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需要一场哲学反思.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企需要一场哲学反思.doc（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1631户国企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对其收取红利。国企分红，天经地义。但分多少？怎么分？国企的强大，对中国贫富格局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的利弊何在？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究竟如何定位？这些问题，都需要一场更深刻的哲学反思。本期刊发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相关分析，供参考。经济增长需要更大自由度南方周末：最近你出了本书叫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如果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跟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异同何在？陈志武：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说明，人的自由恢复越多，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包括私人财产空间扩大得越多，经济活力就提升越多。中国的经历并没有反证自
2、由促发展的一般性结论，正好相反，是证明了中国人、中国社会也不例外。什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市场经济和法治。 这是人类的模式，不是中国特有的模式。驱使人们早起晚归、勤奋耕耘的根本动力是一样的，就是要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自由。不论哪个社会，对经济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政管控，就是限制个人的自由，必然抑制经济活力，给创新进步设置障碍，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否则，当初何必改革？是各种私人自由的增加，而不是还存在的政府过度管控，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增长。1978年，不管在私人空间还是经济空间，到处都是政府的影子。南方周末：那时可能90%的经济社会空间都被管控，现在这个比例还有多大？陈志武：要
3、看领域，有些领域减少得多。原来婚姻是被管控的，要领导同意才能结婚、离婚，现在决定权回归到了个人，私人空间的自由度提高很多。南方周末：有人说现在这么多问题，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郎咸平就认为产权改革不是要规范而是要回到国有制。陈志武：我搞不太清楚他说了什么，因为他经常变。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国有制下，权力制衡缺失，体制问题严重，只是由于计划经济产生了贫穷，权力虽然无所不入、也不受制约，但权力寻租能够得到的也不会多，体制问题在以前不是以金钱方式表现出来的。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巨大价值，经济自由度的增加不仅使民营经济发展很大，也迫使国企开始盈利，于是，权力就有了寻租的基础，但必须清楚，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
4、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严重，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只是市场化之后让这些问题有机会以金钱方式显现出来。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权力可以失控，但当权者不一定个个都能寻租捞很多钱；一个钱多的市场化社会里，权力制衡局面不一定更坏，但以金钱表现出的贪污腐败、权力寻租可能更处处可见。南方周末：自由的增加带来了经济繁荣，但因为缺乏法治规范，是否也带来诸如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这些严重后果？陈志武：有些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是因为还有许多不自由、权力渗透到太多领域所致。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资本会往回报高的地方走，哪里投资太少，往往那里的单位资本回报就更高，各地区、各群体就更能享受到水涨船高的效应。如果行政权力不顾投资效率地配置资
5、源，表面看好像更能促进公平，但据我研究，实际情况是，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行政配置资源程度越高的社会里，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不公越严重，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越要靠权力、关系配置资源，机会不平等、社会不公越严重。很多人怀旧，说1978年以前没什么自由也活得蛮好，现在并不一定幸福。这涉及到基本价值，也涉及到系统思考的问题。1978年时，人们没什么选择空间，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就很满足了，谈不上个人尊严，因为尊严过于奢侈。1980年代初，我去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所所长家里，三代人住一间小房。白天工作时，必须把床收拾了做桌子。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厕所更少。普通研究员连这都没有。很多年轻老师为了分一间阁楼，就勉
6、强结婚。那是一种什么生活呢？现在买不起更好、更大的房子，这问题是很大，但跟市场化改革前比较，这是锦上添花的问题，原来可是基本生存、基本尊严的问题！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后，房价涨了很多，有些是过去政策不当所致，但住房商品化后，人们的居住环境比1978年更糟了，还是反之？房价高不是否定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理由，那次改革带来的住房自由选择空间的扩大，使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现在的供应量大大增加了。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的自有房比例可能在80%以上。南方周末：有这么高吗？只算本地户籍人口？陈志武：对。今天，一般人有自己的卫生间、厨房，还有书房，设计很宽敞舒适！当然，也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或者在
7、还住房贷款。但即使抱怨的人也知道，这与1978年是完全不同数量和性质的问题。自由增加了，市场发达了，也会有头痛的问题。亿万富翁也头痛：子女怎么培养？小孩一出生就很多钱，为什么还要去工作？整个人生意义在何处？这就是人啊。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南方周末：意义感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更多的人是贫穷病，或贫富不均的病。陈志武：美国、挪威或瑞典人都有挑战，而且很大！人就是这样的，没有挑战就难有幸福感和真正的满足感。幸福不幸福，是非常个人化的感受，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该有。一旦走出温饱挑战，幸福更多来自追求结果的过程中，而不一定是结果本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是幸福的前提。自由增加后，每个人都能选择、管理自己
8、的生活，更加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由领导来安排。这是更高境界，但你要对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负责，责任和自由是相配的，这就有了一种跟生存压力不同的挑战。南方周末：有时自由是一种重负，它需要你承担更多责任。但同样是自由度的增加，会不会某一部分群体增加得太多了一些？陈志武：这主要体现在起点差别上，农村出身和城市出生不同，农民工子女和富二代、官二代面对的机会就更不同。前者是城乡户籍制度歧视所致，是人为的即可以改变的，而后者是家庭背景不同所致。1970、1980年代时，农村和城市出生的差别不大，因为大家都没有太多机会受教育，都比较无知。可是，到互联网时代，城市孩子和农村的差别就太大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越来越难
9、。人的天赋不一样，姚明个子高，篮球打得好，和其他人没法比。但在非天赋方面，设计制度就应避免歧视，尤其要通过制度设计，包括适当的税收支持，让背景不同的孩子们尽可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如9年免费义务教育等。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更符合公正原则。国企一定比民企和外资安全吗南方周末：民营资本的创业自由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延伸。但在行业准入和融资方面，民企与国企、外资的待遇差别较大。这种不平等该如何解决？陈志武：国企的存在，造成机会和权利的不平等，问题非常严重。现在连国企主管部门也不一定清楚，国企、国有经济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最初推出国有经济时，整个制度建构背后包含的哲学非常清楚，当时认为私有制是所有社会不平等、社会之恶的起源。为了解决社会不公，革除这个万恶之源，通过政府拥有、经营企业，通过土地的公有，来消灭私有制，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尽管事后看，那是一种乌托邦式制度设计，有逻辑上的漏洞，但至少当时背后有非常强的政治哲学基础。可是，现在没人重新在哲学上把这个事弄清楚，今天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国资管理体系里，一时要国企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时又要他们追求资产规模最大化，或者追求销售收入、市场份额的最大化，变来变去，让国企高管很难把握，因为每种不同的目标意味着不同的企业策略。还有，通过国企垄断赚了很多钱，需不需要上交？上交多少？本文编辑：太岁首发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