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甲全川八大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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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甲全川八大家 作者: 谭洪安 | 发表时间:2015.05.04刊发于总2108期中国经营报新商帮版 光绪五年(1879年)的某一天,四川总督丁宝桢突然接到京城发来的四百里加急驿传文书,内有军机大臣语气严厉的批示:“川省官运局经灶民呈控多款,请饬妥为区划,或由官运,或改官督商运据实奏来,不准稍涉回护。”原来,这是四川盐商以“灶民”之名,多方发动上访,反对丁宝桢实施的“食盐官运”政策,要打一场民告官的“京控官司”。为首者不是别人,正是自流井首屈一指的大盐商王三畏堂堂主王朗云。晚清封疆大吏之中,丁宝桢素以为官清正、作风强硬、厉行改革著称,王朗云居然不畏权势,敢于公开叫板,他究竟底气何在呢?四大家

2、族三畏“无畏”多年以来,自流井、贡井地区流传着一句话:“河东王,河西李,你不姓王不姓李,我就不怕你!”说的是流经当地的釜溪河两岸土地,多为王、李两姓大族所有,他们财大气粗,人多势众,乡里们惹不起。盐业世家王三畏堂,便出自“河东王”的一支。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王三畏堂本已趋于中落。恰逢太平天国战争爆发,长江下游交通阻断,淮盐无法西运,清廷不得已采取“川盐济楚”措施应急。短短十年间(18531863年),王三畏堂抓住良机,经营得法,家业迅速重兴,生产规模之大,盐场资产之多,资本实力之雄厚,尤其是官商两界上的声势,雄踞自贡盐业“王、李、胡、颜”老四大家族(民国时有“侯、熊、罗、罗”新四

3、大家族)之首。王三畏堂得以起死回生,时任堂主王朗云功居第一。即使以现代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也算是勇于创新求变的好手。家道中落,无力投资,他大胆拿出祖传土地及废井灶基,对外招商引资,利用大举入川的陕帮盐商的资金,开凿盐井,更乘政策之便将自产之盐运销湖广,利润以千万计,一跃成为富甲全川的头号盐商。王朗云不仅囊括盐业的四大板块“井、笕(卤水运输管道)、灶、号”,还组建上下游产业链,从生产所需配套物资到资金融通渠道,均设专号负责,自给自足,肥水不流别人田。据说,王朗云执掌下的王三畏堂,鼎盛之时,全堂拥有盐井、火井(产天然气)数十眼,产盐量占自贡各盐场总额12%,“济楚”商运量则占场商运销总额的24%

4、。其盐号远至重庆、宜昌、沙市、汉口等地,田地庄园遍布自贡盐场周边的富顺、威远、荣县、宜宾数县,光每年收租就达17000多石。为保地方安宁,他又出资筑寨,招募乡勇。除了是个极具魄力的精明商人外,王朗云还生性机警,极善审时度势,权力欲很强,总想充当一呼百应的绅商领袖。已集大盐商、大地主及土著武装首领于一身的他当然明白,盐商的最大利源是专营权垄断,而为确保此权利,势必要“官商通吃”。所以,他特地出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因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四,人称“王四大人”。光绪二年(1876年)丁宝桢走马出任四川总督时,太平天国“平定”已逾10年以上,淮盐重新入楚,挤压川盐市场,而且川盐“商运商销”运作多时,官方监管

5、乏力,私盐泛滥,盐税大量流失。热衷改革的丁宝桢迅速拍板,改食盐商运为官运,一定程度上收回了盐商的运销专营权。这一下子,自贡盐业四大家族都坐不住了,受损失最大的王三畏堂堂主王朗云首先发难。“王四大人”财能通神丁宝桢主政四川之前,在山东巡抚任内最有名的一件功业,是以违法乱纪罪名捕杀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连曾国藩闻讯都不禁称赞“稚璜(丁宝桢字)真豪杰也!”王朗云虽然是蜀中呼风唤雨的商界豪强,要与之较量,不能不掂量一下胜算几何。不过,你要是知道同样大名鼎鼎的前任四川总督骆秉章,也曾是王朗云的“手下败将”,就可以明白为何他如此胆大包天。同治二年(1863年),为防范活跃于河南的捻军入境侵扰,陕西巡抚刘蓉

