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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理会议的前前后后会理会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威信还在巩固中确立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最为关键的时期是在长征的时候，其起点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终点在洛川会议，其中会理会议也是一次极其主要的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得到几乎一致的拥护，是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积累起来的领导威信尤其是其指挥作战的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遵义会议讨论的关键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是怎样立即处理中央红军的出路，怎样使中央红军立即地走出国民党军的包围，脱离危险地域，和任弼时、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组建新的红色云贵川边依据地的问题。这就向在会议上取得了军事领导权的毛泽
2、东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需快速争取战争的胜利，以杰出的战斗业绩来巩固其领导地位。因此，尽管会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对毛泽东并不满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也反对毛泽东的领导，但毛泽东既往的军事领导才能还是得到了前线将领的高度认同。会议对于长征以来中央红军在军事领导上的纷争、冲突比较顺利地作出了裁决，认定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犯了单纯防御路线、拼命主义、逃跑主义的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取得了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和红军作战行动的权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是被其认为是自己直接指挥的四大败仗之一的土城战役。当初，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干部团、三军团、五军团、一军团一部等长征红军的大
3、部分主力，以尾追川军郭勋祺部为打击对象。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很弱的川军，却因情报失误、判定敌情不确，遭遇重创。毛泽东东山再起的第一仗的指挥能力受到怀疑。博古即直言：“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但毛泽东的领导权力却没有受到影响。2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张闻天商谈决定，变换中央领导，以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书记。7日，中央红军放弃遵义会议原定的北渡长江和贺龙、萧克部会师计划，开始四渡赤水的战役。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毛泽东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实施大范围迂回，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打破了敌人的整个追剿
4、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含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军事杰作，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经过四渡赤水，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得以深入确立。林彪信件代表了一部分将领的意见四渡赤水历时4个多月，红军实施高度的运动战，其特点表现在“跑路”，艰苦的转圈式往返行军。这对于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来说，是难堪的重负。而且，这种行军，因为军情紧急，上级往往不告诉下级作战意图，下级持久行军却不明所止。更为主要的是，疲惫的中央红军在承受这难堪的重负后，并未快速脱离困境，和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期望大相径庭。全部这些，激起了一部分指战员的不满。于是，在3月10日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黔敌时，毛泽东的权力受到质
5、疑，毛泽东上任不到一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被撤销。毛泽东的职务被撤销是和会高级将领表决的结果。尽管毛泽东经过努力，成立了中央“新三人团”，深入巩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但毛泽东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战术还是颇具争议。刘英就回想说，“在当初，毛主席没有以后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因此上上下下即使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一样意见，关键是围绕着是走路还是打仗。”3月16日至5月3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部分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提出了严重的质疑。红军在狭窄的云、贵、川边境，围绕赤水河穿插、“兜圈圈”，飘忽不定，行踪无常，只是不停的走，战斗
6、伤亡很大，不少指战员情绪十分冷落、消极。杨尚昆在晚年的回想录中不止一次地感叹：“红军在四渡赤水那一段走得实在苦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很疲惫，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黄克诚在回想录中统计：土城战役，朱德亲自督战她所在的红三军团四师阵地，对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很恼火，对她大发了一通脾气；在娄山关、遵义战役中，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已改变建制，废止师级，直辖团级伤亡惨重，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参谋长孔权腿被打断，第十团团长张宗逊，腿被打残，参谋长钟伟剑牺牲。对毛泽东指挥意见最大的是红一、三军团指战员。其中，尤以红一军团长林彪的怨言最盛、意见最大。按聂
7、荣臻回想录的说法，“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突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林彪表示不满后做了3件事：一是发怨言，埋怨毛泽东指挥红军尽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二是直接打电话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她出来指挥。红一军团在刚占领的会理城休整。林彪当着红一军团关键将领聂荣臻政委、左权参谋长、罗瑞卿保卫局局长、朱瑞政治部主任的面，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明确表示，“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么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拒绝后，林彪做了第三件事，直接给中央“新三人团”写信，并要聂荣臻
8、签字。聂荣臻拒绝后，林彪单独签字上送。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快速北进和四方面军会合。”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方面，对毛泽东的指挥也存有疑虑。在二占遵义、中央指派刘少奇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彭德怀对刘少奇说：“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伤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依据地作战的结果。”彭德怀还认为，现在中央存在对敌作战犹豫的现象，并对中央的作战方针提出批评。刘少奇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据此联名汇报了中央。彭德怀及红三军团其它指战员的情绪很快被毛泽东指责为右倾。中央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存在见解或保留心见。当初，中共中央总
