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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当前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瓶颈，税收政策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可以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现实意义,梳理了当前税收政策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借鉴国外经验，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消费意愿着手,对税收政策的调整提出建议：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调整现行消费税、房产税政策；二是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降低营业税税负；三是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四是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税收优惠力度。 关键词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 税收政策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变缓，对外出口下降，扩
2、大内需成为当前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首要政策取向。消费不仅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经济运行的前提，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与出口、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同，消费增长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扩大内需，落脚点还在于扩大消费这一最终需求上。因此，如何刺激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为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也是税收政策调整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现实意义（一）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可行性。近年来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偏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递减，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有所下降。有关资料表明，我国GDP中最终消费所占的
3、比重2000年为61.1。2007年下降到49，同期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由46.4下降到35.3，大大低于70%的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消费增长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我国近年居民财富不断增加，为消费升级时代的来临提供了先决条件。200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456美元。2008年8月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20万亿元。按国际通行说法，这正是消费水平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事实上，早在2003年，我国居民财富积累已达到了消费升级的临界点。目前中国是全球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近5 年，中国消费年均增长13.1。今后即使年均增长10，到2020年，消费规模也将超过30万亿元。（二）
4、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必要性。消费需求的性质决定了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非消费需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扩大消费需求势在必行。首先，投资需求过热,投资效益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空间缩小投资率不断攀升而消费率持续走低,这将意味着投资效率越来越低,经济运行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效投资。目前我国投资效果系数(年度GDP增量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1995年该系数为0.63,到2003年降至0.28,2005年降至0.26,即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所提供的GDP增加额越来越少;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增量之比)又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由1995
5、年的1.59升至2003年的3.59,到2005年ICOR为3.83,即每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多。“而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ICOR为1-2,可见我国整体的投资效率是比较低的。其次，出口需求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政策和环境影响,增速回落不可避免。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外需过分依赖,外贸依存度很高,我国己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但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石表示,虽然中国外贸顺差持续扩大,但有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出口增速在回落,进口增速在回升,进出口结构在优化。这传递出一个信号,即中国外贸顺差规模持续扩大只是暂时的,未来会逐渐缩小。总之
6、，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它虽然没有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变化那样活跃,但它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的部分,也是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今我国三大需求要素中,投资需求过热,效益下降。同时,出口需求受国内外各种政策及环境影响,贸易摩擦又接连不断,增速将逐渐回落。可见,如果我国再象以前那样,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结果将会事倍功半。因此,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应该坚持走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的发展道路,扩大消费需求势在必行。二、当前运用税收政策刺激居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以流转税收
7、入为主的税收收入结构造成税收负担向中低收入阶层转嫁。政府的税收负担主要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承担。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税种直接附着于商品价格，最终进入消费领域。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我国流转税类税收收入占据50以上的收入格局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我国税收负担的承担主体，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二）累退性的所得税制更大幅度地减少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所得税制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工薪税或者称为社会保障税，这些税种不容易产生税负转嫁，纳税人一般就是事实上的负税人。但是，如果所得税制总体上存在累退性，就会成为推动社会分配差距扩大的直接动力，加速贫富
