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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探析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刊刻于昭通市盐津县城南30公里豆沙关五尺道西侧崖壁上，刻石高约60厘米，宽约25厘米，全文八行，直下左行，计一百二十二字，除末行“袁滋题三字为小篆外，其余七行均为楷书。释文如下：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第一行）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第二行），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第三行），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第四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第五行）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第六行）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第七行）。袁滋题（第八行）。石刻记载了唐德宗贞元十年（
2、794年），御史中丞袁滋奉史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途经豆沙关（唐时称石门关，秦开五尺道亦即此）时，于悬岩峭壁间摩崖题刊记事，距今千余年。该石刻是云南省历史文献中的重要实物资料。于1988年1月13日纳入国务院公布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摩崖石刻历史背景唐天宝年间，唐王朝对南诏先后发动了泸南、西洱河两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南诏乘机联合吐蕃，向东扩张，占据爨地，继而攻陷姚州，取大小夷州县三十二个，据地自雄，继而与唐朝决裂。唐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异牟寻希望归唐，派遣使臣分三路使者到朝廷，向皇帝表示交好之愿。唐遣崔佐时至点苍山与异牟寻结盟，并共同击败吐蕃。公元794年，唐德宗派遣御史中丞袁滋
3、为册南诏使，前往南诏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表示世代友好。二、摩崖石刻刊刻的史实及意义摩崖石刻文字所记述的历史情况及其石刻本身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唐德宗贞元十年遣袁滋册封南诏，内属归唐，史册灿然详备，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然诸书记载中有关史实、年代、当事人等方面多有相互矛盾之处，有此石刻作为当事人留下的实物证据，对于补唐书之缺及正误其他载籍处，尤为珍贵。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唐朝边臣失政，南诏阁罗凤被迫背唐，相继击败鲜于仲通，大破李宓等所出唐兵，唐军先后损失二十万人。十一载（752年），南诏遂依附吐蕃（今西藏），吐蕃为笼络南诏，赐为兄弟之国，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意即吐蕃赞
4、普之弟，云南国的大王。阁罗凤死，其孙异牟寻嗣位，后与吐蕃和兵功唐，德宗派大将李晟、曲环等，打破吐蕃、南诏军八万多人，吐蕃悔怒，改封南诏为“日东王，除去“兄弟之国地位，双方关系遂生变化。吐蕃把南诏降为藩邦属国后，不仅向南诏征收重赋苛税，还占据了南诏的险要之地，设立营堡，并命其每年出兵驻防。异牟寻渐感依附吐蕃利少害多，乃采纳清平官（宰相）河南相州（今河南安阳人）郑回劝其内附归唐之言（新唐书南诏传载：郑回说异牟寻曰：“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假设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善之）。时西川节度使韦皋，竭力劝诱，异牟寻遂决计归唐，遣三使至成都，以示诚意，愿为唐之藩臣。贞元十年春
5、，异牟寻与崔佐时盟于苍山，皆郑回大力促成之。会盟后，韦皋与异牟寻合兵击败吐蕃于神川，入朝献捷，皋乃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异牟寻复归唐，与唐和好，互不侵犯。以后，吐蕃力弱不敢抗，南诏渐强。贞元十年（794年）六月，应南诏的要求，唐廷派一个正式的高级官方使团出使云南，册封南诏，稳固点苍山之盟的双方关系，据新唐书卷151载：“韦皋始来西南夷，南诏异牟寻内属，德宗选郎吏可抚循者，皆惮行，至滋不辞，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金紫，持节往。逾年还，使有指，进谏议大夫。史载其所选官员“皆惮行，实际上是对是否能顺利完成王朝使命没有把握，王朝官员对西南夷自唐高宗羁縻政策以来的忌惮。时任工部员外郎的袁滋临危受
6、命，显示出袁滋才臣的勇气和担当。册封南诏的使团以袁滋为正使，庞颀为副使，崔佐时为判官。同时组成云南宣慰使团，以内给事俱文珍为云南宣慰使，成员还有判官刘幽严、小使吐突承璀等。八月使团至成都，九月中，由韦皋派兵保护，从石门（今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入云南。十月二十六日抵南诏都城羊苴咩，受到热烈欢迎。袁滋宣敕书、读册文。异牟寻表示：曾祖父开元中册为云南王，祖父天宝中又蒙袭云南王。在相隔五十年后，“贞元皇帝洗痕录功，复赐爵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1）贞元十一年三月，袁滋率南诏使臣回朝，受到盛情款待，因此行有功均被封官受爵。唐朝为加强对南诏的控制，设立了云南安抚司，九月加封韦皋为云南安抚使。贞元十年后，云
