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采风”与“田野工作”

《也谈“采风”与“田野工作”》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也谈“采风”与“田野工作”（1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也谈“采风”与“田野工作”于“采风”一说，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西周，而“田 野工作(Fieldwork)”这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术语，却是随 着民族音乐学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地被国内更多学 者使用于民族音乐研究领域。至于这两种称谓的内涵实质及 其与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中的曲曲折折，一直以来都有很多 相关的讨论。在杜亚雄、邱晓嫣的“采风”还是“田野工 作”一文中，作者从“对待民间音乐的态度”、“搜集民 间音乐的目的”、“对待民间音乐资料的方式”三个方面对“田 野工作”和“采风”进行对比阐述，最后“建议以后在民族 音乐学的研究中废弃采风的提法，而用田野工作取 而代之”。并认为“如果我们把民族音乐学

2、当成文化人类学 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我们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一种科学研究 工作，我们就不应去采风，而去做田野工作”。笔者认为，随着民族音乐学这一门学科在世界各国更进 一步的发展和成熟，对其工作方法在理论上做出一个规范、 科学的约束不但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这更有利于各 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国际通用的学科名称下的“接轨”， 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学科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我 们更应该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各国的研究传统，尊重各个研究 阶段中历史存在的事相，只有将事物置于历史中进行全面的 考察，方可做出客观有效的评价。要对“采风”与“田野工 作”进行何者“更科学”的比较，我们必须正视它们在历史 发展中

3、的演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异同之处，回避了这一点，必 然会陷入片面失实的误区。基于此，本文针对“采风”还 是“田野工作”一文（以下简称采风”）中的某些观点， 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一、中国的采风”“采风”一文对采风”的考察，从三个时段、三个 方面进行，即古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近十多年来” 三个时段和对待民间音乐的态度”、搜集民间音乐的目 的”、对待民间音乐资料的方式”三个方面。得出的结论为 采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 王者所以观风俗？熏知得失？ 熏自考正也？熏还要对风进行加工、整理和改造？熏 使符合主流文化的要求和利益。在为旅游者提供的采 风中，民间音乐更是被扭曲了。采风者是商品的消费 者？熏被采风

4、者则是商品的制造者？熏他们不过是按采风 者的要求提供表演服务罢了”。当笔者沿着这条线索再对采 风”的实质内容进行一番梳理之时发现，采风”除了显示 “采风”文中所列举的劣质”现象之外，亦有更多积极 可取之处。也正是采风”中的这些积极因素极大地促进了 中国相关音乐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它是中国音乐研究发展史 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以下是笔者对中国本土采风”的认 识：（一）古代米风制度“传统”是以前时代留下的一种文化，我们可以超越习 俗和限制，但却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采风”在中国自西 周以来便已出现，虽说西周时期的“采风”在现在看来并不 能纳入“音乐研究”的范畴，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 的一个传统。

5、“西周的采风制度，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规定的。其目的是要通过民歌来观察人民的反映和对统 治者的情绪，同时是要利用民歌作为统治的工具。”但“在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从其主观意图出发所推行的采风制度， 就其客观效果而言，却也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经过了 选剔和修改，它仍然因此而为我们保存和传下了不少劳动人 民集体创作的优秀诗歌，只要能揭开其表面笼罩着的迷雾， 剔除其歪曲的成分，我们仍然能够从而看到我们现实主义的 早期源头。”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等等，都是古 代“采风”制度中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是中国传统音乐极 具价值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为其中的一些被套上适合于统 治阶级利益的诠释，而对历

6、史上客观存在的“采风”全盘否 定。“采风”一文亦以不小的篇幅提及我国古代“采风” 的目的，以及当时“采风”者对待所采之“风”的态度，这 也是“采风”行文的一大论据。至于中国古代“居高临下” 的“采风”官员与20世纪西方“虚心学习”的“田野工作” 者之间的对比，笔者将在下一部分中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二）20世纪初至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采风”工作1. 学术思想的影响20世纪初至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思 想“深深地烙上在西方已渐成体系的比较音乐学思想印记， 这种印记显示出它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比较音乐学学派：其 一，是西欧比较音乐学学派的学术思想烙印，其研究成员构 成主要是专职音乐学家，

7、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世界各民族音 乐，研究目的和任务主要是为构建与完善科研型的音乐学理 论，这里试将具备此特征的学术思想格式化为科研型民族 音乐理论研究思想，其代表性人物以音乐学家王光祈为例; 其二，是东欧民俗音乐学学派的学术思想烙印，其研究对象 主要是与专业音乐类型相对应的民间音乐类型，研究目的和 任务主要是为创作和发展艺术型的新音乐作品服务，这里试 将具备此特征的学术思想格式化为创作型民间音乐理论研 究思想，其代表人物以吕骥、安波、冼星海等左联旗 帜下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为例。”在这样 一种学术思想背景下，“采风”作为相关音乐研究中最为重 要的一项工作，必然在实际操作中有所倾向性。

8、2. “采风”工作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被引入中国之前的很大部分 时间里，中国的相关研究，都是在“采风”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中国的“比较音乐学”时期，就有一些音乐工作者在民族 音乐研究方面做出特殊的贡献。如刘天华先生就是我国民族 音乐研究事业开一代先河的人物，他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 行，在赴天桥收集锣鼓谱时染猩红热，最后为此付出生命。 如果没有一种对民间音乐的尊重与虚心学习的态度，没有一 种为所做事业的贡献精神，又何以会有这样伟大和令人敬佩 的举动？到了 “民间音乐研究”时期，文艺工作者主要致力 于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并力图把它与音乐创作实践和“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这