9、书记张闻天正跟随红三军团行动。张闻天应该知道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张闻天对她的战略战术存在见解而有意隐瞒。在“新三人团”里，王稼祥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也有意见。她对张闻天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措施。她要张闻天开会讨论，决定红军的作战计划、行动方针。于是，在抢渡金沙江成功，夺得会理城后的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郊外召开了扩大会议。尤其会议争吵剧烈此次会议的召开很尤其。一是参与会议的人员尤其。按通常规律，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出席，但当初在军中的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委员陈云、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没有出席。和会人员有：中共中央
10、总书记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新三人团”组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及扩大的红一、三军团司令员、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二是会议的时间比较尤其。此次会议召开时间长，前后3天，这在长征途中并不多见；参与会议的通知来得很急，中央紧急通知，必需当日下午2时赶到。三是会场比较尤其。会场摆在城郊的一个铁厂的草棚子里，草棚外不时有敌机扔下的炸弹爆炸声，有一颗炸弹就落在会场周围，墙壁震得摇摆起来，尘土落了开会的人一身。“军团来的责任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全部由我带警卫员送去。”刘英说，这是为防避敌机轰炸扫射。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的汇报事先已同毛泽东、王稼祥商议
11、。张闻天严厉批评了林彪的信，认为这是动摇、右倾。毛泽东讲话很多，她严厉指责彭德怀，并包括到张闻天。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对林彪是恨铁不成钢，认为她写信是受了他人的蛊惑，批评说“你是个娃娃，知道个啥”，但却认为彭德怀、张闻天是别有专心，是想取而代之。毛泽东批评了彭德怀的右倾情绪，还说林彪的信就是她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听后十分愕然、难过，但她对毛泽东的盛怒之中所说的话并未过多申辩。不但如此，她还负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没打好，有些烦闷，但只是想要怎样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在会上，彭德怀也批评了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尤其提出
12、我，则更不合适。她表示林彪的信和她无关，“事先我不知道”。毛泽东在会上，还暗示张闻天和林彪、彭德怀相关，说张闻天到红三军团是联合彭德怀一起反对自己，严厉指责张闻天“是个书生，根本不知道革命战争”。会理会议经过剧烈的讨论，批评了林彪等少数人的错误思想，充足肯定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作战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周恩来、朱德等讲话支持毛泽东，称赞毛泽东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理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主要会议，会议更深入统一了思想，维护了团结，也愈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并为以后粉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进，
13、越过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应该说，会理会议加强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会议余波不停会理会议的争吵本应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步烟消云散，不过其中包括的权力纷争最少毛泽东个人是这么的见解使这一事件竟随革命斗争的胜利而时浮时起，其阴影竟影响当事人几十年甚至一生，尤其是在毛泽东和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上更是如此。毛泽东一直认为张闻天、彭德怀当初存在“换马”的阴谋，会上话里话外如此。会后，在几次党内分歧、冲突中，毛泽东不停地以此作为历史依据，说明她们和自己的“不合作”。1941年，在延安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有些人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听
14、了感觉十分委屈，回家当晚写了一封申明信，但未发出。其时，正值整风前夕清算十年内战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时期，张闻天已经失去了党内领导职位，并被认为是“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张闻天在回想这段时期的内心感受时曾这么说：“当初我有点苦闷，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张闻天犹豫再三，还是主动找毛泽东面谈。第一次，毛泽东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她”。第二次，毛泽东约请康生、陈云、任弼时和张闻天谈话，批评十分严厉，说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张闻天对此过火批评，感觉很不舒适，相当抵触，但仍未辩解。1943年9月，延安整风进入高潮，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
15、验阶段，毛泽东旧事重提，当面指责张闻天“当初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听从夫人刘英的提议，在笔记中具体辩解了这件事，说：“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小组，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汇报纲领是同毛、王商议的。我当初批评下面的右倾很厉害，是带勉强性的。会理会议基础上是正确的，同当初干部中离心倾向及部分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须的。但我认为斗争方法还是过火的，无须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她们。”年底，张闻天将笔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写得很好”。据杨尚昆的说法，当初张闻天还专门进行了调查，查实是一个同志“信口开河乱说的”。在“笔记”说明事实的同时，张闻天还附上了一件“林、彭二同志有关此
16、事的正式申明”。比起张闻天来，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更为“恶劣”。她一直认为，彭德怀是要直接夺权。彭德怀对此一直未多作辩解，以求“事久自然明”。但彭德怀低估了此事对她的影响。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会议后期，议题转向批判彭德怀，在大连的林彪也被紧急召来，作为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救兵”。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实际上已先在党内关键层统一了根本批倒彭德怀的思想。批判时，毛泽东“新账老账一起算”，认定彭德怀和她自认识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再次谈起会理会议彭德怀的争权，以作为彭德怀反党的历史依据。在场的林彪立即解释说，她当初写信给中央，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议，和彭德怀无关。彭德怀认为总算澄清了一个20多年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