6、奏清加收四川盐厘,以筹措陕南军费,理由是“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如能岁筹二三百万,不惟秦蜀,实赖其利”。也就是说,四川盐场大多是陕西人经营获利,如今老家有难,抽点税回去理所当然。时任川督骆秉章从地方本位出发,心底里不愿意利税外流,但又不能公然违抗朝廷一再急令。于是以“灶有定课而井无水厘”为由,同时向盐商征收灶课和水厘,在自流井新设水厘局,规定井户每汲卤水一担,征厘金铜钱一二文。这样一来,是卤未成盐已缴水厘,灶未售盐先有定课,运盐外销又缴税款厘金,前后征至少三次盐税。自贡盐场中无论秦人、蜀人,对骆秉章的“新政”群起反对。像“王、李、胡、颜”老四大家族之类的自贡大盐商,无不

7、集井、灶、号于一身,被迫重复缴税,利益受损最大,态度最为激烈,而“王四大人”王朗云自然又是带头大哥。他与颜氏家族首领颜晓凡(因其子贵为国子监拔贡,故人称“颜太老爷”)联手,会同其他盐商,密谋捣毁水厘局,给骆秉章一点颜色看看。具体分工是王朗云在自流井策动指挥,颜晓凡星夜赴成都拜会盐道及各衙门官员,疏通关系。受雇的师爷带着一帮盐工,把水厘局及旁边的票厘局砸了个稀巴烂。可是,一名盐工行事时贪饮局中所藏之酒大醉,被闻讯赶来的官差拿获,严刑之下,他把主谋者“王四大人”“颜老太爷”都供了出来。骆秉章奉朝廷谕旨办水厘局,砸了水厘局就是贻误军务、对抗川督、犯上作乱,罪名可谓大矣。加上人赃并获、口供坐实,骆秉章

8、又是以办事精明、作风凌厉出名,王朗云哪里跑得了?立马被富顺县(管辖自流井地区)知县扣押入狱。但是自古有云:财能通神。这边厢,有“案发时不在场”证据的颜晓凡在省城大肆活动,打通关节。那边厢,那一年恰逢顺天府(辖区约相当于今北京市)及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及四川等省大灾,王朗云在牢房中遥控运作,捐助赈灾款7万两白银,朝廷特命嘉奖,授予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及三代一品封典。据说,此道圣旨发至富顺县,王三畏堂派人搭天桥于监狱高墙之上,王朗云顶戴花翎,高视阔步出狱。而被砸毁了的水厘局,终因商民反对声音太大,未再复建。此役,只有一介虚衔的王朗云挑战久经战阵的川督骆秉章,钱财固然花了不少,但场面上

9、可谓完胜,足见自贡盐商能量之惊人。官商斗法鹿死谁手王朗云凭巨大财势公然“羞辱”骆秉章之后,更意识到“朝中有人好办事”的重要性。他早年即出资培养族内及乡里中的贫苦读书人,助其通过科举当上京官,又由他们广泛联络川籍京官,不时予以金钱馈赠,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这些受惠之人遍布各个衙门,广通声气,有事时为其所用。尤其是都察院的御史们,官位不高,本事很大,能够“风闻奏事,上达天听”,随时可以制造舆论。同治五年(1866年),即水厘局之争后三年,王朗云借举办53岁寿宴之机,请官居云南迤西兵备道、翰林院编修的表侄赵树吉撰祝寿辞,并藉其关系,让历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瑞常

10、,翰林院修撰翁同龢等列名拜祝。众所周知,贾桢、瑞常均为清中后期朝廷重臣,翁同龢父子又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声震天下士林。王朗云以盐商身份,结交朝中显贵,不免越发心高气傲资历比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老的骆秉章,尚且要对我甘拜下风,区区一个官场“后起之秀”丁宝桢,岂能入我法眼?何况,他深知丁宝桢为官耿直,公事不留情面,得罪过不少朝臣疆吏,捕杀太监安德海一案,虽未受到直接打击报复,但至少是逆了慈禧心意的。更重要的是,水厘局之争后十余年,在王朗云苦心经营下,王三畏堂的资产实力,又有显著增长。只要用钱就能摆平的事,他操作起来游刃有余。几下一盘算,王朗云相信,他有很大机会告倒丁宝桢,叫

11、停对盐商不利的川盐官运,故果断具状上告户部及都察院,发动了本文开头所述的那场震动朝野的“京控官司”。 那么,这场看上去胜负难料的大官司,结局到底会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上回说到,光绪五年(1879年),自贡盐商“老八大家”之首王三畏堂堂主王朗云,公然挑战四川总督丁宝桢,发动一场看似强弱悬殊的“京控官司”,力图阻止对大盐商不利的川盐官运新政。没想到,以雷厉风行著称的“丁宫保”,居然先输一阵。 由于王朗云长年苦心经营的川籍京官圈子不断鼓噪串联,在朝中人缘不佳的丁宝桢连遭弹劾,最严厉的一项指责是:“川盐改归官运,开销靡费,征收款项牵混,杂款名目繁多,以致商民交困,开支薪水勇粮为数甚巨,于国计民生两

