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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对古代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寄托了士大夫阶层“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古器物学在上层与礼制改革相结合，逐渐渗入礼学传统之中，改变着士大夫对“古”的认识，导致徽宗和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最终使古器形制成为国家祀典用器的标准。同时，古器物学的成果也向民间扩散，并与民间固有的工艺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批独特的仿古器物1。在制作仿古器物时，必须有具体的“样本”根据，当时人称之为“样制”、“样式”或“图样”。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为“样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一从三礼图到博古图北宋时期，朝廷
2、制作礼器的样本是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聂氏三礼图继承了汉唐经师对于“三礼”名物制度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文献出发，通过经文和历代注疏来复原上古礼器。这样就难免出现很多望文生义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其中荒谬可笑之处比比皆是。宋初将三礼图定为朝廷礼乐制作的范本，并图绘于国子监讲堂之壁，享有权威地位，但学者范围内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三礼图的问题，在传统经学体系内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求助于新的知识背景。宋代金石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更新传统礼学的任务。宋代古器物学的先驱刘敞就是一位礼学专家，“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数十件，经常说：“我死，子孙以
3、此蒸尝我。”2他在先秦古器图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礼家明其制度”应是古器研究的目标之一3。刘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学家吕大临，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他博语文教学论文http:/ 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17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称之为“新成礼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18。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无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笾豆爵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今来未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