8、分化。这是我国税制制造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新企业所得税法总体上属于对资本的减税政策，它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地位，使劳动处于更加不利的社会处境，由于增加了资本竞争的砝码，引导我国的收入分配走向分化。我国职工报酬占GDP比重近15年来下降了12；自2003年以来，在个人所得税收入结构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已占一半以上。现行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累退性，不符合实际纳税能力原则，缺乏人文关怀精神，加速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一是工资、薪金所得税长期实行定额扣除法，不能准确反映由纳税人的家庭人口、赡养、抚养、就业、教育、是否残疾等基本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纳税能力；二是对“三费一金”的扣除存在明显的劫贫济富因素，与
9、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功能相违背；三是对股息、红利所得长期采用比例税率，客观上具有累退效应；四是在我国金融财产急剧向少数人集中的现实状况下，对个人转让股票所得长期实行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三）缺乏累进性的财产财富税收制度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财产财富税制主要包括房产、物业等不动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财产税。它的主要政策目的不在于获取更多的政府收入，而在于体现政府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关心程度，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期稳定的综合目标。政府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决定财产财富税制的完善程度和具体税种的累进与累退性质。我国财产财富税制的不完善和严重的累退性质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
10、的快速扩大。第一，过时的房产税是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领域制造贫富分化的关键和根本。现行房产税采用房产租金收入和房产原值减按一定比例扣除的从租计征和从价计征两种办法征税，税率分别为12和1.2。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房产投资价格收益已经远远高于租金收益，继续维持以租金收益为房产税计税依据而不是全部以市场评估价值为基础确立计税依据，将造成房地产税收大量流失。同时，房产税减免政策成为制造贫富分化的关键和重要加速器。首先，对非营业用房产免税建立在个人基础上而非家庭基础上，富人家庭拥有多套非营业用房产，且这些房产多分布在其未成年子女或者18岁以下子女名下而我国又缺乏赠与税的配合，对这些非营业用房产免税，造成对
11、中低收入家庭未成年子女或者18岁以下子女的税收政策歧视，更加导致这部分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起点不公平。其次，对享受免税照顾的非营业用房产的数量及次数没有限制，导致了在同一地区或者在不同地区同时拥有多套房产的富人阶层多次享受免征房产税优惠，从而对广大中低收入家庭造成不公。最后，按营业用与非营业用来划分是否享受房产税免税，而没有非常明确地将房产税免税界定为普通居住用住房，导致高档住宅、别墅等高档居住用房享受房产税免税，违背了税收量能负担原则，加速了社会分化。第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缺失促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加速扩大。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民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
12、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是，遗产税和赠与税一直未予立法开征。缺乏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财产 税制度，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更加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小康社会建设。第三，车船税政策定位不当，缺乏调节力度，加大社会分化。自2007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开征车船税，取代了征缴几十年之久的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但其计税对象仍然沿用了原来基于使用车船的行为征税，而不是基于财产征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差，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四）地区税收优惠和激励性的税收返还制度使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相互交织。由于各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欠
13、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在政府收入90以上来源于税收收入的体制下，税收制度存在的任何“累退性”均会通过税负转嫁机制而将高速增长的税收负担转嫁到经济欠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激励性的税收返还制度又进一步扩大了地区差距，从而在全社会制造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这是我国财税制度制造收入分配差距的特殊机制。三、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国际经验借鉴（一）涉农税制体现了对农业的优惠。西方国家的涉农税制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基本上都没有设立对农业单独征收的税种，而是在税收体系中通过各种优惠措施来体现政府的支农思想。在涉农商品税制方面：许多国家在商品税制设计中虽然视农产品为一般商品，但把初级农产品作为特殊税目给
14、予优惠。如美国，各州把农产品纳税环节一般都定在零售环节，农产品不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农场主无须申报纳税。加拿大的商品税由多个税种组成，涉及农业产品的税收有许多优惠措施，如对许多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投入品免税，对初级农产品实行零税率，对农业用地出售实行免税等。法国的增值税规定，对农业生产所需购买的机器、肥料、种子等所负担税款可做进项扣除，且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6%，而对一些农产品按7%税率征收，对某些特定农产品销售给予免税。在涉农所得税制方面：西方涉农所得税一般包括在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中，对农业所得根据农业生产基本特征和农民收入来源特性计算，税率也较优惠。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对农业有三项优惠：农业
15、生产者可采用现金收付记账方式延迟缴税时间，使农民可充分利用货币时间价值；采用较低税率；申报税款可按3年净收入平均数申报。加拿大对农业企业适用税率低于一般非农业企业。法国将农业所得定义为纯收益所得，同时还要考虑家庭及家庭人口情况，并在税率上有一定优惠。（二）运用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发展经济是扩大中低收入者就业，提高其消费能力的根本途径。发达国家普遍运用税收政策，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如美国政府继2001年颁布经济增长和税收减免协调法案之后，又于2002年颁布了工作岗位创造和工人援助法案，都是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增加就业机会。1998年，日本政府增加投
16、资17万亿日元，减免企业税收6万亿日元，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英国为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和小企业基层联络中心，简化小企业注册手续，为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担保，开展培训和咨询服务，并免征1-3年的企业所得税。德国政府规定在小企业开办最初2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并提高最高免税额，如果在东部地区创办小企业还可优先获得贷款，并免征企业所得税。俄罗斯为新办小企业提供廉租商业用房、减免税收，并从2003年起对所有小企业再减税50%-70%。（三）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积极作用。个人所得税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可以按纳税人的基本生活情况而定；二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体现量能负担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福利国家”政策，通过财政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便成为实施这一政策的首要选择。在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