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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摘要：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演进中，“问题与主义”论争具有历史性转向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过往聚焦资产阶级文明目光的最高点总结，而且开启了追寻社会主义文明新目光的起点。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新视角探讨“问题与主义”论争，可以清晰地展现李大钊作为那时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汇期，顺应时代开展潮流，探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目光转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问题与主义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实立李大钊是
2、1919年8月参与“问题与主义”论争，9月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前后相隔一个月，那么究竟是这场争论推进了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观？还是李大钊已有马克思主义观积极参与这场争论？因此，弄清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先决性意义。一确立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一方面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深重，另一方面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竭力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自林那么徐开眼看世界，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自始至终没有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与富强、人民自由与民主，而是陷入帝国主义长期操纵的新旧军阀混战。各系军阀以出卖民族
3、利益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与外国势力相互勾结实施残酷统治，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祸。直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新前途，从此纷纷去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促使新文化运动开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掀起了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浪潮。李大钊在先进的中国人这一历史演进中，从晨钟之使命到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祈盼“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3，深入研究并认知俄国革命及其主义的杰出代表，代表着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目光的实践转向。二确立的历史过程1913年之前李大钊是否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认知，学界言论各异。没有争议的是，1
4、913-1916年李大钊留学日本，接触到了社会主义。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7月李大钊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分析俄国社会爆发革命纷杂原因，提出“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4。11月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学理分析俄国之革命与法兰西之革命的性质差异，认为俄国之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文明的新曙光、新潮流。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面对战后“究竟是谁的胜利”、是“人道”和“公理”的胜利等问题，李大钊立即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hevim的胜利，科学地分析了一战的起因和结局，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介绍俄国Bolhe
5、vim主义是一个怎样的主义，认为一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Bolhevim的胜利、赤旗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这反映了李大钊探索救国真理目光的转向。1919年5月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理论上完整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最终确立。8月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论争，李大钊致信胡适与之商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得出了主义与问题并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那么，提出了“根本解决”的科学方法。之后的一年里李大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分析中国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6、应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标志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全面确立。二、“问题与主义”论争有的观点认为“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参与者不仅仅是胡适、李大钊、蓝公武，还有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张东荪、戴季陶等人参与讨论各抒己见7；范围也不仅仅是胡、李、蓝发表的四五篇文章，而是认为胡、李随后发表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论战的延续，因为双方都开展了在论战中的观点2。一“问题与主义”论争概览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有识之士，都曾倾心致力于向西方学习企图拯救中国，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和斗争都陷于失败的境地。但先进的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探
7、索救亡之道，在总结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洗礼后，对向西方学习、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认识。特别是面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使他们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前途，而且使他们在实践上运用初步掌握的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了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研究社会主义的兴趣大增，既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如马克思主义，也有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如工读主义、新村主义、互助论等。各种主义之间阵线混淆、混杂难分。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李大钊离京回乡避难，每周评论便由胡适接任。胡适认为此时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空谈主义无用，于是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
8、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而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最早发文与胡适讨论的是蓝公武在国民公报上发表的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恰好在出京時读到了胡适的文章，离京后致信胡适与之争论。胡适把此信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名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接着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回应蓝、李两人的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还未见刊，每周评论就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遂告一段落。二“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内容有文章在分析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认为“作为资产阶级改进派，胡适不但割裂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而且更将马克思主义偏见地理解为过激主义，”8事实上，胡适并没有割裂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胡适反对的是
9、高谈主义，认为高谈主义是很危险的，但是高谈主义并不等于不谈主义。胡适强调过“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9。另一方面，胡适所谈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与蓝、李两人的观点是相似的。胡适认为“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9。李大钊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6，主义是社会上多数人的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蓝公武认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9。三者的“救时的主张”“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行动标准”，所指的都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或想法，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1.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对于分析
10、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胡适用的是实验主义方法论，李大钊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胡适说“但凡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9，“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研究问题的工具”9。他认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解决问题才是首要的，研究主义是工具。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别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6李大钊是把问题与主义并重，问题的解决需要主义的正确指导。胡、李的观点并不冲突，只是存在差异。而导致差异的原因在于用不同的主义看待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实验主义的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对待问题与主义的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11、是不同的。因此，实验主义的胡适侧重点在于结果，至于主义那么只是一种工具。研究主义不在于主义本身，而在于问题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侧重点在于研究主义和解决问题是“交相为用的”“并行不悖的”6。至于主义，李大钊说“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6在李大钊看来，主义是因时因地因事实际情况而主动地发生相应变化的。而在胡适看来，主义会发生变化是因为主体针对时势的需要而提出具体的主张，主义是被动地发生了变化。2.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综合分析胡、李争论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都认同解决问题需要主义作为工具，问题在
12、于：胡适认为，主义作为工具是先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从许多工具中找到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本质上是用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去思考问题的解决；李大钊那么认为，主义作为工具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里，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所有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并且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个可以“根本解决”问题的工具。这实际上构成了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6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对此胡适是不信的、反对的。他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
13、体问题的解决法了。”9三、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对“问题与主义”论争反思的重要作用“问题与主义”论争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胡、李的争辩使真理越辩越明，是先进的中国人目光转向俄国探索探寻救国真理的历史转折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实践先导。一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目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近代以降救亡图存是时代的最强音。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一直向西方学习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船坚炮利技术、戊戌变法的英国议会制度、辛亥革命的美利坚共和制度等，但从这些资本主义理论的实践结果看，“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
14、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0。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解放，特别是引领方向的重要领导者李大钊开始觉醒，从中找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介绍社会主义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领导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并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提出“根本解决”的科学方法，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现了先进的中国人救亡图存目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初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作为众多思潮中的一种传入中国，1917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转折点。问题是，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视社会主义
15、革命是过激行为、社会主义是过激主义，一再地加以抵抗、拒绝，使得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对国外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相并不清楚。李大钊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认知与宣传也是在爆发半年多之后。李大钊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6，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论争中促使李大钊思索主义的实践性，把主义应用于实际，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斋式的学习研究中，应该把马克思主義应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境中。由此，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专门翻译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不遗余力地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
16、。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周恩来等成立的觉悟社，都成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和阵地。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行动，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认为应该借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改造中国社会，“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农民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4此时李大钊已经初步形成了知识分子应该与农民结合的思想。更进一步地，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明确知识分子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去结合工农群众。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