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与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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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工子弟学校与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以北京知行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宋春利(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摘 要: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的 矛盾造成打工现象、打工子弟的出现,这种矛盾进一步造成打工子弟与流入地政府、 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这种相互矛盾导致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从而进一步造 成打工子弟学校与打工子弟、流入地政府、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由旧有公共管理 体制所引发的这一系列矛盾不仅导致打工子弟上学难,打工子弟学校生存难和“合 法难”,更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在不断地扩大和尖锐,已对我国的政府管理和现行 的公共管理体制出了严峻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

2、不仅需要对政府进行改革,更需 要对旧有的公共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即对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本文以北京知行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分析流动人口子弟上学对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提出 的挑战和应对办法。关键词:打工子弟学校;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户籍制度;政府改革1 案例: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亦即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主校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 季青镇双槐树村2 号,在海淀区原龚村小学和海淀区储备中专各有一个教学点。学校现有在 校生 2789人,教师136人。学生来自全国24 个省、市、自治区,涉及7个民族。教师来自 全国 16个省、市、自治区,主要是师范院校毕业生和退休教师,

3、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有78 人。小学使用北京市教材,初中使用人教版的全国通用教材。1.1 艰难创业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始创于1994年 9 月 1 日,创建人为河南省息县民办教师李 素梅。李素梅最初到北京打工,并没有办学校的想法。1993年,同在北京打工的堂弟找到 她,向她说起自家小孩无法上学的事。原来,李素梅堂弟的小孩已经8 岁,早已到了上学读 书的年龄,堂弟夫妻两个很犯愁,把孩子送回河南老家,老人不好带也不好管,孩子有点事 情就得隔三差五的往回跑,既耽误打工挣钱,又是一笔不小的路费开销;想在北京上学,没 有北京户口,学校不收。好不容易恳求校长允许借读,一谈到每年3000 块钱赞助费和每年

4、 600 块钱的借读费,堂弟夫妇就打了退堂鼓,打工挣的钱要交房租,一家三口要吃、要喝、 要穿,还要寄给老人生活费,哪有那么多钱一下子拿出来。万般无奈,堂弟恳求曾在农村老 家当过民办教师的李素梅,索性办个学校,几个在北京打工亲戚的小孩由她来教,既省钱又 省事。李素梅当时并没有答应,办学校得有校舍,得有桌椅,得有教材,丈夫易本耀在河南 老家,她一个女人在北京,要办一个学校,难哪!1994 年,又有几个亲戚和老乡找到李素梅 诉求,孩子早都过了入学的年龄,最大的一个有12岁了,交不起赞助费、借读费,天天在宋春利(1973 ),北京人,清华大学03级MPA。 五棵松附近的村子、菜地里“野”。这些亲戚和老

5、乡都有一个愿望:有些文化的李素梅能把 孩子聚拢起来,教他们读读书。这些情况,李素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自己就是12岁 才上学,知道失学对人的影响,最终决定创办学校。没有校舍,大家就在五棵松李素梅姐夫 承包的菜地利用草秸、塑料布搭了个棚子;没有黑板,就用一块大木板涂上黑墨;没有课桌, 就用砖头垒。 1994年9月1日,这所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正式开学了,当时只有9名学生, 李素梅 1 名老师,每名学生每学期交40元学费。“五棵松有打工子弟的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陆续地总有一些打工者把孩子送过来。 1994 年底,李素梅已经收了22 名学生,实在忙不过来,丈夫易本耀在河南老家粮食局办了 “停职”

6、,跑到北京和她一起办学。1.2 东漂西泊1997年,易本耀夫妇的打工子弟学校已有260多名学生,为了改善教学条件,开春后, 他们又盖了两间简易教室。但是,令易本耀夫妇痛心的事接踵而至。 1997年4月 21日,学 校所在的菜地被征用,原来的窝棚教室被一拆而光,刚刚建好的教室还没来得及使用就被推 倒了。稍大一点的孩子看到上课的教室被一间间的推倒,开始哭起来,他们不知道还能不能 读书。易本耀夫妇带着孩子们开始“漂泊”。 4 月 21 日,夫妇两个带着262名小学生移至海 淀南部丰台北部的沙窝村,仅仅呆了半天,由于当地派出所联防的干预,学校又被迫“转 移”。 5月6日北迁至彰化村,8月20 日,再西

7、迁至海淀区五孔桥村。自此,以五孔桥为基 地,易本耀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始逐渐扩大规模。1999年,租下海淀区原北高庄小学校舍,2000 年租下位于海淀区的北京物资储备中专南院校舍及教学楼一部分教室,2001 年,租下海淀区 原双槐树小学校舍。好景不长,租用的校舍接二连三地被拆除。 2002年11 月,北高庄小学校舍被拆除;2003 年 2 月,北京物资储备中专南院校舍被拆除,只留下教学楼的部分教室;2004 年 3 月,五孔 桥校舍被拆除。 2004年 3月,易本耀将五孔桥原班人马迁至海淀区原紫竹院小学,由于只是 向海淀教委暂时借用三个月,紫竹院小学校舍又即将开发,5月 31日易本耀又率部西迁至海