7、南全部归附唐朝，唐朝封异牟寻为“南诏，即“云南王，并赐“南诏印。“南诏是其官爵名号，又以“南诏统领疆域设置“云南安抚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三、御史中丞袁滋其人、其事、其书袁滋其人在新旧唐书有传。新唐书卷151“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强学博记，少依道州刺史元结读书；又称其工篆隶，有古法。可知他原是中唐时的一位书法家。叶昌炽语石云：“唐篆书，世推李阳冰，无异词同时有袁滋、瞿令问鼎足而三。但其碑不常见世罕有知者。此外，尚有尹元凯，季康诸人。“篆书世称李阳冰无异词，不知唐时工大小篆者尚有三家：一为尹元凯，有美原神泉诗碑；一为袁滋，有轩辕铸鼎原诗；一
8、为瞿令问，道州元刺史（元结）摩崖多其所书也。由此可见唐时袁滋的书法与李阳冰是齐鼎的，李阳冰是唐朝篆书代表性书家，也是公认的继李斯之后的篆书名家。然而后世论书者评述唐代篆書家首推李阳冰，却很少涉及袁滋这个人，或使其屈居冰之下。这与书家遗世作品的多寡有一定关系，李阳冰的传世作品多且易见到，如城隍庙记三坟记栖先茔记怡亭铭滑石新驿记等。而与之同时的其他篆书家，不知何种原因作品湮灭不存，后世难以觅见而书名不显，袁滋即是其中之一。石刻中篆书“袁滋题三字，是迄今我们可以确认的袁滋手迹，字虽不多，尚能管中窥豹。观其用笔结体，极其自然，灵动变化，很少给人有法度森森之感。三字疏密，相互乘除，映带匀适形成一小块小小
9、的章法美。袁字下部长画向右斜垂，使滋字左上角与袁字间布白留空，滋字水旁，微偏左直下，垂脚拉长，有一泻千里之势，恰与袁字右曳脚相照应。虚实之间自然流畅，毫无做作之态。昭通籍书家谢崇崐先生评李阳冰和袁滋的书法为：“冰篆见法度之工，滋篆得天趣之妙。观此刻石，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其三字也成了袁滋途经豆沙石门关的铁证，于历史及其深入研究袁滋的书法均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旧唐书中将袁滋列为“良吏。袁滋仕德宗、宪宗二朝，历官彰义节度使，又迁湖南观察使。在官期间，政清简流，以慈惠为本，深得百姓爱戴，建中初，荐于朝，及内召，百姓属僚感其恩德，耆老遮道不得去，故史书将其列为良吏。袁滋政治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即是唐贞元
10、十年受命册封南诏一事，千里迢迢，完成国家统一，民族和好之大业，功垂青史，千秋不磨。向达先生的唐袁滋豆沙关题名跋中有很高的评价：“天宝之后，南诏遂与中国隔绝，自贞元初至十年，册封南诏，使节往返历六、七载，方克就范，而袁滋诸人为国效忠，万里投荒。不避艰险，亦有足多者。贞元至太和初，三十余年，蜀中无复南顾之忧，而南诏以后，亦克享二百年之盛。予每读袁滋题名，俯仰古今，辄为之感奋不能自己。四、摩崖石刻的道路交通启示意义“交通兴、百业兴这是从古至今的亘古定律。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以来，昭通历来是出川入滇的必经孔道，尤其是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所处的豆沙关更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势，“咽喉西蜀，锁钥南滇由此
11、可见一斑。然而，魏晋以后，由于南中大姓的连年征战，朱提（今昭通）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大量汉族屯民和大姓迁徙至滇池及以南区域，朱提经济开展迟滞。唐时，今昭通地区属于南诏拓东节度使辖区，然距南诏的政治中心较远，南诏并没有在此设治，昭通成为了夹在唐王朝和南诏中间没有实际管辖的区域。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记载了西川节度使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今盐津豆沙关古时称为石门，摩崖石刻记载的开路置驿具体指的就是经石门至鲁甸江底这一段，是唐代由叙州进入云南的主要通道之一。樊绰云南志载：“贞元十年，南诏立功归化，朝廷发使册命其年七月，重开石门路，置驿站、行馆。袁滋册封完毕回朝走的仍然是石门，云
12、南志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毕，发羊苴咩城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更十日程到戎州。當时，从成都通往云南的道路有三条，为何袁滋一行会选择叙州经石门呢？袁滋题名摩崖石刻记述：“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开路置驿。由此可见，为了此行，韦皋一行提前已做好准备，沿途设置了驿站、馆舍，为确保能让袁滋一行能顺利、按时到达南诏。然而，目前昭通市境内除了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外，很少发现唐宋时期的墓葬、遗址。袁滋一行入云南册封南诏虽来回经过此道，后很少看到史籍记载石门道的具体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唐中期的石门已不再是四川通往云南的交通大通道，仅是朝廷临时启用的道路。南诏和唐朝的影响均为到达此地
13、，昭通处于一个相对闭塞的时期，从蛮书关于此地的记载中也可窥见。故尚可理解刊刻在豆沙关的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千年无人识得，直到清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北上赴京准备参加会试的昭通籍举人谢文翘再次发现，方才重新审读了袁滋摩崖石刻，揭开了历史的面纱。袁滋题名摩崖石刻作为封建统一国家的唐中央政权与南诏地方政权关系史中一项重要的实证文物，是南诏与唐王朝改善关系，重新和好的重要标记，是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又是唐贞元年间中原、巴蜀与云南交通史的真实记录。学术界将其历史价值总结为：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正史籍之误、增袁书之迹的重大历史作用，实乃名至实归（如图1）。注释：（1）新唐书南诏传卷222，第6375页。参考文献：1谢允鉴.关于唐袁滋题名摩崖.2严斯信.唐袁滋题记摩崖刻石简释.3谢崇崐.有感于袁滋篆书题名摩崖兼及对唐代著名篆书家的品评.4丁长芬.唐袁滋题名摩崖石刻兼论石门路的开与闭.5邹长铭.盐津豆沙关唐袁滋摩崖纪事.6江应梁.中国民族史.7王镛.中国书法简史.（作者单位：云南省昭通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