我最喜欢读的却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核心谈论的是有关认知的社会控制，书名就叫作制度如何思考（How Institutions
3、 Think）。1书中她谈论到了深层次的合作（cooperation）与团结（solidarity）的问题。在她看来，团结意味着“个体准备承受代表广大群体之痛并且期望其他的个体成员跟他们一样多的承受。”2换言之，团结依赖于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而合作是建立在一个群体中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否则相互的不信任就会使合作遭受破坏。个体与社会之间冲突的老问题在玛丽道格拉斯的笔端得到了重新发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可避免地又要回到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涂尔干（Emile Durkheim）那里，在涂尔干看来，有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任何范畴都不过是某种集体表征，并且是由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它
4、们表征了存在于事物之间最一般性的关系；极大程度地超越了我们所有的其他观念，它们支配着我们思想生活的全部细节。如果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片段不赞同这些基本的观念，如果它们没有时间、空间、因果、数字等等的相同的概念，那么他们心灵之间的全部接触都是不可能的，而具备了这些，所有的生命就都结合在一起了。因此，社会在没有抛弃自身之前便不能够抛弃个体自由选择的那些范畴存在一种最低的逻辑服从，否则社会将无法运行。执此之故，社会利用其全部的权威加诸到其成员之上以阻止这类不一致以此必要性而加诸给我们的范畴并非是简单的习惯的结果，对于习惯的束缚，我们是能够毫不费力地轻而易举地甩掉，它也并非一种物质性或形而上的必要性，因为
5、这些范畴在不同的地方以及时代都会发生改变；这是一种特别种类的道德上的必要性，其对于思想生活的必要就如同对于意志的道德责任一样。3而福雷克（Ludwik Fleck），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他要比涂尔干更为极端地主张社会决定论。在他的著作中，集体的思想及其思维方式产生了一种知识库。换言之，任何的认知都是建立在这种思维的方式之上。正如他所清楚指明的： 认知是最有赖于社会情境的人类活动，而知识最首要的是社会创造的。语言结构本身呈现了一种那个共同体特征的强迫哲学，而且甚至单一一个词就能够代表一个复杂的理论每个认识理论都是琐碎的，其以一种根本性的以及详尽的方式而使所有认知的社会学的依赖得到解说。4由此段可
6、知，我们的认知属于一个群体而非我们自己。在涂尔干最早的研究中，他依据劳动分工而将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区分开来。5在涂尔干看来，原始社会的团结是建立在神圣的象征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现代人而言，这种象征论似乎并无用处，这就是福雷克与涂尔干之间的区别。对于福雷珂而言，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一种神圣性也是存在的。福雷克在思想集体（thought collective）和思想共同体（thought community）之间做了一种区分，前者乃是由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s）所组成，后者也可能是由前者的成员所构成，但是并不受其思维方式的局限。6在此意义上，我们便有了多种多样的思想的世界，这个世
7、界有其中心和边缘，此种中心边缘的关系（center-periphery relation）激发了新的观念的涌现。在述及福雷克的理论与涂尔干的理论之间关系时，道格拉斯有如下的评述：与涂尔干的理论中的道德密度有某种相似，福雷克认识到，充分的交流可能是多样的；集中的程度以及中心的能量都有赖于从外部装饰而来的需求压力的依赖。当这种互动是强有力的时候，个体偏差的问题很难出现。福雷克对于神圣性或者社会演化并无兴趣。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涂尔干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思维方式的观念应用于现代社会，甚至用在科学上面。这可能会使涂尔干胆战心惊涂尔干的表述常常激发起一种神秘的、超有机体的群体心灵。福雷克不能确保有此同样的缺陷
8、。他的研究方法完全是正向的。在面向对他们二者都有影响力的批评中，一项不错的策略就是取涂尔干和福雷克来做出一种共同的防御。有时福雷克有最好的答案，有时又是涂尔干。作为联盟背靠背地投入战斗，每一个都能够以己之长来补另一方之短。7这样的评论，针对道格拉斯而言显然是别有用意的，她试图要解决的是这样的关键问题，即一个社会群体能够思考和感知吗？她的回答认为，这里有一种两难困境的存在。思维与感知都存在于个体之中，但是其功能却受到一种社会组织的影响。接下来是有关集体行动的理性基础的问题讨论，这实际上是跟新古典经济学唱反调的论题。不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是个体的认知在起作用，并且她以为，认知才是社会关联的根
9、基（the bases of social bond）问题的最后解答者。8-1 Mary Douglas, 1987, How Institutions Think.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2 Mary Douglas, 1987,第1页。3 Emile Durkheim, 1912, Les Formes lmentaries de la Vie Religieuse: le Systme Totemique en Australie. Paris: Alcan. Translation, 1915 第2930页。转引自：Mary Dou
10、glas, 1987,第12页。4 Ludwik Flect, 1979,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第42页。5 Emile Durkheim, 193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6 See: Mary Douglas, 1987,第1314页。7 Mary Douglas, 1987,第14页。8 Mary Douglas, 1987,第19页。 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命运如同手中的掌纹，无论多曲折，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