8、 淀区原龚村小学。至此,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海淀区共有三个教学校址:双槐树、龚村和北京物资 储备中专。1.3 丰台“受重创”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海淀发展的同时,为适应更大的社会需求,在丰台区也迅速 地发展起来。 2001年7月,租用丰台区小屯路原丰台成人中专校舍,2002年7 月又相继租 下丰台区原赵辛店校舍,丰台城市园林建设学校部分校舍和丰台区南苑校舍。为了争取在丰 台“合法化”,限于不同的区要用不同的校名,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在丰台用名为师陶 学校,四个教学区分别称作师陶一小、师陶二小、师陶三校和师陶四小。这时,易本耀行知 打工子弟学校仅在丰台部分的师陶学校就有1385人,教职工

9、79人,一度成为丰台区最大的 打工子弟学校。2003年 4月,即北京“非典”期间,丰台区教委关闭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小学,共79所, 其中包括易本耀的师陶学校。由于是被丰台教委强行关闭,学校的所有桌椅、捐赠来的电脑 及教职工的生活用品都被封在校舍内,直至今日。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丰台军团”可 谓全军覆没。1.4 海淀“合法化”在东搬西迁期间,易本耀夫妇从没有放弃使学校“合法化”的努力。早在1998年3月,国家教委制订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流入 地政府应该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职责,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专门招 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并对“简易学校的设立条

10、件酌情放宽”。当时易本耀 和李素梅很兴奋,认为自己的学校终于可以有一个“名分”了。他们迅速整理了办学材料向 北京市教委申请注册,北京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先生为当时没有正 式校名的易本耀打工子弟学校起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申请并没有被审批,但北 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开始被社会各界所知。2003 年 9 月 8 日,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朱善璐同志到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调查、慰问师生,同时资助10 万元帮助学校改善办学条件。2003 年 12月 10 日,经海淀区委、区政府、区教工委、区教委和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的 帮助和支持,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通过办学标准验收,

11、被海淀教委批准为民办学校,领取 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定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2 案例剖析2.1 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生存原因探悉1)原因之一:客观需求的存在。从最初的办学到现在,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能够 生存、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市场,有很强的客观需求。仅举一例 说明: 1998年8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五孔桥教学区,易本耀被近百名家长团团围住,要 求入学。原来,受当时办学条件所限,仅有的几间教室已经排满,无法再招收更多的学生, 这就意味着迟些报名的近400 名打工子弟学龄儿童当年不能到易本耀的行知学校读书。于是 家长们给易本耀夫妇送来烟、酒、水果、鸡蛋

12、等礼物,甚至有的还往易本耀的口袋赛钱,或 300 元或 500 元。更有甚者,有的夫妻开始吵架,相互埋怨对方为什么不早些报名。特别是 有一农妇在向易本耀哭求无果后,情急之下,下跪相求,凄惨至极。最后,易本耀被逼出一 法,将课桌间的过道利用起来:上课时两课桌间搭上木板当作新课桌,下课时将木板移开仍 作过道,这样又多收了几十名学生。原因之二:易本耀夫妇的主观努力。易本耀夫妇开始办学时的思想很朴素,就是为了让 亲戚老乡的娃娃们能识些字、读些书,同时办学也成为自己在北京打工谋生的手段。但这种 朴素的办学思想逐渐升华,最终上升到为更多的打工子弟脱盲,弘扬陶行知教书为国,“改 造社会”的精神,为提高民族整

13、体素质尽献力量的高度上来。仍以上述1998年8月20日 事件为例,农妇向易本耀夫妇下跪为子求学,对易本耀夫妇的触痛很大。正如易本耀所讲, 他是留着泪将那位农妇掺起,场面刻骨铭心,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就是再苦再难也要 把学校办下去,让更多的打工子弟读上书。坚定的信念产生坚定的意志力,凭借着坚定的信 念和意志,易本耀夫妇为办学做出了不懈努力。原因之三:社会各界的支持。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能够很顽强地生存下来,离不开 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这里包括旅美华侨任玉书女士、香港同胞陈思堂先生,荷兰友人巴 伦特女士及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想集团、世 界宣明会等不胜

14、枚举的组织、公司、个人的无私捐助;有来自北京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教育机构提供无偿的师资培训;有来自 朝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赤峰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信阳师范学院等院校的长期输入青年教师 的合作支持;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13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学扶持及大学生的志愿服务; 有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新京报;中央电视台、北京 电视台、湖南卫视、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

15、香港凤凰卫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 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国内众多网站等近300 多家新闻媒体常年的关注报道;有 来自海淀教工委、教委、海淀区委、区政府、北京市教工委、教委、北京市委、市政府、教 育部、国务院办公厅等领导同志的慰问、帮助与支持;更有来自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亲切关怀。正是有了如此多的帮助与支持,易本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才能在夹缝中生存、 在困境中发展。原因之四:逐渐有利的政策环境。1998年3月2日, 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发文流 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其中第七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 办中小学借读为主,也可入民办学校、全日制公办中小

16、学附属教学班(组)以及专门招收流动 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接受义务育。”第九条规定:“经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 部门审批,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 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办学经费由办学者负责筹措,流入地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应予以积极扶持。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允许其租赁坚固、适用的房屋为校舍。” 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象易本耀行知学校这样的简易学校可以招收流动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易本耀夫妇看到此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后很兴奋,急忙开始准备材 料,争取“合法化”。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 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把占流动儿 童少年的绝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流动儿童少年”群体 中单独提出,突出强调,这是首次直接把政策焦点对准农民工子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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