9、种“采 风”与音乐创作的密切结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必要的， 对于特定历史下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音乐运动，其目的性以 及音乐家们对待民间音乐的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进入民 族音乐理论”时期，音乐学者广泛地和民族学、民俗学、社 会学工作者接触和配合，实地考察和收集民族民间音乐活动 的目的也从开始的更注重“为创作服务”而逐渐转向对音乐 学自身建设的关注，成为一种为音乐学研究为服务的调查。 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采风”活动有两次：一次是1953 年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组织进行的对于山西河 曲地区民间歌曲的采访活动，这是当时就一个地区的一个“乐种”进行调查的范例；一次是1956年中国音乐研究所

10、 组织进行的对于湖南民间音乐的普查，这是对于一个更大地 域范围内的“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全面调查的一个范例。 在此期间，具有突出贡献的有方暨申先生对于侗族音乐文 化，特别是对“侗族大歌”和“拦路歌”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及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的发表。在今天看来， 他当时所用的研究方法，与文化人类学家强调的所谓“住居 体验”和民族音乐学对于“田野工作”的规范要求非常类似， 至今都不是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所能普遍做到的。如果方先生 当时进行“采风”的目的就是为了 “改造”或是抱着一种“高 高在上”的态度去“体察民情”，那也就不会有侗族拦路 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这一成果了。在萧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大陆19

11、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 编年与个 案的第六章中，对中国音乐研究所第一代音乐学家们于 20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实地考察的个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 中杨荫浏先生所做的贡献最为让笔者感动。在杨先生所编写 的苏南吹打曲中出现了极为有价值的“乐器说明”、“符 号说明”、“常用术语说明”等内容，充分注意到了记谱中的 节奏节拍等问题。如果对所录资料没有充分的尊重和科学严 谨的态度，何苦再做这些细微繁琐的工作？这样的例子，在 那一时期不胜枚举。（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采风”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介 绍到中国。随着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逐渐确立了其自身的学

12、科地位，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 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绩。一些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立志建立起既与国 际学术界相通，又适应于我国国情的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 派。在这样的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一 项重要工作一一“采风”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这个时期 的“采风”工作，在前一时期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吸取了西 方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朝着更有效、更规范的方向发展，在 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在中国音乐研究的方法论方面 也已收获丰富成果，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民间音乐采访 手册中，详尽地对“采风”工作做出了要求，其中就有 关于民间音乐记录的要求，这当然也包

13、括了 “对待民间音乐 资料的方式”。这一时期的“采风”工作，为我国的音乐研 究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音乐工作者们所付出的艰 辛劳动及他们的工作态度勿庸置疑。随着各国的民族音乐学 研究在国际上更加广泛的协作与交流，采用一种国际通用的 名称更便于学术上的交流。一些民族音乐工作者开始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了西方“田野工作”的这一称呼，但也有些人仍 沿用“采风”的叫法。“采风”与“田野工作”在这一时期 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不同名的相同工 作。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变成商品，也就有了“采风” 文中提到的所谓“文化风情采风基地”，在文中涉及到两组 关系：“采风者”等于“商品消费者”、“被

14、采风者”等于“商 品制造者”，形成这一组关系的背景是“为旅游者提供的采 风”。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采风在新时期 商品经济浪潮下的一种表征，但它却不是研究工作的实质。二、“采风”与“田野工作”之比较(一)关于“田野工作”1.西方“田野工作”“田野工作(Fieldwork)” 一词来自人类学。如果从历 史的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田野工作”同样经历 了历史的变迁，它的实质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民族 音乐学的历史可以说是田野工作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重 叠的时期：一是1890-1930年，主要特点是小规模地集中 收集歌曲和乐曲，并对文化背景有所注意。常由传教士或民 族志学者录音，

15、而将分析和解释留给音乐学家去做，称作扶 手椅式的研究。二是20世纪之交，也是收集小曲，但注意 录制完整曲目，将保存看作主要任务。三是1920-1960年， 其特点呈多样化，如继续专注于录音，在一个社区长期居住， 对文化背景日益敏感，试图从一个小社区、一个部落或一种 民间文化出发理解整个音乐体系。四是20世纪50年代初起， 开始强调参与，研究者成为学习当地表演、即兴和创作的学 生。五是1960年以来，与以前不同的是，不求综述，而严 格局限于专题研究，但前面必须要有一部总的民族志大量的 研究和录音，还可以研究一种仪式，包括对其背景及表演者 个人的研究，此外也研究表演实践或即兴等。由此可见， 西方的

16、“田野工作”因为各时期的研究侧重及研究理念的不 同，具体的工作操作也会有所不同的倾向。2.中国“田野工作”“民族音乐学”自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逐渐兴起并不 断发展之后，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一一“田野工作（实地调 查）”也开始为国内民族音乐研究者重视与利用，相关的理 论成果相继出版，如伍国栋、杜亚雄不同版本的民族 音乐学概论中均呈现了 “田野工作”（实地调查）的理论 及方法，从理论层面及实际操作层面都做了较为系统的介 绍。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在多个研究领域中，也取得丰硕 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详尽细致的田 野考察上，并以所获得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研究。11 尽管研究者从各自的不同研究侧重出发展开研究，但“田野 工作”已然成为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并在不断的研究工作推进中，逐渐以“田野工作