12、无裨益。” 朝野上下舆论压力巨大,清廷中央一时也搞不清是非真相,为了维稳起见,急急下旨将丁宝桢降四品顶戴(清总督通常为从一品官),革职留任。 王三畏不得不畏 不过,中央也清楚丁宝桢以往的政绩和能力,革职而不去任,留了一手,责令他迅速查明争议原委,从实奏来。这丁宝桢是见过风浪、意志刚强的人,一身四品顶戴官服,依然每天正常到总督衙门上班。 他派部属多方搜集证据,回应批评声音,称:自流井、贡井地区的富荣盐场,历来由盐商大户把持,他们自产自运,囤积居奇,涉嫌操纵盐市,垄断经营,且造谣生事,阻挠官运,而“其余厂商千余家,均无异词”。反击矛头自然直指王朗云。 丁宝桢最有力的“武器”,是实行川盐官运一年多来

13、的显著成效:不光消化了因盐路不通畅、盐商不出力积压下来的盐引一万余张(每引可运花盐12000斤),官府增收的盐税厘金杂费更多达100多万两银子(后来川盐官运极盛时,年收税款650万两)。 当时清廷内忧初定,外患未平,一心要办洋务,无奈财政紧张,左支右绌,川盐官运改革增收的大笔盐税,正好解燃眉之急。四川的税款真金白银解押到户部,户部官员也不好意思睁眼说瞎话,于是上奏为丁宝桢说项。 一番周折之后,中央的表态急转弯:丁宝桢官复原职,川盐官运须悉心办理,不得松懈。这下子王朗云发动的“京控官司”先胜后败,他本人也惹上大麻烦了。 王朗云先是雇人打砸水厘局(事在同治二年,即1863年),弄得名声显赫的前任川

14、督骆秉章灰头土脸,又几乎毁掉了一颗政治新星的大好前途,是可忍孰不可忍?丁宝桢乘胜追击,上奏历数王朗云的“劣行”,如“倚恃富豪,欺压乡里”,又“私设引局,抽收井厘,侵吞公款”,更兼“私通六部,富甲全川”,简直谋反的心都有了。 因王朗云很早就花钱捐了个候补道,虽是虚衔,也属官员序列,朝廷下旨交吏部调查处理。吏部里掌文印的官员恰好是王朗云的远房亲戚,读书考科举时得到过其资助,见状急忙暗中托人捎密信回川通报消息。王朗云接报大惊,连夜仓皇逃亡,渡过金沙江到云南省偏僻之地暂避,临行时指示亲信向吏部调查及缉捕人员行贿,“悬赏一千即予二千”,又派人到省城成都四处活动,破财消灾。 相传,王三畏堂的人最终是利用丁

15、宝桢爱子暴病去世之机,重金买通丁的爱妾及随从副官,委婉暗示“自流井王家那场官司,株连太大,宫保办事很严,这就是报应,看来清官也不好当”。丁宝桢这才松了手,潜逃在外四年之久的王朗云,得以重返故里,一场震动朝野的大公案,至此不了了之。 颜晓凡出手不凡 王朗云行事张扬,飞横跋扈,出自王三畏堂,却似谁也不“畏”。与他同辈而小两岁的颜晓凡,身为“老八大家”之一颜桂馨堂堂主,倒也人如堂名,个性要温和许多。 前文说过,颜晓凡曾与王朗云联手捣毁水厘局,以抗议川督骆秉章加收盐税。那会王朗云坐镇一线,指挥调度,人称“小诸葛”的颜晓凡则夜奔省城,幕后活动,可见两人作风之迥异。 据族谱记载,颜家于清雍正年间自广东海丰迁入四川。道光十年(1830年),颜晓凡之父颜昌英在自流井创建桂馨堂,从事盐业。此后父子两代悉心操持,前后30年间(大约18401870年),跻身自贡地区盐商“老四大家”之列。颜晓凡16岁起辅佐父亲打理生意,未到30岁即总管家族盐井,独当一面。 王、颜两家虽一度合力对抗官府的盐业政策,但毕竟存在直接利益竞争,彼此关系其实不那么和睦。财势更雄厚的王朗云不太乐意颜氏与自己平起平坐,时有兼并之心,颜晓凡则认为王家不过倚仗祖宗地基优势,坐享其成,算不得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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